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高考數(shù)學、物理難度！院士發(fā)聲：培育完整的人

提出“整體降低高考難度”建議的李亞棟院士，是我國無機化學領域的頂尖學者，中國科學院院士、發(fā)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現(xiàn)任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曾兼任安徽師范大學校長，2024年因對“單原子催化”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斬獲未來科學大獎物質科學獎。

這位科研大家的教育認知頗具實踐溫度——他大學時雖成績不突出，卻憑借自主思考與廣泛閱讀筑牢學識根基，更有兩年中學任教經歷，深知基礎教育的痛點與關鍵。正是這種兼具學術高度與教育實踐的背景，讓他的建議成為審視高考生態(tài)的重要視角。

高考難度過高已形成多重教育負效應。最直接的傷害是對學生學習興趣的扼殺，正如李亞棟院士所言，中學階段的“虛拔”式高難度教學，讓本可輕松求知的過程淪為激烈內卷，許多學生在反復攻克偏題難題中逐漸喪失對知識的熱愛。

2025 年高考后，考生普遍抱怨“教的是認零件，考的是做火箭”，這種“教考脫節(jié)”的落差并非源于知識超綱，而是過度追求難題帶來的“反刷題”不適，最終導致大量學生陷入“機械應試”的惡性循環(huán)。

更深層的危害在于扭曲基礎教育生態(tài)，為應對高難度考題，學校壓縮音體美等課程，家庭被迫投入巨額校外輔導費用，“雙減”政策的減負初衷被嚴重沖擊。

而選拔功能的異化更值得警惕，近年高分段人數(shù)持續(xù)膨脹，某東部省份2025年理科650分以上人數(shù)同比增加20%，但中等分數(shù)段占比卻下降8%，這種“蘑菇云型”分數(shù)分布，讓高校難以通過分數(shù)精準區(qū)分考生真實能力，反而加劇志愿填報的偶然性。

降低高考難度蘊含著教育改革的深層智慧。對教育系統(tǒng)而言，這能讓高考回歸“指揮棒”的正向價值，引導基礎教育從“難題攻堅”轉向“基礎夯實”。李亞棟院士主張“大學以后可在研究生階段拔高”，正是看到中學教育應聚焦核心知識與思維方法的培養(yǎng)，而非過早陷入深度透支。

從選拔機制看，合理降低難度能緩解分數(shù)膨脹帶來的區(qū)分度危機，讓成績分布回歸健康的“紡錘形”，既保證基礎扎實的考生能脫穎而出，也避免難題成為少數(shù)人壟斷的“游戲”，維護教育公平。

社會層面，難度下調能有效減輕家庭教育焦慮與經濟負擔，減少對校外輔導的依賴，讓教育資源分配更趨均衡，這與李亞棟強調的“教育要解放人”的理念高度契合。

對學生成長而言，降低高考難度的意義更為深遠。首先是為興趣與好奇心留存空間，當學生不必將全部精力投入難題刷題，便能有余力探索學科之外的世界，正如李亞棟院士所倡導的，在“熱愛讀書、熱愛運動”中自然生發(fā)學習興趣。

他以自身經歷佐證，成長早期不必急于定位，保持自信與探索欲遠比攻克難題更重要，而低難度的高考環(huán)境正為這種探索提供可能。其次是培育獨立思考能力，高難度考題往往導向固定解題模板，而難度下調后，命題可更側重情景化、探究性問題，引導學生像科研那樣從“懷疑”出發(fā)，通過分析解決問題，這恰是創(chuàng)新能力的起點。

更重要的是促進全面人格塑造，減壓后的學生能參與更多體育鍛煉與社會實踐，正如李亞棟觀察到的，愛好體育的學生往往更自信、抗挫折能力更強，這種陽光人格的培養(yǎng)，遠比高分更能支撐長遠發(fā)展。

高考的終極價值從來不是篩選“解題高手”，而是培育“會思考、能創(chuàng)新”的完整之人。李亞棟院士的建議，本質是呼吁教育回歸育人本質——當高考難度不再成為壓抑成長的枷鎖，學生才能在夯實基礎的同時，守護好那份驅動未來的好奇心與探索欲，這正是中國教育培養(yǎng)創(chuàng)新人才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