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軍區副參謀長改任副部長，又改降副廳長，回復部下：沒受處分

“1959年初春，你怎么跑到省里來了？”值班員推門進來，周駿鳴放下電報淡淡答了一句：“組織調我來當副廳長。”短短兩句，把這位出生在烽火年代的老參謀長跌宕的仕途推向轉折點。

周駿鳴生于1907年，豫南農家子，一口鄉音帶著土腔。20歲參加農民武裝，槍聲嚇不住他，餓肚子也擋不住他。到土地革命后期，他已是游擊區政委，擅長機動穿插。抗戰爆發，新四軍第四支隊在大別山重組，他被點名去搞參謀業務，理由很簡單：“動得快，腦子活。”就是這四個字，把他和作戰計劃捆在了一起。

解放戰爭中線拉長，華中、華東兩大戰區合并調整。負責后勤的干部極缺，而周駿鳴熟悉道路、倉儲、渡口，被粟裕一句“人給我頂著”推上華東軍區參謀長兼后勤司令。火車頭般的工作節奏，讓他幾乎沒睡過一個囫圇覺。有人問他累不累，他擺手：“不累，勝仗提神。”言語粗，骨子里卻細，緊急轉運糧彈時，一張單子錯一斤，他都要追著核對。

1950年以后，人民解放軍進入大裁軍與正規化階段，機關人員超編成為全國性問題。1954年，中央決定“精簡整編”，三野系統不少干部被轉入地方。周駿鳴突然接到調令：“水利部任副部長”，軍籍一并注銷。軍銜制度剛剛籌備，他沒趕上授銜，履歷里只留下大軍區副參謀長這一行字。老戰友喝酒笑他：“功勞歸檔案，帽徽歸別人。”他只是把杯子一碰：“上邊讓干啥就干啥。”

水利專業他一點沒摸過。開第一次會議，他自嘲“外行管內行”，索性天天泡在設計院和工地，圖紙上畫了滿滿批注。1956年，水利、電力兩部合并，機構剛磨合，又一紙命令把他調去林業部當副部長。國土綠化對口經驗？沒有。林學常識？也沒有。周駿鳴心里明白，這回是真外行。他背著挎包直奔黑龍江原始林區，“跟工人師傅睡一鋪，蹲草窩領教砍伐規矩。”他說話不帶書卷氣，但聽得懂現場口號：“多砍多栽，采育平衡。”他記在小本上，回到北京再和技術處對數字。

浮夸風席卷時，林業系統指標直沖云霄，“五年消滅荒山”被當成口號印上宣傳畫。周駿鳴皺眉算了一筆賬：全國荒山面積三十多億畝，成活率保持六成都難。他在部務會上放了重話：“紙面目標能長樹，咱就不用樹苗了。”會場瞬間安靜。幾位年輕干部覺得刺耳，轉身向上邊反映，說他“潑冷水”“右傾思想”。

1959年8月，中共中央開會批評“右傾機會主義”。周駿鳴名字排在林業口“重點人選”里，降任黑龍江省農業廳副廳長的決定同時下達。離京那天，雨下得很大，他拎著一個舊帆布包，上車前回頭看看第一辦公樓，只說兩字：“走嘍。”向來粗獷的他，這次沒再多話。

半年后，一個在林業部跟過他的秘書路經哈爾濱，專門到省里探望。年輕人忍不住問：“周部長，挨處分了嗎？”周駿鳴放下茶杯，聲音很平：“沒受處分，組織安排工作。”說完只笑，沒再解釋。秘書走出辦公室時心里犯嘀咕：世道這樣，真沒處分嗎？

1962年，“七千人大會”刮起糾錯之風。中央文件肯定“說真話的同志”，周駿鳴的“帽子”摘了，可崗位并未回京。他依舊圍著農機推廣、良種繁育東奔西跑。那幾年黑龍江冬夜冷到零下三十度，他戴棉帽蹲在地里看秧苗出土，呼出的白氣凝結在胡子上結冰。當地群眾記得這個外地老干部，“腿腳麻利，說話帶勁”，碰到難題先動手再說理。

1974年，身體每況愈下，他卻仍堅持下鄉。一位縣委書記勸他注意休息，他倔強道：“坐在屋里是等死。”可風雨終有極限，當年秋天他徹底病倒，無法再下基層。四年后，組織批準他回到河南，出任省政協副主席，主要抓文史資料。他接任那天翻看舊名冊，從早年的隊友到后來的部屬，一個個或提拔或沉浮，幾番感嘆，卻仍然那句老話：“對得起良心。”

晚年有人采訪，問他這一輩子最看重什么。他沉思片刻，回答只有兩個字：“實事。”又補上一句：“嘴上說沒用，腿下跑出來的才算數。”采訪者記下這句話，悄悄合上筆記本。不得不說，在那個風云激蕩的年代，堅持實事求是不是口號，而是一份冒險，也是一種擔當。

周駿鳴去世后，子女整理遺物，發現那本始終隨身的小筆記本。封面已磨得發亮，里面密密麻麻寫滿數字、比例、時間，還有一行圈粗了的批注：“數字服從事實。”簡單八個字，像他一生的剪影：樸素，卻倔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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