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去，需要的不只是勇氣

人類對長壽的追逐像一臺永動機，從未停歇。不過你是否想過，“活得長”與“活得好”不一定結伴而行，當長壽伴隨著身體朽壞、尊嚴喪失，閣下又該如何應對？說到底，如何有尊嚴地走向生命終點，才是我們要直面的命題。王一方《醫生不曾告訴你的生命哲學課》，從醫學人文視角剖析長壽與尊嚴的矛盾；吉安·波拉西奧的《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以冷靜筆觸探討生命終點的醫療選擇與自然法則；歐文·亞隆夫婦的《生命的禮物：關于愛、死亡及存在的意義》，則以親身經歷展現臨終時光的溫度與存在的意義。三本書從不同維度打開思考的窗口，指引我們直面生死，探尋向死而生的可能。

人生苦短

古人用“千古艱難惟一死”來形容人類面對死亡的極度恐懼。的確，螻蟻尚且惜命，何況具有主體意識的人呢？一部人類發展史，也是一場人類不斷與時間拉鋸、為自己續命的超長馬拉松。

史前時代，人類的平均壽命僅20歲上下，今天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放到遠古社會，已接近人生終點了。進入農業文明，平均壽命逐漸拉高，達到35歲，刨去奇高的嬰幼兒夭折率，一個成年人大概率能活到四五十歲。60歲是道坎，孔子談人生，講到六旬之年打住，恐怕是因為再往后他也沒把握，故存而不論。70歲是又一道坎，人生七十古來稀，非常稀罕。

圖源：視覺中國

古代人的平均壽命為什么很難提上去？原因很多。生產力水平低下，多數人長期吃不飽肚子，營養不良，加上科技落后、醫療匱乏，是折壽的普遍因素。要是再遇上天災人禍，老百姓就更難覓活路了。

翻開《古詩十九首》，多有對生命易逝的悲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對亂世中人來說，“命不久矣”是懸于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于是一再發出“人生苦短”的浩嘆。

直到18世紀工業革命爆發，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衛生的興起，人類平均壽命從古代的35歲上升至1950年的46歲，足足提高了11歲。時至今日，全球平均預期壽命增加至73.3歲，并且還在往上走。投入上億美元研發長壽科技的俄羅斯富豪謝爾蓋·揚甚至聲稱，未來人類有望活到200歲，“永生”也并非遙不可及。

壽則多辱

但事情恐怕沒謝爾蓋·揚所聲稱的那么簡單。要知道，活得長不等于過得好，長壽和幸福并不必然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把長壽這面翻過來，迎接你的或許是幸福的反義詞。

這道理其實古人都講透了。莊子就認為“壽則多辱”，意思是與年齒漸長相伴隨的是軀體的朽壞、疾病的困擾及尊嚴的喪失。這樣的“活著”，有何質量可言？18世紀英國作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記》中，記敘自己去過一座小島拜訪神奇人種斯特魯格布魯德，他們可以活到1000歲，然而活到90歲，斯特魯格布魯德已陷入耳目失聰、腿腳不便、反應遲鈍的境地，往后900多年的漫長余生，只能痛苦地茍活著。

你或許覺得這只是小說家言，但現實里，壽則多辱的情況經常發生。《醫生不曾告訴你的生命哲學課》作者王一方就見過不少。

《醫生不曾告訴你的生命哲學課》，王一方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王一方是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有過長期的臨床經驗，后轉向醫學人文，致力于研究生死哲學、醫學思想史、醫學哲學和敘事醫學。轉向的驅動力，就和他在臨床實踐中見多了老人受“辱”的景象有關。

屈辱首先源于身體機能的衰退。王一方指出，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表現，很多老人因此患上肌少癥。“肌肉量太少會破壞平衡和支撐，導致失能，還可能造成大腦灰質的淀粉樣變，導致大腦退化，也就是失智。”一個行動不便、腦筋糊涂的人，會產生強烈的挫敗感。

拐點往往出現在開車上。不少老人就是在發現失去自由駕駛的能力后一蹶不振的。隨著年紀增長，失能失智的程度會日益加深，老人將越來越多地失去對事物的掌控能力，最終不可逆地滑向精神崩塌。

