臥底網戒學校

高盛已經做好準備了。這將是他第3次以學生的身份臥底一所戒網癮學校。

高盛今年20歲，正在讀大學。他初中時通過豫章書院的新聞第一次知道了“戒網癮學校”的存在。高中，他最好的朋友被家長送進戒網癮學校，他決心要做些什么。2024年，高盛考入大學，開始和朋友們針對戒網癮學校進行“臥底行動”——以學生的身份被“送入”學校。

過去1年，高盛參加過兩次類似行動，一次在去年8月，一次在今年7月。這兩次“臥底”都成功拿到了校方虐待學生、強制抓人的證據。

針對戒網癮學校的臥底行動一直存在，在高盛這樣參加行動的人看來，這些行動的主要目標都是拍照錄音取證。戒網癮學校大多奉行“隔離”和“暴力矯正”，虐待學生的新聞并不少見，但因為 “受害者”通常是被監護人強制送來的未成年人，所以很難報警立案或留存證據，即使出校后也基本只能依靠輿論維權，所以“臥底”格外重要。

依據高盛的感受，這些臥底活動大部分組織松散，很多就在QQ群里發起。這些群往往是受害者組織建立的，加上受學校所在地的限制，流動性也很大。高盛屬于參加活動頻率較高的人，他每次的工作都是扮演學生，被送進去臥底，承擔的風險也是最大的。

高盛說，他最初參加行動的目的其實“主要是為了爽”。“我特別看不慣它們（戒網癮學校），每次把它們搞得不爽，讓它們要關學校、換地方，我就特別爽。”

他們這次的行動目標是一所全國連鎖的戒網癮學校。直接參與行動的有3個人：高盛、張常勇和王宇航。高盛偽裝成一位問題少年，進入戒網癮學校臥底；張常勇扮演家長，王宇航則負責線下拍攝取證和應對可能發生的暴力沖突。

扮演家長的張常勇會事先與學校的招生老師溝通，讓對方登門抓捕“兒子”高盛。在抓捕過程中，高盛和王宇航會進行隱蔽拍攝，錄下校方強行抓人的證據。高盛被帶到學校后，再用藏在鞋中的錄音筆取證。

高盛臥底的戒網癮學校正門

9月24日，21:03

張常勇今年36歲，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和一個5歲的女兒。他參與行動的主要目的是拍一部與戒網癮學校相關的紀錄片，用他的話來說，是一個“個人藝術項目”。在這次行動中，他叫張常勇，是高盛的父親。

許多戒網癮學校都會在短視頻平臺發布宣傳，視頻內容主要是校園日常或青少年心理問題科普。它們會在簡介中打上“叛逆”“行為矯正”“青少年心理咨詢”之類的關鍵詞，算法會把視頻推送到有相應需求的家長眼前——文化程度不高、職業是貨車司機的“家長張常勇”就這樣看到了一家戒網癮學校，他打電話過去咨詢。接電話的是一位姓王的招生老師。

抖音搜索“戒網癮學校”，宣傳與曝光視頻會一并展現

“我特別頭疼……前兩天，他班里一個女學生家長來找過來了。”張常勇對王老師說出自己的“設定”。

“她父母呀？哦，早戀了？”王老師應對自如，“早戀了……很正常，上這兒來的孩子都是十四五歲早戀的。家長找你們啥意思啊？”

張常勇告訴王老師，自己經常不在家，女孩的家長找上門來，說要去學校門口打自己的孩子。

“那只能隔離環境了，學也別上了……人家急眼是正常的呀。”王老師說，“這個東西沒辦法控制，誰都年輕過……但是太早了，就是太早了嘛……”

“來年……再努力一下，就要考高中了。”張常勇支支吾吾，表現出一個父親的擔憂。

“不是，你先別說學習的事了，到時候人家翻臉不認人，再訛你。”王老師說，“明白不？到時候再整出個小人來……我們這兒接收男孩子多了，都是提前把孩子弄過來，最起碼省心，不用擔心了，學習先放一邊。”

“他這個年齡……不敢整出小孩來吧？”張常勇問。

“可拉倒吧，”王老師不假思索地反駁。“前年有一個14歲的女孩，她爸半夜送來的，一看孩子，脖子、臉都讓她爸給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后來孩子說，自己跟男朋友在一起了。我趕緊跟家長說，給測測吧，一測，懷孕了……只要女孩來月經，她就有機會懷孕，不管13、14歲，明白不？”

