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醫學人文理念走出“廟堂”，飛入尋常百姓家

在醫學人文領域深耕二十余年的王一方，雖身居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這個學術廟堂，但始終致力于破圈除魅，消弭雅俗隔閡，讓醫學人文理念走出“廟堂”，飛入尋常百姓家，化為普通人的生命智慧。

在他新出版的《醫生不曾告訴你的生命哲學課》一書中，他結合臨床案例與跨學科思考，剖析醫學與人文的共生、共榮關系，為每個人如何面對生命困境提供了溫暖的指引。

“穿內衣”的醫學人文

上觀新聞：作為知名醫學人文學者，此次出版的新書和您之前撰寫的《醫學人文十五講》《醫學是什么》等著作有何不同？

王一方：我曾經開玩笑地說，這個世界上有3種醫學人文。這3種醫學人文是基于醫學人文在不同場景下的功能與受眾來區分的，核心差異體現在“距離感”和“實用性”上。

第一種是“穿西裝”的醫學人文，它位于“廟堂之上”，有完整的學術范式，包括醫學哲學、醫學史、醫學倫理學、醫學社會學、醫學心理學等。“穿西裝”的醫學人文，核心是探討醫療領域里的深層悖論。比如為什么現代醫學技術越來越先進、醫生診療操作越來越規范，老百姓的抱怨卻越來越多？為什么我們的平均壽命延長了，但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和憂傷反而更強烈？為什么臨床上能有效緩解疼痛的藥物越來越多，可大眾對疼痛的敏感度和耐受閾值卻越來越低？等等。這些悖論背后，其實是技術發展與人文關懷的失衡，而“穿西裝”的醫學人文就是要從理論根源上剖析這些問題，為整個醫療體系的人文轉向提供學術支撐。

第二種是“穿工裝”的醫學人文，它偏向政策導向下的實用實踐，就像勞動時穿的工裝，講究“能用、管用”。比如近年來政策倡導的“人文醫療”，要求醫生在診療過程中關注患者的感受，而不只是盯著病灶；“人文醫改”強調在醫保政策、醫療資源分配中融入人文考量，讓經濟困難的患者也能獲得有尊嚴的醫療服務；還有“人文教育”，要求醫學院校在課程中加入醫患溝通、生命倫理等內容。除此之外，它還包括醫院管理中的人文滲透，比如在病房、診室設計上考慮患者的隱私需求，在護理流程中增加心理疏導環節；也包括讓中醫的“整體觀”“辨證施治”與西醫的“精準醫療”相互協調，避免非此即彼的對立。這種形態的醫學人文，目標很明確，就是解決醫療實踐中的具體問題，改善醫患關系，讓人文關懷落地到政策和制度層面。

而我在這本新書里重點闡述的，則是第三種醫學人文——“穿內衣”的醫學人文。內衣的特點是“貼身、舒適、不可或缺”，對應的是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會遇到的生命命題。

我們每個人都會思考自己的生命狀態，當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皺紋和白發的時候，會自然而然發出“我是不是老了”的感嘆。而衰老又會導向殘障，導向失能、失憶、失智、失意、失落、失尊等困境，會帶來身、心、靈的震蕩。而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必然會體驗各種各樣的痛苦，最后面對死亡這個無法回避的人生話題。因此，這本書就按照衰老、失能、病痛、死亡這四個話題逐步展開。

過去我寫的書，主要讀者是醫學院的學生和醫生，但這本書面向的是普通大眾。“穿內衣”的醫學人文，就是要把宏大的生命話題，轉化為普通人能理解、能感知、能運用的生活智慧，讓醫學人文從學術殿堂、政策文件里走出來，貼近每個人的生命體驗。

上觀新聞：這本書取名為“醫生不曾告訴你的生命哲學課”，有哪些東西是醫生不會告訴我們的？

王一方：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相同的感受：現在醫生太忙了。在診室里，他們只關注形而下的問題，沒法在有限的時間里與患者進行充分交流。而且，當前的醫學教育重“知”輕“識”，許多醫生掌握了大量疾病知識，卻缺乏對生命的洞察力。這導致大部分醫生都是“戰術家”，而不是“戰略家”——他們關注“哪里疼、怎么治”，可以跟你交流病患中的困苦、普及健康知識，卻無法和你探討當下困苦背后的原因，更無法向你提供“怎么過好接下來的人生”的建議。

