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我們需要區分到底是嫉妒、怨恨還是憤恨

一

人不比較，天誅地滅。

有比較就會有落差，有落差就會有嫉妒，即使這種落差與道德無關，但只要他人更好的境遇引起你足夠的注意，嫉妒就開始落地生根。

并非所有的嫉妒都具有破壞性。小時候我就特別嫉妒同桌的同桌的同桌，她聰明伶俐又可愛，更致命的是，她不僅像白樺樹一樣站立而且還像小鹿一樣奔跑，為了不自慚形穢，我惟有加倍努力地發展德智體勞——這是所謂“好勝的嫉妒”，它不僅沒有破壞性，而且還具有向上的動力。

比“好勝的嫉妒”更溫和的形式是“羨慕”，比如每當聽說年近不惑的好友趕上了生孩子的“末班車”，我的心里就會感到溫暖的小醋意。

但是在更多的時候，我們既難心平氣和地開始比較，更難心悅誠服地結束比較。所以在羨慕嫉妒之外還有恨——在許多人眼里，這才是真正意義的嫉妒。

康德說，嫉妒就是忍著痛苦去看到別人的幸福的一種傾向。盡管別人的幸福對他本人并不產生任何真正的損害，但只要認為別人的幸福會使自身的幸福相形見絀，嫉妒就已經開始啃噬你的內心。

我相信每個人都曾經在人生的某個階段強烈地嫉妒過某個人。當嫉妒心爆發的時候，你會不由自主地密切關注著被嫉妒者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以至于在某種意義上，你簡直是為了被嫉妒者而活。在嫉妒者看來，被嫉妒者的言行舉止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他意識到自己的悲慘境地，有時候這種情緒是如此的病態，以至于嫉妒者會把它解讀成蓄意的羞辱，這種想象中的蓄意羞辱，恰恰證明了嫉妒者一直在擔心自己有理由被羞辱。

馬克斯·舍勒說有一種“存在論意義上的嫉妒”，這種嫉妒幾近無解，因為它意味著單單因為被嫉妒者的存在，就對嫉妒者造成了不堪忍受的壓力、責難以及羞辱。

1952年，美國康涅狄格州的一個家伙一口氣燒了八輛車，他的理由是：“我買不起一輛汽車，我也不愿意任何別的人有一輛汽車。”對這個家伙來說，燒掉八輛汽車比偷盜一輛汽車還讓他感到滿足。

事實上，嫉妒者最希望看到的正是被嫉妒者“遭到搶掠、剝奪、侮辱和傷害”。他們從不指望在積極的意義上獲得平等的地位——既然你們得到了這些東西，那么我也應該得到這些東西。嫉妒者只想在消極的意義上獲得平等的地位——既然我沒有得到那些東西，那么你們也必須放棄這些東西。

與其通過自身的努力去贏得被嫉妒者的品德、榮譽、財富和地位，不如把他們拉平到和自己一樣低的位置，盡管做到后者并不少費多少氣力。正因為嫉妒具有如此大的破壞力，康德才會把它稱為“憎恨人類的惡習”。

前蘇聯時期，有一個異議人士說：“人群中有一種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沒有大膽說話而有負罪感。他們無法了解別人怎么會有勇氣去干他們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這段話讓我想起兒時聽過的一則寓言，在南方抓河蟹不用魚簍蓋子，因為一旦有別的河蟹想要從魚簍子里爬出去，下面的河蟹就會把它給拽下來。這樣的河蟹精神最利于和諧社會，因為它不去追問加害者的責任，而是在受害者之間互相傾軋和殘害，最終以一種變相的方式成就了和諧與秩序。

二

英語中有一個說法叫做“招致嫉妒的距離”，意思是一切嫉妒的發生，全都來自鄰里間。

我們的確習慣與可比較者做比較。在大多數情況下，乞丐只會嫉妒比他多要到十塊錢的那個乞丐，不會嫉妒朱門大院里的財主。

當然，心理上的距離總是主觀的，人們有時候會忍不住進行攀比。1963年，紐約市的一場棒球比賽剛剛結束不久，一個貌不驚人的臨時工開著小汽車沖上馬路旁的人行道，撞倒了這場比賽的英雄。事后肇事者坦承他與受害人沒有任何關系，此舉純屬非理性攀比惹的禍：誰讓他如此的豐神俊朗、為國爭光？

培根曾說：帝王除了受帝王的嫉妒之外不受他人的嫉妒。這句話只有在一個井然有序的傳統社會才有效，在一個禮崩樂壞、徹底失序的社會里，在一個重估一切價值的時代里，沒有人認為他人天然地優于自己，因此也就沒有人能夠免于被嫉妒。

某種意義上，嫉妒是平等訴求的原動力。一旦乞丐意識到隔在他和財主之間的高墻不是不可逾越的，一旦乞丐認識到他與地主之間的差別是社會不公的后果，嫉妒的手就可以翻過高墻，觸碰到財主老爺姨太太的象牙床。

由此可見，嫉妒不僅是個人的心理問題，它也可能是社會想象和社會建構的產物。羅爾斯說只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嫉妒就會帶著敵意爆發：1、人們對于自身價值和做任何有價值的事情的能力缺乏信心；2、自我與他人之間的差距被社會結構及其生活方式暴露無遺，劣勢群體不斷被強迫提醒他們自己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狀況，這讓他們深深地體驗到痛苦和被羞辱；3、因為看不到改變不利環境的希望，為了減輕痛苦和低下感，劣勢群體相信自己只有兩條出路，要么以自己受損為代價去傷害那些境遇較佳的人，要么就聽之任之變得順從和麻木不仁。