“你說得我越來越害怕了……”張常勇說。

“你害怕啥呀？我沒嚇唬你，我給你說的是這道理，明白不？我沒嚇唬你，我嚇唬你干啥？”王老師說，“隔離環境嘛，你找我不就找對了嗎？”

王老師繼續教張常勇怎么把高盛騙過來，“過幾天你回去，跟孩子說，反正你現在不好好上學，你跟著爸爸跑一趟車，跟爸爸去玩去，不就得了嘛。到了（學校附近），你就發位置，但是你不能告訴孩子。我們去接……1公里2塊，來回4塊，你就給個路費，再給5000塊錢定金，先把孩子接過來。接完了之后，孩子入校之后再補款就可以了”。

王老師告訴張常勇，戒網癮學校的學費是半年39800元，“包吃包住包培訓”，先交“接孩子”的路費和5000元定金，孩子送進去后3天內補足余款。

張常勇做出為難的樣子，說時間有點緊，錢不好湊。

“都一樣，我們也不好干，我們也不好干。有的學校，半年12萬，咱們才3萬多塊錢。”王老師說，“12萬不說，（他們）還有隱形消費，還扣多少錢定金，孩子在里面還能賣東西，消費可高了。他們可有名氣了，但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費得起的，還有亂七八糟的費用，被褥單掏錢，啥都單掏錢。咱們一次性全包了，有個孩子，山東的，在那沒好，家長又把孩子送這兒來了。”

張常勇問王老師，到了地方以后，怎么把孩子送到學校里。

“我們帶呀。”王老師說，“100個孩子，99個我們都是上門接的。接孩子的時候我們也是用善意的謊言騙，說手機網絡調查，每個孩子都有手機，我們不說你手機碰了啥，就說配合調查一下，一會兒就回來。上車就直接拉走了——你只要把他騙到這邊，我們——你把他哄過來，我們就能接。你甭管我們咋接，我們都能接。我們這一行干了七八年了，一年可得接點孩子呢，天天都接，有經驗……告訴你，只要能見到孩子，都百分之百能接走，聽懂了嗎？”

百度搜索“戒網癮學校”，排名靠前的多是學校官網

10月9日，8:00

10月9日，我從北京出發前往戒網癮學校所在地，和他們一起行動——王老師力邀張常勇考察學校，我有機會裝成高盛的哥哥，替張常勇來考察戒網癮學校。

按計劃，我會先了解學校，然后跟隨教官前往高盛租住的地方，目擊抓捕的整個過程。屋內已經提前藏好了攝像頭，錄下整個抓捕視頻，而后高盛會攜帶錄音設備進入學校取證。等一切完成后，我再以高盛哥哥的身份把高盛從學校帶出來。

這所戒網癮學校位于一個村子的西南角，距離縣城約20公里。村子不大，西面靠著河，其余三面都是農田，低矮的平房自西向東鋪開。西邊村口立著一塊公交站牌大小的藍色路牌，上面寫著學校的名字，牌子上有個箭頭，指向學校大門。

這里被高墻環繞，從外面只能看到一扇古銅色鐵門，鐵門左側掛著“立信企業”和“愛心企業”的牌匾，后面還有一層鐵柵欄門。最里面是一扇影壁，上面有“錦繡前程”4個字。

進入戒網癮學校大門，還有另一道鐵柵欄門

學校的主要建筑是一棟3層高的宿舍，所有窗戶都被防盜欄封住，通往二樓寢室的樓梯口有一道鐵柵欄門。從宿舍向下看，樓下的操場和籃球場都被大約兩人高的圍墻圍住，圍墻頂部有鐵絲網，還加蓋了一道向內傾斜的圍欄。這些都是防止學生逃跑的。

一位李姓教官帶我參觀消息。他向我介紹學員的日程：早上6點起床，上午全是“跟部隊一樣”的軍訓，中午12點到2點午休，下午靈活安排“感恩”或國學課程，晚上則組織觀看《新聞聯播》和《社會與法》。他向我補充，在學校里，教官與孩子同吃同住，一間宿舍住1名教官和5個孩子。

我問李教官：“高盛來了之后，要是不愿意呆在這里，又打又鬧怎么辦？還有，出來了會不會恨父母？”

“這里打不了架，”李教官自信地表示，“罵老師罵教官都是不允許的，肯定屁股上踹兩腳。孩子回去，只有沒改好的，沒有恨父母的。”

下午1點50分左右，我見到了校長龍軍。他是一位略微發福的中年男人，臉上堆著笑容。午休結束，學生們穿著迷彩服從寢室走出來。我站在樓梯口看學生下樓，學生大多曬得黢黑，沒人說話，所有人都面無表情地低頭趕路。有的孩子會好奇地打量我一眼，又立刻低下頭去。我攔下幾位學生，問他們這里感覺怎么樣。