所以，在這本書里，我講述了一些“醫生不曾告訴你”的東西：一方面講到了生命體驗，包括看病的體驗、陪伴病患的體驗，一方面也帶領大家了解一些苦難文學、疾病文學，帶領讀者超越生理、病理的視域，更多地思考當下和未來的生命刻度問題。

警惕“處方瀑布”

上觀新聞：隨著社會老齡化程度的加深，人們也在逐漸改變著對“老”的認知。您怎么看待衰老這個生命現象？

王一方：衰老并非單一的疾病，而是一種復雜的生命狀態和個體體驗，甚至可被視作一種“藝術”。它不局限于生理機能的衰退，更包含心理層面的認知變化與精神層面的狀態呈現，是每個人生命歷程中必然要面對的核心課題。

上觀新聞：在您看來，衰老是陡然發生的，還是緩慢發生的？

王一方：衰老是個體生命在某個階段經歷了一個非常復雜的、累積性的、跟時間延宕相關的遞進與轉換的過程。它可能是一個蝸牛蜷行的過程，但也可以給人一種過山車式的體驗，時好時壞，忽高忽低。我很贊同兩個隱喻，一是“天黑得很慢”，說的是退休后，要經歷初老（65-75歲）、中老（75-85歲）、深老（85歲以上），前后超過20年；二是“天冷得很快”，就像深秋季節，一場雨、一次霜凍之后就進入寒冬，老人也會有這樣的拐點體驗，一次跌倒、一場感冒之后，身體機能就陡然下滑，前后判若兩人，由健康、自理變成臥床、失能。

上觀新聞：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應該如何應對衰老？

王一方：現代醫學應對衰老有兩種策略和路徑，一種叫治療衰老，一種叫延緩衰老。治療衰老是把它看成病；延緩衰老雖然沒把它看成病，但是看到一種功能的退化，就盡量想辦法延緩。

無論是哪種策略，現代醫學對衰老的干預都存在“局部思維”局限，過度關注生理癥狀的治療，比如針對衰老相關疾病的藥物干預，卻忽視衰老背后的生命體驗與精神需求。

通常來說，上了年紀的人都有包括糖尿病、高血壓等在內的6種以上疾病，而每一個專科醫生都會按照專科的治療規范來給他開藥。所以很多老人感嘆自己是“藥罐子”，醫院里也經常看到一個老人拿著大袋子在藥房窗口取很多藥，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處方瀑布”。

因為基礎病吃很多藥，卻忽視了過度醫療的風險，這是我們面對衰老時的一個很大誤區。事實上，應對衰老需超越“技術層面”，結合生命哲學思維，引導人們從“對抗衰老”轉向“與衰老共處”，同時強調醫學應更多關注老人的精神狀態與尊嚴，而非僅僅聚焦生理機能的修復。

上觀新聞：具體而言，該如何保持積極的心態？

王一方：首先要主動接納與適應，向自己強調衰老不必過度憂傷，而是將其視為生命的自然進程。調整心態，比如接納身體變化、尋找新的生活樂趣、保持生活儀式感，在“每天變老一點點”的過程中，依然維持生命的質量與尊嚴。

衰老的應對關鍵在于精神狀態，千萬不要因衰老而自暴自棄，而是要像上海的“老克勒”那樣。“老克勒”不是一個身份，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腔調”。這群七八十歲的老人，即便退休多年，仍然每天穿西裝、打領帶，去街角咖啡館品嘗一杯咖啡，細讀一份報紙。他們通過自律、自愛維持生活自理水準，維護自信與自尊，展現出“優雅面對衰老”的狀態，是值得提倡的。

“咀嚼”病痛

上觀新聞：很多人長期受困于衰老帶來的病痛，但您卻認為要“咀嚼”病痛，這是為什么？

王一方：因為疼痛是非常復雜的生命之道。疼痛是一個符號，對于我們，它不是侵略性的敵人，而是一種忠誠的警示信息。有了疼痛，我們相當于有了身體的預警系統。同時，疼痛也是一種智慧，借由疼痛，人們會反思生命：人生為什么要穿越痛苦？痛苦的彼岸是什么？

