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身份,復雜到你理不清頭緒。
就像1946年南京的這個冬天,中統(tǒng)的特務們就碰上了一個硬茬。
他們抓了個人,叫陸久之,按理說是個“漢奸”,最近又跟共產(chǎn)黨走得近,這種人進了中統(tǒng)的門,不死也得脫層皮。
可怪就怪在這兒,人抓進來了,關(guān)在陳果夫以前的別墅里,好茶好飯伺候著,就是不審。
特務頭子們心里有譜,這是攻心戰(zhàn),想讓陸久之自己先扛不住,把肚子里的貨全倒出來。
他們算盤打得響,卻算漏了一件事。
陸久之的老婆,叫蔣瑤光。
這名字一聽,就有點說頭,她是蔣介石早年夫人陳潔如的養(yǎng)女。
蔣瑤光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四處托人,連她丈夫以前的靠山湯恩伯都躲著不見。
眼看路都堵死了,她那位極少拋頭露面的養(yǎng)母陳潔如,發(fā)話了。
“走,我們直接去找他。”
這個“他”,指的就是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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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路上的官邸,門禁森嚴。
陳潔如進去后,沒哭也沒鬧,就那么安安靜靜地從隨身的手袋里摸出一塊金表,擱在了蔣介石的辦公桌上。
這塊表不一般,背面刻著兩個名字,是二十多年前,蔣介石在黃埔軍校剛起家那會兒,送給她的。
那是他們倆的定情信物。
“介石,”陳潔如開口了,聲音很平,聽不出太多情緒,“我今天來,不為別的。
我的女婿陸久之,要是真犯了法,有真憑實據(jù),你該怎么辦就怎么辦,我沒二話。
可現(xiàn)在這樣不明不白地關(guān)著,算怎么回事?”
蔣介石的眼睛就那么直勾勾地盯著那塊金表,手指頭在桌上輕輕劃拉著,好像在觸摸那冰涼的刻痕。
當年的山盟海誓,后來送她去美國時的訣別,這么多年心里的那點虧欠,一下子全涌了上來。
他半天沒說話,最后抬起頭,沖著旁邊的秘書擺了擺手:“通知中統(tǒng),放人。
這個案子到此為止,不要再查了。”
一道手諭,讓中統(tǒng)那邊所有的計劃都成了廢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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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恐怕到死都想不明白,一個板上釘釘?shù)摹肮颤h嫌疑”,怎么就能讓“委座”親自下令放人。
而這個被蔣介石“高抬貴手”的陸久之,他的故事,遠比這出“金表救夫”要復雜得多。
陸久之,1902年生在湖南長沙。
他爹陸翰,是前清的知府,后來跟著孫傳芳混,當上了軍法處長,家里不差錢。
按說這種家庭出來的,不是提籠架鳥就是吃喝嫖賭,可陸久之偏偏是個另類。
別的小孩滿地跑著玩的時候,他就喜歡跟在他爹屁股后頭,在衙門里轉(zhuǎn)悠。
他看到的不是官老爺?shù)耐L,而是衙役怎么對老百姓呼來喝去,怎么把人往死里逼。
他會扯著他爹的袍子問,為啥要欺負那些穿得破破爛爛的人。
這種骨子里的不平,是他一輩子的底色。
到了十幾歲,家里的兄弟們都在琢磨去哪聽戲、去哪找樂子,他卻把自己關(guān)在屋里,偷偷看《新青年》。
陳獨秀那些人的文章,他翻來覆去地看,嘴里念叨著:“中國得這么走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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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爹陸翰看在眼里,氣不打一處來,指著他鼻子罵:“我看你是中了邪!
我陸家的臉都讓你丟盡了!”
18歲那年,父子倆大吵一架,陸久之揣著身上僅有的幾塊大洋,頭也不回地跑去了上海。
他沒去找他爹那些當官的朋友,反倒一頭扎進了楊樹浦的紗廠,當了個學徒。
那地方可不是人待的,空氣里全是棉絮和汗臭,機器震得地都發(fā)抖。
他親眼看著工友干著一天十幾個小時的活,工錢還被工頭克扣,累倒在機器旁,換來的不是關(guān)心,而是幾句咒罵。
書上寫的那些“階級”、“壓迫”,一下子都變成了活生生的、烙在他心里的疼。
他正為工友們抱不平的時候,認識了廠里的工程師蔡叔厚。
蔡叔厚戴個眼鏡,文質(zhì)彬彬的,說話慢條斯理。
陸久之跟他訴苦,說工友們的工錢又被吞了。
蔡叔厚聽完沒多說,過了幾天,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居然幫大伙兒把錢要了回來。
這一下,陸久之對蔡叔厚佩服得五體投地。
倆人走得近了,陸久之才慢慢發(fā)現(xiàn),蔡叔厚開的那個小電器公司,根本不是做生意的,那是共產(chǎn)黨的地下聯(lián)絡點。
蔡叔厚也看出來了,這個富家少爺心里有團火,是個能成事的人。
他開始有意無意地給陸久之講革命的道理,陸久之聽得入了迷,感覺自己前半輩子都白活了,這才是他要找的路。
他主動提出來,要加入他們,干啥都行。
于是,從散發(fā)傳單、運送些文件開始,他成了組織里的一員。
1927年,上海灘風云突變,蔣介石翻了臉,滿大街都是抓共產(chǎn)黨的人,血流成河。
陸久之因為家庭背景太扎眼,加上他一直干的都是外圍的活,身份沒暴露。
組織上經(jīng)過再三考慮,給了他一個九死一生的任務:利用他的家世,打進國民黨內(nèi)部去。
從那天起,陸久之就活成了兩個人。