一個身材高大的男生告訴我，他已經來了3個月。他說，自己以前跟家里關系不好，但現在“可好了”“不跟爸媽干（架）”。說這些話的時候，男孩的右手一直撓著腦后，眼睛也一直看向龍軍。

正在上“智慧啟迪”課的戒網癮學校學生們

一個戴著眼鏡的男孩從樓上走下來。龍軍告訴我，這個孩子前些日子剛進來。“你看他現在這么乖，當時夜里把他騙來時鬧得很兇。”龍軍說，“又要回家，又要打架的，我就抱著他，抱了40分鐘，一直到晚上12點。”

趁著龍軍和其他人說話的工夫，我湊近男孩，悄悄問他：“我弟弟跟你一樣大，你不用說話，點頭或搖頭就好，你想回家嗎？”

男孩猶豫了一會，點了下頭。

我又問：“我應該把弟弟送過來嗎？”

男孩盯著我的眼睛，連著搖了好幾下頭，略帶哭腔地說：“（龍軍）那根本不是抱，就是打。”

行動開始

10月9日下午2點，張常勇把定金談到2000元，付款后，龍軍和3名教官坐上一輛黑色面包車，從學校出發抓捕高盛。我開車跟在面包車后，兩輛車一路來到高盛所在的民宿樓下。為了順暢地把人帶上車，面包車直接停在單元門口，沒有熄火，對著大門的一側車門始終打開。

接高盛的黑色面包車

上樓前，龍軍拿出一份“委托培訓協議書”，讓我代張常勇簽字。協議中寫道，學校6個月的學費是39800元，培訓結束后還有6個月的“質保期”，能夠以每月2000元月的價格繼續培訓，并可以再次提供“有償的接人服務”。協議里承諾，會引導高盛“樹立正確價值觀、學會感恩、養成良好習慣”。

協議中列明，監護人要學生進入學校，需提供戶口本證明監護關系。但實際上，至少在這次抓捕中，什么都不需要，張常勇僅憑編造的高盛身份證號就可以讓教官上門抓人。

我、龍軍和3位負責抓人的教官站在一起。兩位教官穿著迷彩服，另一個教官穿著黑色便裝。他們身高都在一米八以上，又高又壯。行動前，他們套上黑色的防刺背心，用力拉緊魔術貼綁帶。

教官們面無表情地走進狹窄的電梯，全程一言不發，我只能聽到電梯運行的低頻嗡鳴和教官們粗重的呼吸聲。電梯運行的過程中，龍軍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壓低聲音和我說：“我們等下先說他瀏覽不良網站，讓他跟我們走。如果不行的話，就得強行（抓人）了。”

電梯到達6層，教官們走到房門前，張常勇之前已經給了他們房門密碼，沒人敲門，一個人直接輸入密碼，密碼鎖發出“已解鎖”的聲響，房門被猛地拉開，所有人一擁而入。

進屋前，龍軍跟我說，我出現在現場容易“讓孩子情緒激動”。我因此躲在門外的樓梯間里。屋里很快傳來教官的低吼：“跟我們走一趟，接受調查！”然后是高盛的聲音：“你們是誰，憑什么？你們有證件嗎？具體是什么事？”

屋內的攝像頭記錄下了全部過程。龍軍與高盛對話時，一名教官溜到高盛身后，趁高盛說話的機會迅速用胳膊勒住了他的頸部，其余的教官立刻控制住高盛的四肢。

高盛被4個教官抬離地面，他掙扎著擠出聲音：“再動手我就要喊了啊！”

“你隨便喊。”龍軍滿不在乎地說。

高盛開始大叫：“別動我！救命！報警！”但沒有鄰居開門，高盛掙扎著被塞入電梯。

高盛在電梯里被教官控制

我轉身順著樓梯回到一樓。按原定計劃，高盛要在公共場合掙扎喊叫，王宇航再以路人身份阻攔拍攝，最好能有高盛掙扎逃跑再被抓回的場景，這能為曝光視頻提供更多素材。

被抬出單元門時，高盛繼續大喊“報警”，控制住他身體左側的教官用胳膊肘連續擊打他的胸口。我聽見手肘撞擊高盛胸腔的聲音，掙扎和喊叫忽然停止了。

這時，王宇航出現了。他湊近車旁，拿著手機，一邊拍一邊問：“要報警嗎？”但他看到高盛閉著眼，沒有任何反應。王宇航沒再阻攔，高盛被直接丟進面包車里，車輛立刻發動，駛出小區。從高盛被抬出單元門，到被塞入面包車，用時不到1分鐘。整場抓捕用時僅6分鐘。