這種由社會結構所塑造、帶著強烈敵意爆發的嫉妒，舍勒將它命名為怨恨(resentment)。怨恨是一種有著明確的前因后果的心靈自我毒害，它的出發點是“報復沖動”。什么是報復沖動？當別人扇了你一記耳光，你二話不說就扇了回去，這不是報復，而是反擊與防衛，報復沖動的本質特征在于時間上的滯后與延宕：將一觸即發的對抗沖動硬生生地遏制住，且退且叫陣：“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咱們騎驢看唱本，走著瞧！”

舍勒說，之所以在當時隱忍，是因為考慮到如果直接做出反抗會面臨失敗。顯然，這種考慮與“無能”“軟弱”相關。在隱忍的過程中，一些無能者會采取情感冬眠的方式，對外界事物的反應變得順從而麻木不仁；一些無能者則反其道而行之，用更加激烈的情感來取代挫敗感，用尼采的說法，從無能中生長出來的仇恨既暴烈又可怕，既富有才智又最為陰毒，它是“最危險的爆炸材料”。

令人深思的是，在一個政治權利、社會財富分配相對平等的民主社會里，社會怨恨可能是最小的；與此相對，在一個內在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中，怨恨也會很小；那種忍無可忍、一觸即發的怨恨，只在一個人人都意識到有權利與別人相比、然而事實上又完全不能比的社會里，才會急劇地累積起來。

在這樣的社會里，怨恨心理的發生過程很可能是這樣的：當你的念頭盯住某項財富的時候（比如街頭呼嘯而過的寶馬車，或者廣告牌上的某棟鄉村別墅），你在幻覺上就已經將之據為己有——因為你深深地認為自己有權利擁有它，但是，很快你就意識到這原來是別人的所有物——你事實上并不擁有它，在未來的日子也不可能擁有它，此時你就會痛感這些人其實是“掠奪了”你的財物！

三

怨恨會使人不分青紅皂白地進行錯誤歸因——“李彥宏又帥又有錢，我為此心懷怨恨”，如果說這還在人類理解范疇之內的話，那么“李彥宏又帥又有錢是為了要讓我怨恨”，則是典型的認知失調以及價值錯亂。

有學者指出，在今天的中國，“體制性遲鈍”正在加速催生“怨恨式批評”，其典型表征就是把中國社會發生的一切問題都歸結為“體制問題”，這當然是一種過于簡單的歸因方式，但是不能否認的是，造成這一后果的始作俑者絕非那些心懷怨恨的普通人。

不久前看到一張照片，一輛掛著特殊牌照的豪車直愣愣地戳在道路中央，與迎面而來的民用車輛對峙。圖片說明這樣寫道：“只有一輛軍車遵紀守法，其余所有的車子都在逆行。”

一般來說，在任何一個政治制度下面，特權者總是“帶有道德上可疑的內涵”，但是謹慎的特權者——不管他是擔心天下大亂還是出于內疚——會低調行事，刻意掩飾這種可疑性，而不是愚蠢地刺激人們的嫉妒心。

事實上，惟當我們有效地證明更多受惠者的優勢地位是不公正制度的后果，或者是偷奸耍滑乃至徇私枉法的后果，嫉妒才不會是“憎恨人類的惡習”，而是拯救人類的良方。因為此時我們就超越了嫉妒與怨恨，進入到以正義訴求為宗旨的“憤恨”。

憤恨的英文同為resentment，但是它與舍勒意義上的怨恨（怨毒）最大的不同在于，憤恨不僅是一種道德上的情感，而且它還是一種社會進步的正能量。按照慈繼偉的觀點，產生憤恨的必要條件有三點：一是“他人的行為違背了‘非個人性規范’(impersonalnorms)”，這里的關鍵詞是“非個人性”，倘若有人定下規范，“凡是高帥富都應該被車撞”，那么他最好記得定時去吃藥；二是“他人的這種行為侵犯了某人的個人利益”；三是“某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沒有違背過非個人性規范或者說道德規范，尤其是針對那個侵犯了某人的人而言”。也就是說，一個遵紀守法的理性人并不是每當得不到想要的東西就怒不可遏，而是當他人以違反道德法律規范為前提侵犯到他的個人利益時才會感到憤恨不已。

所謂憤恨不平、不平則鳴，但問題在于，并非每一種不平與抱怨都有道德的意涵，在這樣一個人人喊痛的時代，我們需要謹慎地區分它的波段到底是嫉妒、怨恨還是憤恨。

某種意義上，嫉妒和怨恨是無法徹底被治愈的人類心理疾病，因為哪怕在一個徹底平等的社會里，家家住公屋，人人開汽車，也仍舊阻擋不了一個人去暗自猜測另一個人的深層心理活動，并由此產生嫉妒與怨恨。但是與此同時，在貧富差距日益拉大、社會上行受阻、階層結構板結化的今天，許許多多嫉妒和怨恨的本質是憤恨，它們完全可以通過訴諸社會正義予以轉移、釋放和化解，最終讓無能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