人工智能或許能彌補這一缺失。“比如，高齡老人能在AI技術幫助下開車上路，這有助于減少他的挫敗感。”王一方說。但人工智能無法破解人類喪失主體性后任人擺布的困境，而這才是人之所以受“辱”的關鍵。

王一方觀察到，現在的情形是，很多老人思想開明，早已看淡生死，只求臨終時走得不痛苦、有尊嚴。偏偏是子女放不下所謂的孝道，違背老人明確表示過不進重癥監護室、不插管、不鼻飼的意愿，堅持要醫生盡全力搶救。老人無力抗拒，只能默默承受，其結果反而是徒增屈辱和痛苦。

如何面對死亡，有尊嚴、有質量地走完生命最后階段，不只是老人關心的事情。無論是為了親人還是為了自己，我們都有必要深入思考。

與病共存

首先我們需要明白，人不是生來就長壽的。事實上，前現代社會成年人的平均壽命，可能才是符合生物學規律的。

《生命的最后一公里》開篇，波拉西奧就用冷靜的筆觸揭示了生物為何要死的真相：“每一個生物體在盡可能多地產出后代、讓后代存活下來并照顧到后代進入育齡期之后，該生物體在生物演化意義上的作用就已經窮盡。從此以后，該生物體只會是自身后代在獲取食物上的競爭者，對于基因擴散沒有可見的益處。因此，為有利于自身的物種，該生物體應該盡快終結個體的存在。”照此邏輯，假設一個人20多歲生兒育女，待后代長到相仿年紀，他也就到該離開的時候了，否則隨著勞動能力喪失，他將從價值的創造者變成純粹的消耗者，與后代爭搶生存資源。這違背了自然法則。

《生命的最后一公里》，[德]吉安·波拉西奧 著，悟 實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出版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從兩個維度破解了這一難題。一方面，生產力大幅提高，能供養更多的剩余人口了；另一方面，通過加強營養、改善衛生、發展醫療等手段將壽命活生生拉長，上演了“逆天改命”的戲碼。

但這是有代價的。現代人患癌癥、糖尿病、心血管病等疾病的幾率遠遠高于古人，原因之一就是活得太長。古人較少得這些病，是因為還沒到得病的年紀就已經往生。因此，現代人要享有更長的生命長度，就必須學會與衰老和疾病共存。問題在于如何共存、共存到什么程度？

這并不好回答。如果答案是竭盡所能，共存到不能共存為止，就意味著我們應當忍受屈辱和痛苦，醫院的重癥監護室（ICU）將是最好歸宿。然而，只要親眼見過ICU里那些常年臥床、全靠營養液和藥物維系的病人，你會捫心自問：這種毫無生趣和尊嚴可言的“共存”，果真值得向往嗎？難道就沒有更好的選項了？

在《醫生不曾告訴你的生命哲學課》中，王一方舉了兩個案例：一位癌癥晚期的高齡老人，被家人送進ICU，戴著呼吸機，身上插滿管子，強撐了31天。在這31天里，子女只能在規定時間探視，都沒來得及和老人見上最后一面；另一位患癌老人，在安寧病房住了11天，期間召集子女，回顧自己的一生，并對每個子女提出忠告，最后在親人的陪伴下平靜離世。

從延緩生命的角度說，無疑是前一位老人勝出。但換作你或你的家人，會傾向于哪一種離去方式，覺得哪一種更人性化、更能慰藉死者和家屬的心魂呢？我想，每個人心中自有答案。

當然，像關乎生死這樣的終極問題沒有非此即彼的答案。我們不是要確立排他性標準，而是嘗試在“延續生命”和“有尊嚴地活”之間取得某種平衡，為人生走向終點探尋更多可能性。這就將我們的目光引向了安寧療護。

拒絕“拔河”

安寧療護，亦作臨終關懷，始于英國醫護工作者西西里·桑德斯夫人。長期護理絕癥患者的經驗使桑德斯夫人深刻認識到，病人的痛苦不僅來自生理疾病，還源自精神、心理以及社交等各個層面。因此單純地緩解肉體上的痛苦遠遠不夠，他們需要全面、細致的關懷。1967年，桑德斯夫人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安寧療護機構——圣克里斯托弗安寧醫院，致力于改善臨終者的生存狀況，盡一切努力減輕他們的痛苦。