10月9日，15:17

高盛被抓走后，我和王宇航返回民宿，開始整理視頻素材。

王宇航和高盛設置了3個拍攝機位，主機位藏在空調柜機上的折疊雨傘中，副機位隱蔽在茶幾上，屋外走廊頂上還懸掛著一臺監控攝像頭。這些攝像頭錄下的素材將被當做證據，在后續的曝光視頻中使用。

王宇航今年22歲，他的伴侶亞明在2024年被父母送到南方的一所戒網癮學校，他多方求援，救出亞明，此后開始頻繁參與各類反戒網癮學校的線下行動。

王宇航是從陜西過來的，過來時他只穿了一套短褲短袖，全部的行李只有一個巴掌大、塞滿拍攝設備的迷彩腰包。“本來是不需要我來的。”王宇航對我說，“不知道因為什么，忽然跟我說，必須要你來，所以我被緊急召集了。”

行動在國慶期間，車票緊張，王宇航沒買到坐票，只好坐了16小時的無座火車。他告訴我，他曾經坐過更長時間的火車，“也是這么站過來的……20個小時的硬座、30個小時的硬座，這也很累，但其實對我來說是常態化的，我一個月能坐32趟這樣的車。”

為了省車票錢，王宇航常坐綠皮車參加行動

“支撐你做這些事情的動力是什么？總得有一個原因。”我問。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人在受苦。”他說，“我小的時候遭受了很多的家庭虐待和傷害……我家里人沒有一個不虐待我的，他們會拿著鉗子把我的指甲拔下來，你知道嗎？因為六一兒童節我想要10塊錢出去買擦炮，他們不給，我偷了10塊錢，剩下6塊錢，被他們發現了。”

自2024年7月開始，王宇航一直奔波于各種行動之中，談判，配合提交證據，救人，去取證，裝設備。“我很忙，非常的傻×。”他說。

一次行動費用大約在5000—10000元之間，主要用于租車、買工具、線下住宿等。王宇航總結，“我有錢我就會出”。他沒有固定收入，所有的行動資金都靠他父親留下的20萬元遺產。這筆錢現在“基本已經花完了”。在我們見面的前一天，王宇航的房東還在催他交1000元的房租，“會怎么辦，我也不知道”。

王宇航并不太在乎自己的個人生活。他告訴我，2024年冬天，他在一次救援中投入了非常多的錢，甚至包括支撐受害者的后續生活。“當時已經11月了，我還穿著短褲，短褲中間開裂了，因為走得太多磨掉了。我就那一件短褲，我只能穿著開襠褲出門，我甚至吃的肉都是拼多多買的，五六塊錢一斤。我沒有鍋，我的鍋都是借鄰居的。交完房租之后我甚至沒有錢買鍋了。”

戒網癮學校接待室中掛滿家長送來的錦旗

但他顯得不在乎這些，他說他想要“反抗我能看到一切部分的不公”。他清楚自己因為童年的經歷而患有精神分裂和重度抑郁，病情最嚴重的時候，他“連瞳孔聚焦都不行”，他說他要用“讓自己成為某個理性的一部分”的方式完成這些行動。

“我父輩以及母親對我的掌控造就了我的創傷，造就了這樣的傷害，讓我過上了這樣痛苦的生活。”他說，“為什么我會遭受這種虐待？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我不愿意承認他們是對的，我不愿意低頭。如果我在他們的暴力之下屈服了，那是否證明我失敗了？如果我在他們的暴力下低頭了，是否代表他們是正當的、正義的？如果我因為他們的傷害就沉淪了，選擇去酗酒，選擇去濫交，選擇去嗑藥，選擇去自殺，選擇去自殘，那是否代表著我失敗了？”

“反抗本身就是一種踐行自己的方式，是我沒有向絕望低頭的一種表現。”他向我總結，“反抗就是一種正反饋，反抗本身就是一種正反饋。”

我問他：“你希望通過這些行動達到最終的什么目的嗎？”

“我覺得抗爭是永遠不會結束的，永遠不要想象抗爭到底能得到一個什么完整的結果……”他說，“你問我做這個東西為了什么，我認為是對抗虛無的一部分。我們這些人活在虛無當中，對抗虛無的態度就是抗爭，對虛無本身進行抗爭，因為最起碼你還在抗爭。”