總之，疼痛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體驗與基本困境，對于個人，對于親密關系，對于家庭，對于社會，都是有意義的。痛苦是人生的必修課，沒有痛苦體驗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唯有穿越痛苦，才能理解生命的厚重。

上觀新聞：您在書中化用特魯多箴言，認為對待病痛應該“有時去止痛，常常去撫痛，總是去關愛”。如何理解？

王一方：現在許多大醫院都開設了疼痛門診，事實上，自從發明了止痛劑，現代醫學就接管了疼痛，使它有了可量化、可分級的指標，同時使疼痛成為可以管理的對象。

正因為這樣，我們要格外警惕陷入疼痛“管理”的誤區，那就是過度依賴藥物緩解疼痛，比如服用阿片類止痛藥，容易成癮。我就曾遇到過年輕女性因痛經而用嗎啡止痛、逐漸成癮的慘痛案例。因此，對于疼痛，不能只想著吃了藥就能解決問題。尤其是對于原因不明的慢性疼痛（如老年人腰腿疼），單純使用強效止痛藥并非良策。而中醫針灸雖不送藥，卻能通過刺激經絡有效止痛，是值得借鑒的紓解方式。

此外，我還想強調一點，從醫生角度來說，傾聽患者的“痛苦感受”也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疼痛不只是神經末梢的反應，還是帶意象的個人體驗，理解患者的疼痛，才能真正幫助患者疏解病痛。

我在臨床上碰到過一個讓我印象極深的案例。當時有位腫瘤患者告訴我們，他痛得“把腦漿都吐了出來”。當時在場的所有醫生都無法相信他的這一形容。腦漿與胃部并不相通，怎么可能通過嘔吐排出？我們都覺得這是無稽之談，是沒有科學依據的“胡說八道”。

可后來我查閱文獻才發現，這位患者當時正在使用的抗癌藥（比如環磷酰胺、順鉑這類早年被稱作“野蠻”的化療藥），其毒性之強堪比“化學武器”。這類藥物不僅會讓人抱著馬桶劇烈嘔吐，還能穿透血腦屏障，直接改變人的行為與意識，引發一種特殊的“大腦空痛感”。有大量文獻記載，用過這些藥的患者，嘔吐時往往伴隨大腦的空痛感，那種主觀體驗確實讓他們覺得像是“把腦漿吐出去了”一般。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作為秉持科學主義的醫生，我之前的判斷錯了，患者的感受才是真實的——他所謂的“吐腦漿”，正是抗癌藥損傷中樞神經后，對劇烈嘔吐與大腦空痛的直觀描述。

受科學主義、唯物主義影響，絕大多數醫生都是通過實驗室檢查尋找病人疼痛的生理病因，如果指標正常則易忽視患者痛苦，認為是“無病呻吟”。只認“生理指標”，否定“主觀體驗”，必然輕視患者對痛苦的個性化描述。只有靜下心來傾聽病人的感受，才能實現“總是去關愛”的醫者箴言。

生命的“華麗轉身”

上觀新聞：長期以來，中國人往往對死亡采取回避的心態，諱莫如深，其中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王一方：中國人通常對死亡這個話題是避而不談的。這令我想到中國的“梅花文化”。中國人強調，即便身處苦難也堅持“傲雪挺立”“凌霜綻放”，卻刻意回避死亡的必然性。而不像日本的“櫻花文化”中，死亡并不被視為恐懼的終結，而是與“無常”“絢爛”“自然循環”有關的生命環節。

我把國人的一些對死亡的典型認知與行為狀態歸納形容為“三鳥”。

一種是“鴕鳥”心態：似乎死亡是不談論就不存在的，很多人抱有“親人不病、好人不死”的愿望，總覺得親近的人會永遠陪伴自己，同時也存在“好死不如賴活”的固有認知。

第二種是“菜鳥”心態：因為從不主動面對死亡，導致對死亡知識極度缺乏，無法正確認識死亡。有些家屬面對絕癥患者時，仍然不捅破那層窗戶紙，而是用騙和瞞的方式剝奪患者的知情權，加劇患者與家屬的雙重痛苦，錯失了許多情感交流與安排后事的時機，也留下了許多無法彌補的終身遺憾。

