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軍校最特別的三位學員，任職高，殲敵多，名聲大

建立于1902年的保定軍校一直被稱作“北洋的刀鞘”。九期學員合計三千余人，既有昔日叱咤上海灘的督軍，也有后來的臺北政壇梟雄。但要在浩如煙海的名錄里挑出三張最特別的面孔，多數史家都會鎖定同一個組合：陳誠、薛岳、白崇禧。有人笑說，這三人各占了一個“最”：官職最高、殲敵最多、名聲最大。

先看官職這一欄。陳誠，字子清，浙江青田人，1919年踏進保定校園時不過二十二歲。畢業后，他追隨蔣介石輾轉閩粵，在北伐中表現搶眼，1935年升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從此一路高升。1943年兼空軍總司令；1946年又掛上“行政院院長”胸牌；1948年成為“副總統”。臺灣時代的政府高層座次里，陳誠始終排在蔣氏之后。有人暗里打趣：“連宋子文都得先敲陳家的門。”任職之高，在所有保定畢業生里幾乎沒有對手。

殲敵數字最驚人的，則要抬出湖南省平江的薛岳。清末生人，保定第五期，練就了一副“進攻型統帥”的硬骨頭。1938年的萬家嶺、1939至1942年的三次長沙會戰，他指揮第九戰區把日軍拖在湘北一塊并不富饒的丘陵地上反復磨損。參戰的第106、34、6師團都被打殘，合計傷亡九萬上下。1944年薛岳再度調回沿海，主導浙贛防御，雖然沒擋住日軍的“一號作戰”，卻讓對方付出不小代價。抗戰終了，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內部總結，“第九戰區正面損耗比例”高居各戰區第一。薛岳本人因此得了一個外號：“長城將軍”。

名聲最響，非白崇禧莫屬。廣西桂平人，保定第六期，“小諸葛”這個綽號從1927年武漢時局就開始傳播。成名戰是臺兒莊，實任副總指揮的他把李宗仁的命令切成十幾段逐級下發，硬生生把雜牌軍拼成一支攻堅隊，令第十師團成瀨乃喜次吃盡苦頭。抗戰后期，白崇禧改任副參謀總長，在重慶大后方主抓戰略規劃。1944年的桂柳會戰，他從幕后跳到前臺，指揮桂系部隊打“穿插反包圍”，雖未徹底收復失地，卻讓日本南方軍司令部連夜換人。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東京日日新聞》刊出“日本眼中的三個半軍事家”：德軍的曼施泰因、蘇軍的朱可夫、法軍的戴高樂，加上“半個中國人”白崇禧。敵方媒體都給他面子，民國將領里并不多見。

陳誠與薛岳、白崇禧在政治立場上并不完全一致，但三人經歷交錯頻繁。1937年廬山軍事會議，他們同坐一張長桌；1949年廣州“非常會議”，薛岳主持軍務，白崇禧負責部署，陳誠則在臺北遙控指揮，幾封電報來回，已能看出彼此性格。有意思的是，1950年后陳誠主推“戰備動員委員會”，文件中多次引用薛岳關于戰區防御的舊案卷；白崇禧則在香港寫《近代兵制沿革》，書里對陳誠的后勤改革評價不低。這種亦友亦敵的關系，倒成了研究民國軍政史的一組絕佳樣本。

試想一下，保定軍校當年的課堂不過幾間青磚瓦房，講授的卻是普魯士操典、山地炮兵、野戰筑城等冷門課程。教官或許不會想到，短短幾年后，自己的學生一個成了行政院長，一個改寫了湘北戰局，另一個連東京記者都得敬稱“諸葛”。不得不說，教育和時代氣流的疊加，有時能造就出不可復制的個人履歷。

三個“最”背后，仍有共性。其一，早年均受北洋軍制訓練，講究團隊協作；其二，在抗戰關鍵節點都選擇硬碰硬，未嘗倚重“保存實力”那套保守思路；其三，權力來源都與地域派系交織，但本身專業素養足以跳出派系局限。這三點，也解釋了為何他們能在龐雜的民國軍政網絡里脫穎而出。

遺憾的是，陳誠1954年病逝臺北，年僅五十三；薛岳1980年客死高雄，耄耋卻難返故土；白崇禧1966年于臺北故居猝然離世，至終未了“回桂”的心愿。縱使結局各異，保定軍校“官高、殲敵多、名聲大”的旗幟，已與他們牢牢綁定。后世翻閱檔案，經常把三人串讀，再用一句“保定三杰”簡單概括。精確與否見仁見智，但他們留下的史實——臺兒莊的碾壓、長沙的埋伏、臺灣政壇的權力演化——仍在檔案館里靜靜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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