10月9日，18:31

行動開始前，高盛在群里交代，無論如何都要在晚上6點半前接他出來，他要在10點前趕高鐵回學校。作為他的“哥哥”，我要把他帶出戒網癮學校。

我很擔心無法接出高盛，擔心他被打傷，擔心臥底被識破，也擔心自己會被扣在學校。我問張常勇，怎么才能接出高盛，可能存在什么風險？

戒網癮學校中的籃球場，通常作為學生們軍訓的場地

張常勇對此絲毫不焦慮，他告訴我，比起把孩子送進去，把孩子接出來容易得多。他說：“只要家長去要人，他（戒網癮學校）肯定會給。”他編了一個理由——哥哥目睹了綁走高盛的過程，覺得不對勁，在家族群里談論此事，高盛的奶奶著急了，讓張常勇必須接出高盛。

10月9日晚上6點半，我一個人開車來到學校.車停在鐵門前，我連按喇叭催促開門，大門很快打開，龍軍和一群教官把高盛帶到學校門口，我能隱約聞到他們身上的酒氣。高盛只穿了一件短袖，在室外凍得發抖。

我向龍軍抱怨他們打高盛，龍軍滿臉堆笑地否認了。“你可以上網搜，都是這樣強制性的。”龍軍向我解釋，“要是他聽話就不用來這兒了。現在他回去的話，他爸肯定很難受。”

我和高盛沒有再說什么，上車離開。車駛出沒有路燈的村莊，沿著河堤一路向北，我要先回民宿取高盛的行李，再把他送到火車站。

車上，高盛一邊取出藏在鞋底的錄音筆，一邊和我解釋，為何自己在被帶上車時沒有一點動靜。“他們勒我脖子，快勒死了，我跟你說……接近勒暈了，頭特別漲，眼前有點黑，再多一會兒就暈了。”

為了躲過戒網癮學校的搜身，高盛把錄音筆藏在鞋里

“如果我帶了拍攝的東西就好了，”高盛說，他的語氣有點惋惜，然后開始憤怒起來，“他們上課的時候拿蒼蠅拍抽前面學生的臉，好像因為上課說話還是什么……還有特別過分的，讓學生把臉側著躺在桌子上，教官拿膝蓋跪到他臉上。”

高盛坐在副駕駛開始抽煙，從車窗的小縫里把煙灰彈到窗外。他告訴我，在臨走前，教官對他的態度轉變很大。教官們把他叫到門衛室，熱情地邀請他一起吃酒菜。教官們還說，這里是個好地方，讓他下次把課本帶過來復習，又向他解釋，下午的抓捕是“鬧著玩的”，是為了安全地把他接過來。

突然的友善是為了錄制一段免責視頻，證明學校沒有暴力對待高盛。教官在門衛室里想引導高盛說出自己沒有挨打，再用手機錄下來。而高盛用模糊和沉默來應對。“他們沒有逼我一定要這么說，但是如果我不這么說，（他們）就會再錄一遍。”反復錄制了三四遍未果后，教官們最終放棄了。

我一邊開車一邊聽高盛說話，這時，王老師給我發來微信。

“接孩子都這么接。”王老師說，她連著發了好幾段語音，“不這么接來不了，也沒打他，也沒罵他……警察的孩子，律師的孩子，什么孩子都在這兒呆過。咱們這學校都開了七八年了，全國連鎖……網上不都這么接孩子嗎？那孩子在家，孩子跟孩子之間都有那種親密接觸了，人家女方家說打就打，說你強奸就強奸，說訛就訛，你讓孩子往哪兒去啊？”

她還在勸我把高盛送回去：“跟他爸爸聊完了，過后兒送來，知道不？”

我想了想，回復：“我覺得你們這種綁架的形式肯定是不行的。我看著都接受不了，孩子父母也接受不了……說難聽點，你這是違法。”

她在微信語音里的聲調明顯提高了：“你別跟我談違法的事兒，孩子你也接回去了，咱倆別說話了……你別跟我講那違法，我們都接了幾萬個孩子了，沒有一個家長說我們是違法的。要不然，不可能開七八年，全國連鎖五六家呢，你別跟我說了。”

高盛有些失望，他覺得這次臥底沒能拿到校內的虐待證據。去火車站的路上，他疲憊地癱坐在副駕。我們開始聊學校里發生的事情。慢慢地，話都說完了，可能因為車外太冷，高盛把自己蜷縮在椅子里，時不時翻看手機，回一些行動群的消息，他一直擔心趕不上火車，準備隨時改簽。

趕回學校后，高盛還是錯過了宿舍的門禁。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除王宇航外，其余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