白天,他是國民黨調(diào)查部門里一個不起眼的小角色,跟那些官僚特務稱兄道弟,喝酒打牌;到了晚上,他關(guān)上門,就變成了另一個人,在昏暗的燈光下,把白天聽來的只言片語,整理成有用的情報,再想辦法送出去。
每天都像在演戲,走錯一步就是萬丈深淵。
1929年,他參與護送日本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人佐野學,結(jié)果任務失敗,佐野學被捕。
陸久之雖然跑得快,沒被抓住,但在上海也待不下去了。
組織上當機立斷,讓他去日本,一來是避風頭,二來是讓他繼續(xù)學習,換個地方發(fā)揮作用。
到了日本,陸久之就像魚回到了水里。
他先是進了鐵道學院,后來又考上早稻田大學,還弄了個上海《申報》駐日記者的身份。
這個身份太好用了,讓他能名正言順地跟日本軍政圈子里的人打交道。
在那些酒會上,他端著酒杯,滿臉堆笑,憑著過人的眼力見和一張巧嘴,總能從那些喝高了的日本軍官嘴里,套出些零零碎碎的消息。
有一次,一個參謀本部的小官僚酒后吹牛,說漏了日本陸軍正在秘密向中國東北運送一批軍火。
陸久之心里一驚,面上不動聲色,回頭立刻就把這個要命的情報發(fā)了回去。
抗戰(zhàn)一爆發(fā),他奉命回到上海。
那時候的上海已經(jīng)是“孤島”,日本人和漢奸橫著走。
組織給他的新任務更懸:想辦法混進汪精衛(wèi)的偽政府里,繼續(xù)搞日軍的情報。
為了把自己包裝成一個徹頭徹尾的“親日派”,他在霞飛路上開了家歌舞廳,每天西裝革履,油頭粉面,跟日本軍官和汪偽的大小漢奸們混在一起。
在靡靡之音和觥籌交錯的掩護下,他進行著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zhàn)爭。
那些寫在戲票背面,用米醋顯影的情報,不知道讓蘇州河對岸的新四軍,躲過了多少次日軍的圍剿。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
像陸久之這種公開的“漢奸”,按理說第一時間就該被抓起來清算。
可偏偏這時候,跳出來一個大人物保他,這人就是湯恩伯。
原來,湯恩伯早年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讀書,學費就是陸久之的父親陸翰資助的。
沖著這份老交情,湯恩伯一到上海,立馬就給了陸久之一個“第三方面軍少將參議”的頭銜。
這個身份,成了陸久之最好的保護色。
頂著這個名頭,他在湯恩伯的眼皮子底下,干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娶了蔣瑤光。
那時候陸久之已經(jīng)44歲了,因為身份特殊,一直單著。
有人給他介紹了陳潔如的養(yǎng)女蔣瑤光。
蔣瑤光的身世也苦,她的前夫是個日本間諜,抗戰(zhàn)勝利后卷了錢跑了,扔下她和兩個孩子。
陸久之在靜安寺旁的咖啡館里第一次見她,她穿著一身洗得發(fā)白的藍布旗袍,人很安靜,但氣質(zhì)很好。
陸久之被打動了,他跟蔣瑤光說得很實在:“我看中的是你這個人,不是你姓蔣。”
就這么一句話,讓漂泊半生的蔣瑤光找到了依靠。
婚后沒多久,細心的蔣瑤光就發(fā)現(xiàn)丈夫總有些神秘的活動。
等陸久之向她坦白了一切,她沒有害怕,反而平靜地說:“以后,我給你打掩護。”
第二件,是辦了份《改造日報》。
當時上海有上百萬等著被遣送回國的日本戰(zhàn)俘和僑民,怎么管這些人,讓國民黨當局一個頭兩個大。
陸久之就給湯恩伯出主意,說可以辦份報紙,用中文和日文發(fā)行,對這些日本人進行和平思想教育。
湯恩伯一聽,覺得這是個撈取政治資本的好機會,顯得自己很有“教化”之功,當即拍板同意,還自己掛了個董事長的名。
陸久之心里清楚,這哪是給日本人看的,這根本就是我黨在上海的一個公開宣傳陣地。
他找來了一批進步文人當編輯,還請動了郭沫若、茅盾、田漢這些左翼文化名人給報紙寫稿子。
《改造日報》一出來,文章篇篇犀利,直指國民黨的腐敗和內(nèi)戰(zhàn)陰謀,在上海灘引起了巨大轟動,進步青年和知識分子爭相傳閱。
這把插在國民黨心臟上的刀子,終究還是惹來了麻煩。
被關(guān)在上海的日本戰(zhàn)犯頭子岡村寧次,給何應欽寫信告狀,說《改造日報》在“赤化”日俘。
何應欽把湯恩伯叫去罵了個狗血淋頭。
湯恩伯壓力山大,雖然想保陸久之,但也沒那個膽子了,只好下令把報紙給停了。
報紙是停了,但中統(tǒng)的黑手,已經(jīng)悄悄伸向了陸久之。
這才有了開頭那一幕。
從南京那棟別墅里出來,陸久之沒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組織的秘密聯(lián)絡點,把中統(tǒng)的審訊方式、關(guān)押地點這些細節(jié),一五一十地做了匯報,為其他同志提供了寶貴的預警。
2008年,這位一輩子戴著好幾副面具生活的老人在上海去世,活了10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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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久之口述,陸人、朱達成整理:《紅色“駙馬”陸久之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文史精華》編輯部:《文史精華》2008年第10期,文章《“紅色駙馬”陸久之的傳奇人生》。
師東兵:《短暫的春秋:蔣介石的敗亡》,紅旗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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