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上海解放，一國軍少將偷偷對解放軍代表說：我1924年就已入黨

“1949年5月27日，顧代表，請保密——我1924年就入黨。”屋里很靜，這句低沉的話把顧準驚得幾乎合不上口。面前這位身著國民黨少將制服、左袖還縫著補丁的中年人，正是汪維恒。

顧準先愣了兩秒，然后關上門，用上海口音壓低嗓門問：“當真？”對方直視他的眼睛，輕輕點頭。那一刻，二十五年的潛伏歲月好像瞬間壓向空氣，連墻上的掛鐘都停頓了一拍。

汪維恒1896年生于浙江寧波，家境普通。少年時代最大的愿望是“走出海塘看看外面的世界”。1917年起，他當過鄉村教員，也跑去上海法文學校啃生澀的課本。北上進京后，軍需軍官學校成了他的新課堂。這段經歷日后讓他在國民黨軍隊里摸爬滾打，卻也為潛伏提供了天然偽裝：后勤是隱蔽崗位，既能遠離火線，又能接觸核心物資。

真正讓他做出人生拐彎的，是1924年與張秋人的一場徹夜長談。張秋人當時是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區委成員，談起工人運動眉飛色舞，談起馬克思手一拍桌子。汪維恒被點燃了，“想干點真的”。于是，他在那個秋天遞交入黨申請，成為寧波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

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啟后，汪維恒順勢進入國民黨。這步棋看似叛變，實為深潛。他的公開身份是浙軍軍官，暗里卻肩負雙重任務：一方面按國民黨要求發動起義，另一方面悄悄替黨組織吸納骨干。1927年“四一二”清黨血雨腥風，寧波黨員大批犧牲，汪維恒的黨籍幾乎成了地下黨唯一“活口”，更顯珍貴。

從那以后，他在對手陣營里整整藏了二十一年。期間有三條底線從未動搖：不貪、不斂、不茍且。國民黨將領里豪宅豪車比比皆是，他卻依舊租寒舍、騎舊自行車。有人調侃他“傻”，陳誠倒欣賞這股“清流”，屢次為他擋雷。正是這種操守，讓史永1938年第一次接觸他時，竟把他當成“可發展對象”而不是“老同志”，鬧出滑稽誤會。

抗戰后期，蔣介石謀劃撕毀合作，汪維恒搶在胡宗南封鎖延安前送出情報，延緩了全面內戰的爆發。值得一提的是，他當時手里只有一份加密電報和一張西北部隊調動草圖，信息量不大，但足夠黨中央提前布防。有時候，歷史就懸在幾行阿拉伯數字之間。

1946年，南京聯勤總部成立，汪維恒升任副司令，史永專程去配合，無數后勤數據如溪水般流向延安再到西柏坡。也正因如此，他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兩度差點被關進軍法處。陳誠力保他，既因為才干，也因為“打虎”需要一張干凈的臉。

1948年夏，陳誠調他到臺灣，擔任第十補給區副司令兼供應局長。人事令一下，整個上海地下黨都焦慮——這位價值連城的暗線若被困在海峽那邊，前功盡棄。汪維恒也猶豫，但終究還是去了：撤守臺灣的作戰物資、工程圖紙、補給線，必須有人摸清。他給史永留下一句話：“我若不能回，就把情報全帶回。”

島上日式平房低矮，卻有寬敞庭院，他第一次住進看似“豪華”的房子，心里卻一點滋味都沒有。1949年春，史永寄來一首“故人歸來”詩，當晚月色很亮，汪維恒坐在廊下反復咀嚼暗語，終于下定決心：撤。恰好臺灣省供應局宣布改組，他順勢請假探母。陳誠電話勸阻，“大陸危險，別冒險。”甚至提出“派機接老太太來臺”。勸說無效，陳誠夫人再上陣。汪維恒只能揮手：“母病危在旦夕，我不去不孝。”

為了淡化疑心，他讓妻兒留下，自己一人搭軍機飛上海。幾天后，史永安排一輛車夜送汪家人到基隆港，上了最后一班駛向上海的輪船。船剛開動，陳誠夫人驅車趕到碼頭，朝甲板狂喊“不要走”，聲音被海風撕碎。那場景后來在汪維恒女兒回憶里，只剩“灰藍色的天與白色浪花”。

輪船抵滬，碼頭已是人山人海，上海即將解放。汪維恒家人被迅速轉移，五天后，顧準到財政接管委員會報到，才有了開頭那番對話。出于謹慎，顧準掛電話請示潘漢年。潘漢年確認后，只回了兩個字：“珍惜。”顧準把話筒往桌上一放，臉上第一次露出強烈欣喜，他握住汪維恒的手，幾乎用力過度：“同志，歡迎回家！”

汪維恒隨后交出的，不只是后勤倉庫鑰匙，還有整套臺灣軍事物資清單、兵力部署草案。資料顯示，彼時國軍在臺武器主要集中桃園、新竹、臺中三地，海空港口防御薄弱。中央軍委拿到這些文件，對后續準備有重要參考價值。

遺憾的是，汪維恒沒能親自踏上臺灣戰場。1955年，他調任上海市人民委員會財經顧問，繼續做后勤老本行。談及過去，他只淡淡一句：“能活著回來，已是幸運。”有人問他擔不擔心陳誠日后知曉真相會“恨之入骨”。他笑：“道路不同，各有選擇。成敗之外，還得講是非。”

從1924到1949，如同潛水艇在深海航行，二十五年不上浮，一舉出水便定成敗。汪維恒這段經歷說明，隱蔽戰線的鋒刃未必靠槍聲，而是靠耐心、底線與決然。稍有猶豫，歷史就改寫了走向。不得不說，這樣的堅持，比正面沖鋒更需要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