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情報員周迪道被抓后叛變，不久后組織收到密信：將計就計

1944年，新四軍情報員周迪道被日軍抓住后叛變，縱隊得知消息后準備轉移，卻突然收到一封密信：“將計就計！”

周迪道當時擔任浙東游擊隊的情報員，隸屬于新四軍，主要負責情報工作。周迪道是老黨員，在當地參加革命多年，對我黨在當地的地下組織架構非常清楚。同時，周迪道與浙東游擊隊的聯系緊密，對浙東游擊隊的情況也很熟悉，他叛變投敵對我黨我軍的威脅極大。

浙東游擊隊得知周迪道被抓以后，立刻準備轉移，避免遭到敵人的重創。但就在這個時候，時任浙東游擊隊保衛科長的丁公量卻突然接到了一封密信，上面竟然寫著“將計就計”。而寫這封信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剛剛被捕的周迪道。

周迪道在信中提到的“將計就計”，指的是“假投降”，再利用日軍對他的信任，繼續暗中搜集情報，從而實現秘密抗日的目的。

丁公量接到密信以后，立刻將周迪道的想法上報了浙東區黨委書記譚啟龍。對此，兩人犯了難，一時間難以下定決心，討論了很久之后才正式決定，同意按照周迪道的想法實施計劃。

為何“假投降”這種事情這么難下決定？原因主要有兩個。

第一，在抗日戰爭時期，“假投降”這種事情其實并不罕見，無論是我軍落入敵人手中的人員，或者敵人被我軍俘虜的人員，都曾經有過使用“假投降”計劃的案例。在我軍的俘虜中，土匪被俘后假意“歸順”的情況最多，但最終的結局一般都不太好，土匪往往受不了管制，很快又回歸土匪。

而我軍戰士“假投降”后，一般都能堅守信仰，爭取獲得敵人的信任，再尋機向我軍提供情報，以達成消滅敵人的目的。但問題在于，經歷了一兩次以后，日軍的警惕性就迅速提高，對于這種事情有了防范。

日軍殘忍，自然不會甘心被戲耍，“假投降”被識破以后，往往會遭到日軍的瘋狂報復，酷刑之下簡直生不如死。所以，“將計就計”看似高明，實則風險極高。若是單純被敵人抓住，組織還可以暗中營救，或者尋機搶人，而“假投降”被發現的話，基本沒有生還機會；

第二，“假投降”這種與敵人斗智斗勇的方式，不僅有犧牲的高風險，還有事后“解釋不清”的風險。如果周迪道選擇“假投降”，第一步肯定是要取得日軍的信任，而要取得日軍的信任，勢必要向日軍納“投名狀”，做一些損害人民利益的事情。

一旦做了這樣的事情，“假投降”還是真叛變，若沒有革命同志相伴左右，或者上級接到通知，就沒有人可以證明。也正因為如此，周迪道通過監獄內的暗線給丁公量寫了這封密信，是通知，也是申請，這樣做的最大作用就是能夠證明自己的“清白”。

但這種做法看似天衣無縫，實則是難以掌控，真正實施起來會出現什么變故，誰都無法預料。日軍讓周迪道殺害革命同志怎么辦？日軍讓周迪道帶路“掃蕩”浙東游擊隊怎么辦？屆時，周迪道不按照日軍的要求辦就會暴露，按照日軍的要求做事就回不了頭。

若是被日軍殺害，至少保留了清白之身，但執行“假投降”，可能多年的革命生涯都會栽進去，風險實在太大了，這就是譚啟龍感到為難的關鍵。

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基本沒有營救周迪道的可能。譚啟龍考慮再三，最終決定冒一次險，批準了周迪道將計就計的申請。而周迪道向日軍假投降以后，也確實向日軍透露了一些我軍的情報，例如游擊隊的開會地點，還有一些地下組織無關緊要的資料位置。

不過，周迪道做的這些動作，都得到了游擊隊的暗中配合，讓日軍抓到了一些蛛絲馬跡，卻又沒有實質性收獲。周迪道深知這樣做很難取信日軍，事實上也是如此，周迪道雖然被釋放了，還故意出入賭場和妓院，但日軍對他根本不信任，始終派人監視他。

周迪道深知，若不能讓日軍抓到一些“革命者”，他的處境會很難。所以，周迪道很快就告訴了日軍，指認李平安是“通共”的同志。

李平安以前確實是新四軍的人，但后來背叛了組織，周迪道稱李平安是新四軍派來假投降的內應，還讓游擊隊幫忙偽造了證據，讓日軍對李平安恨之入骨，無論李平安如何狡辯，最終都沒能保住命。

這件事發生以后，日軍對周迪道的信任度明顯高了很多。周迪道的行動開始有了自由，不時向日軍提供一些假情報，在浙東游擊隊的配合下，周迪道算是暫時穩住了局面。

周迪道暫時安全以后，立刻開始行動，一方面暗中搜集日軍的情報傳遞給游擊隊，一方面暗中籌集款項幫助新四軍渡過難關。

周迪道此前之所以被日軍抓住，就是因為外出執行籌款任務時，被偽鄉長告發。周迪道當時除了擔任新四軍的情報員以外，還兼任浙東行政公署南山財經委主任，被日軍抓住以后，日軍并不知道他是新四軍情報員，這才得以將計就計，否則難度將會更高。

如今周迪道保住了命，仍然不忘自己的籌款任務。但此時自身難保，如何在日軍的眼皮子底下籌款？周迪道確實很高明，他暗中與當地的大漢奸見面，向他們索要錢款和藥品。周迪道不怕他們向日軍告密，因為李平安的例子就在眼前，誰敢得罪周迪道，他就會把誰說成“通共”給辦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漢奸們紛紛就范，給錢給藥，全被周迪道暗中送給了新四軍。而周迪道則在日本投降以后，安全回歸組織，順利完成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