第三種是“驚弓之鳥”心態：既缺乏死亡知識，又未提前做好心理準備，當死亡真正來臨時陷入慌亂，只能盲目將一切交給醫生，完全聽從他人的意見。這種心態易引發醫患矛盾，比如家屬在親人離世后，因毫無心理準備，會產生“為什么花了錢卻沒留住人”的憤怒，甚至因此爆發醫患沖突。

上觀新聞：該如何打破這種僵局，讓大家正視死亡，有所準備？

王一方：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加深對有關死亡的印象和思考。比如，寵物死亡會給人帶來心理上的震撼，為寵物辦葬禮其實就是一種死亡訓練。年輕人可以通過閱讀相關書籍，觀看紀錄片、電影，傾聽他人的生命故事等，引發對死亡、對生命的思考。對于年幼的孩子，也可以通過繪本的方式，帶著他們一點一滴地了解。當前也有機構開辦“死亡體驗館”，參與者通過種種環節直觀感受到生命的消失，也是一堂特殊的死亡教育課。

最重要的是，每一次與親友告別，都是理解死亡的契機。正如馬爾克斯所說，親人離世是“拉開直面死亡的窗簾”，當所有窗簾都拉開時，你就不得不直面死亡、思考生命。

上觀新聞：在抵達“有準備的死亡”前，我們還可以有哪些作為？

王一方：現在有一個新生事物叫生前預囑，它實際上就是提前把死亡相關的事想清楚、說明白、安排妥當。我建議每個人都要做生前預囑，哪怕是健康的時候。生前預囑可以聚焦于死前的醫療安排：要不要插管、要不要上呼吸機、要不要用高昂藥物等。因為今天的醫療是技術化醫療，使用了各種科技，死亡過程可以拉得很長，所以我們要正確辨別——如果生命已經沒有力量支撐，就不要用技術去拉長這個過程，這對患者很痛苦，還會耗掉巨大的社會財富和家庭財富，所以要尊重死亡的自然過程。

生前預囑還有一個內容，就是安排自己的葬禮。自己安排葬禮，其實就是告訴世界，自己希望以什么樣的狀態“華麗轉身”——從哲學角度看，生死就像一個旋轉門，從當前的空間旋轉到另一個空間去。我們每個人都要想一想，在這個“華麗轉身”中，你想給世界留下什么？

不能只關注“一束光”

上觀新聞：在日益老齡化的社會中，迅速發展的AI被寄予了很高期待。未來AI能夠在醫療、養老領域扮演怎樣的角色？

王一方：AI有非常炫目的工具價值，能幫助殘障者恢復部分功能，輔助養老。比如，最新的腦機接口技術有望治療帕金森病和阿爾茨海默病等神經系統疾病，恢復大腦與身體受影響區域之間的溝通；又比如，外骨骼機器人能輔助行走，讓關節受損者告別輪椅。同時，AI還能瞬間讀取大量醫療文獻，整合知識，加快醫學知識的普及，成為人們求醫問藥的好助手。

但在我看來，AI是有“天花板”的——它永遠是“認識”工具，而不是“生存”主體。它沒有真實的體驗：它知道疼痛，卻沒體驗過牙疼；能模擬分娩，卻沒感受過母愛；能模擬死亡，卻不懂“向死而生”的意義。它能在知識細節上豐富我們的認知，也能在操作層面提供干預方案，實現功能層面的替代。但所有這些都只停留在“功能層面”，而非“意義層面”——AI永遠無法解釋“生命的意義是什么”“死亡的歸途在哪里”。

即便給一個人裝上最先進的外骨骼機器人，讓他從步履維艱一下子健步如飛，但如果他喪失了生活的信念，就依然可能陷入虛無，甚至選擇結束生命。因為衰老的本質是一個社會場域、生命意義不斷“退縮”的過程：從活躍的、用工作創造自身價值的“社會人”，變成小范圍社群中活動的人，變成只在家庭生活中具有存在感的人，再變成客廳里的“沙發土豆”，最終退化為臥床不起的人，如卡夫卡筆下“變形記”般的狀態——從一個社會化的推銷員，淪為動彈不得的“甲蟲”，這是生命退行的必然結局，而AI無法理解這種“退縮”背后的精神荒蕪。