圖源：視覺中國

波拉西奧指出，正是這一點將安寧醫院和常規醫院區分開來。20世紀中葉以來，由于在手術和重癥監護方面取得了驚人成就，醫學界彌漫著一種“無所不能的感覺”，仿佛沒什么病是治不好的，就算治不了，也要千方百計地延長患者的生命。結果，醫生把死亡當作敵人，出現死亡便是對敵斗爭失敗。在這種思維主導下，“治愈”和“續命”成為醫生的至高準則。

王一方用“和死神拔河”形容這種心態：患者如同一根繩子，醫生與死神各執一端，拼命拉拽。“真正遭罪的是這根繩子，可誰都沒有為它考慮過。”換言之，患者在治療過程中遭受的痛苦，很少被認真對待。

安寧療護要做的，是在確認患者進入臨終階段后，將“繩子”的一頭放松，減輕其痛苦。波拉西奧據此主張，把非必要的、可能引起過多痛苦和副作用的措施減少到最低限度，從而走好“生命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安寧醫院不會像常規醫院那樣，使用鼻飼、輸氧、化療等手段為臨終者續命。

進一步思索，這或許是對醫學倫理的回歸。醫學歸根結底是為人服務的，而不是拿臨終者和死神拉鋸。桑德斯夫人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你重要，因為你是你；你重要，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如何體現這種重要性呢？那就是要以臨終者為中心，充分尊重其主體性。

向死而生

據王一方估算，我國每年的死亡人口約1000萬，其中癌癥患者約占三分之一、340萬人左右，而能夠進入安寧療護通道的僅30萬人。供給不足是一方面。當前，中國設有安寧療護科的醫療衛生機構約4000家，主要集中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且專業醫護人員缺口較大。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觀念問題。據陸杰華、戚政燁的《直面臨終時刻：醫院安寧療護中的妥協與調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一書披露，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死亡仍然是犯忌諱的話題，哪怕醫護人員也往往對死亡諱莫如深，以至于在安寧療護病床總供給量不足的情況下，出現了病床利用率偏低的尷尬景象。

應該承認，竭力挽救親人的生命乃是人之常情，不獨中國人如此，波拉西奧筆下的德國人同樣如此。簡單判定哪一方錯了，試圖去“糾偏”，是輕率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探尋更多的可能性。這方面，亞隆夫婦的經驗值得參考。

美國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師歐文·亞隆和妻子、歷史學家瑪麗蓮·亞隆都是享有世界級聲望的學者。2019年，瑪麗蓮患多發性脊髓癌，化療時一度中風。醒來后，她請亞隆放下手頭工作，合寫一本書。接下來六個月，兩人各自書寫，并彼此交換閱讀。直到有一天，瑪麗蓮決定停止化療，選擇安寧療護，在亞隆和四名子女的環繞下告別人世。妻子去世后，亞隆繼續寫書，直至完成出版。

《生命的禮物：關于愛、死亡及存在的意義》，[美]歐文·亞隆、瑪麗蓮·亞隆 著，童慧琦 等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23年出版

于是有了這本感人至深的《生命的禮物：關于愛、死亡及存在的意義》。在書中，亞隆夫婦以誠摯的文筆回顧了兩人相濡以沫、相愛相知的風雨人生路，又以深邃的思考探討了生命、死亡、愛與存在的意義，特別是當至愛至親之人走向終點時，我們應以何種姿態相伴左右。書中最令我觸動的是這句話：“我們寫作是為了理解我們的存在，即便它把我們掃進了身體衰退和死亡的最黑暗區域。這本書的首要意義是幫助我們度過生命的盡頭。”在我看來，這本書的寫作既是對瑪麗蓮的一種安寧療護，也是亞隆自我療愈的過程。

亞隆夫婦面對死亡的態度啟示我們，死亡是人類的宿命，與其在恐懼和回避中被死亡的陰影所籠罩，不如主動面對，言說甚至與之對話。所謂“向死而生”，就是將生命的最后階段也視為一個有意義的、可參與的過程，通過反思、告別與愛的表達，賦予人生終點以獨特的重量，最終實現對生命整體的理解和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