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任華野副政委，上級對他的職務限定了，只是掛名，負責地方支前

“1948年8月的一個傍晚，劉伯承笑著對宋任窮說：‘老宋，別急著收拾行李，你的去處還沒最后定呢。’”一句輕描淡寫的玩笑，暗示著即將到來的人事變動。那時晉冀魯豫后方剛完成春季整編，大批干部正等待新的戰場指令，宋任窮也在其中。沒人想到，他下一張任命電報會把名字寫進華東野戰軍。

時間回到數月前。1948年4月，宋任窮結束了在中央局組織部長任上的大規模干部審查工作，臨時留在太行山腹地。彼時劉鄧大軍南渡黃河已近一年，前線需要源源不斷的補充。宋任窮本以為自己會繼續跟隨二野，沒想到中央考慮到豫皖蘇根據地特殊的位置與體量，決定讓他改換門庭。5月底，關于豫陜鄂分局書記的任命剛下達，又被緊急凍結，只因豫皖蘇根據地與前線接應更為迫切。

豫皖蘇，人口一千六百萬，縱貫淮河與大別山之間，這里既是華野與中原野戰軍的結合部，也是淮海戰役預定的后勤大道。粟裕雖兼該軍區司令，卻常年在前線奔襲，張國華負責軍事日常。要讓地方動起來，還得有一位熟悉大兵團保障又精通政工的人坐鎮。權衡再三，組織部拍板：宋任窮出任豫皖蘇中央分局書記、軍區政委，同時掛華東野戰軍第三副政委。

電報里加了一句限定，“不專職”。這四個字份量極重：名列華野高層，卻不插手作戰指揮；列入軍分區，卻以地方支前為核心。對宋任窮而言，這幾乎等同把軍功與戰報主動讓給前線諸將，而自己面對的是家家戶戶的炊煙、漫漫不盡的挑擔小道以及復雜的地方土改。

到任第一天，他沒有在司令部碰頭，而是直奔鳳陽農村。減租減息、丈量土地、召集農會骨干，一連十幾天不回機關。豫皖蘇向來是老根據地和新解放區交織，地主富農勢力尚存，若只是拿文件宣讀敷衍了事，很快就會被土地矛盾絆住腳。宋任窮清楚，后方不穩，前線難安。短短兩個月，三萬余名地主的多余土地被依法分配，數千名赤貧農民頭一次握緊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支前熱情隨即被點燃。

淮海戰役前夜，華野后勤處原估算日需糧三千萬斤，擔架八萬副。宋任窮帶人沿大運河一線逐縣核實，僅用二十七天就把數字提升到糧兩億一千萬斤、擔架十二萬五千副，且保證三分之二在戰役打響前到達指定集結點。野戰軍前指發回電文，用了“迅猛”“出乎預料”兩個詞。支前隊伍里，出現了不少此前在冀南就跟著宋任窮跑前跑后的老鄉，這種情面式的組織方式，比單純行政命令更管用。有人感慨，“宋政委把豫皖蘇變成了活水渠”。

有意思的是，宋任窮雖名列華野，卻很少同陳毅、粟裕開聯席會；偶有機會碰面，也只是簡短匯報地方動員進度，旋即匆匆告辭。陳士榘、唐亮曾半開玩笑問他何時補簽司令部的花名冊，他笑道：“那上頭寫著我的名字就行，場子留給打仗的諸位。”一句話，既把分工說透，也表明了態度。

1949年初，豫皖蘇的任務大體完成，中央決定撤銷分局，同步成立皖北、皖中兩級行政機構，宋任窮轉任安徽省委書記。從籌糧草到籌木船，再到組織十萬民工支援渡江，工作節奏快到令人眩暈。渡江戰役只有三天炮火，卻需要幾個月細致準備。為了不耽誤軍渡時機，宋任窮把皖中地區木帆船按噸位編組編號，民工們戲稱“水上縱隊”。船一動，東岸岸防瞬間就被突破，軍史資料評價這是“非戰斗勝戰斗”的典型。

南京解放后，中央委派宋任窮參加接管。跟隨他進城的除了干部隊伍，還有兩份厚厚的“鍋臺清單”——一份寫城里糧倉庫存，一份寫周邊鄉村供應日期。接管辦事處工作人員回憶，宋任窮第一項指令不是收繳敵偽檔案，而是先把城郊五處糧站統計明白，“城里不餓肚子，比貼標語更能安民心”。

當年秋天，中央醞釀西南大區干部調配，人選復雜。毛澤東親自圈定組建“西南服務團”，負責人名單只有一個——宋任窮。原因簡單：西南幅員遼闊、山川阻隔，后勤難度與豫皖蘇類似，且還要面臨民族地區新局面，需要一位既懂軍事需求又有地方治理經驗的領隊。服務團隨二野進軍，五千多名骨干分赴川滇黔康各省，后來成為當地黨政機關的中堅。

這一連串調動看似曲折，其實指向同一條主線：在艱巨的后勤與地方動員面前，宋任窮能把“掛名”轉化為實效，把難啃的支前工程變成戰場勝勢。上級當初對他職務的那一行限定，被事實證明恰到好處——華野需要一面旗幟吸納豫皖蘇的資源，他提供了；地方需要可信的“主事人”協調各方，他同樣提供了。至于個人的功名，他并未在意。多年后回憶那段經歷，他簡短一句：“組織叫干啥，就干啥，要緊的是活要干好。”這句話，沒有豪言壯語，卻把支前工作的本質展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