上觀新聞：這便又回到了醫學人文的出發點——平衡技術發展與人文關懷之間的關系。

王一方：人文是不可替代的。生命的真諦藏在文學的共情、藝術的表達、哲學的思考里，比如《劇院魅影》里的創傷記憶、畫家弗里達的殘障敘事、“我是誰、從哪來、到哪去”的哲學追問。AI能幫我們“看得遠”，但要“看得透”，只有依靠人文。

上觀新聞：您曾經是一名臨床大夫、當過醫學編輯，后來在大學里講授醫學哲學。您投身醫學人文研究的初衷和出發點是什么？

王一方：在我看來，當前醫學的最大問題是“光譜太窄”，只關注科學的“一束光”，卻忽視了社會、心理、文化等其他維度。科學越發達，醫生越容易陷入“管狀思維”，只見局部，不見整體。

比如，現代醫學過于依賴實證主義，凡事講求“證據”——胃疼啊，做胃鏡了嗎？拉肚子啊，做腸鏡了嗎？有些患者的癥狀真實存在，但檢查結果是正常的，醫生往往就會忽略患者的體驗，認為不成其為病。

當科學主義面臨瓶頸，無法還原患者的真實體驗時，有必要引入現象學與人類學的視角，通過傾聽患者的故事，理解其主觀體驗，開展下一步的心理和病理的治療與撫慰。

正如人類學強調“回到田野”，醫學為什么不能回到病人的真實體驗中？患者描述的“吐腦漿”“刀劈樣痛”，就是最鮮活的“田野素材”。但當前的臨床實踐并非真正的“田野”，醫生往往只問“頭疼幾天了”“今天加重了嗎”，卻不追問“怎么疼”“疼的時候有什么感受”，將疼痛簡化為一個抽象概念。

人類學的另一大特點是“不預設前提”。比如面對患者“吐腦漿”的描述，人類學不會先判定其荒謬，而是嘗試理解背后的原因，尊重每個人的主觀感受，推動醫學發展，也推動人與疾病、苦難、死亡的對話。

上觀新聞：要打破當前醫學這種局限，就需要打破學科壁壘，拓寬視野。您在北大醫學院開設醫學人文課程多年，有何收獲和改變嗎？

王一方：我在北大開設的課程，雖未直接命名為“生命哲學課”，但會在醫學哲學、醫學辯證法等課程中融入相關內容。生命哲學的核心不是傳授知識或技能，而是培養“哲學站隊”的能力。但由于未納入考核，很多學生雖然覺得課程有意思，卻因為學業繁重、學校重點考核“基本知識、基本原理、基本技能”等原因而忽視這門課程。

但學生們的反應也常常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經布置作業，讓學生們就“為什么我們今天越來越長壽，對死亡的恐懼卻越來越重”寫600字的回答。作業交上來，許多同學洋洋灑灑寫了6000多字。

還有一件事情讓我非常感動。有一次，我在大連做講座，結束后，一個年輕人找到我，說：“王老師，我是北醫畢業的。”他說：“實話實說，其實，當年您的那門課，我多次翹課。實驗室里一有事情，我就不來上課了，只有一次我沒有逃。現在畢業7年了，但就是這唯一一節課，主題好像是‘醫學生如何拓展有品質的批評生活’，現在還在我的腦子里轉來轉去，印象非常深。現在我在臨床工作中比較重視實證以外的意象、意蘊、意義，注重正反合的哲學思辨，去追尋生命、健康、診療真相、真理至上的真諦，都是因為那堂課留給我的啟發。”

這件事讓我不禁感慨，對這些聰明的學生來說，不需要講太多，就像鹽一樣，只要撒上一點點就能“開竅”。我相信那些課堂上關于生命哲學的探討，會像一顆顆種子，早晚尋找到它們的生命意義所在。

《醫生不曾告訴你的生命哲學課》

王一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標題：《讓醫學人文理念走出“廟堂”，飛入尋常百姓家》

欄目主編：王一 文字編輯：王一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曹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