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此人晚死三年，劉備不可能入蜀，三分天下當(dāng)有劉璋一份

劉備夷陵之戰(zhàn)大敗以后，諸葛亮喟然長嘆道：

“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fù)東行，必不傾危矣。”

劉備的一次沖動與任性，葬送了蜀漢的精銳戰(zhàn)力及無數(shù)人才，在他憂憒而死之后，給諸葛亮留下了一個爛攤子。好不容易奪下的蜀中基業(yè)，也險些步入了劉璋的后塵。

從后來的三國的軍事格局來看，諸葛亮、姜維的北伐雖然難如登天，可如果想要在蜀中偏安一隅，茍延殘喘個幾十年，并不是什么難事。

所以在蜀漢遭受了兩次重創(chuàng)之后，即便是面臨著人才凋敝的處境，后主劉禪還是在四川關(guān)門做了四十多年的安逸皇帝。

換句話說，以蜀中人才之盛、軍備糧草之富足，劉璋腦子只要稍微正常一點，肯聽從手下忠臣黃權(quán)、王累、嚴(yán)顏等人的建議，不要引狼入室，守好自己的門戶，說不定日后在蜀中稱帝的就是劉璋了。

到那時，三分天下的格局可能依舊，可蜀地的皇帝不是劉備而是劉璋，劉璋自守門戶，東連孫吳，北據(jù)曹魏，也不失為做一個劉禪。

可劉璋的腦子卻好像讓門給擠了，對他好的人他偏偏不信，憋著要害他的人卻又倚為心腹，結(jié)果把兩代人的基業(yè)拱手送給了劉備。

劉璋雖然“暗弱”，可他好歹是見過大世面的人，是在東漢末年的政治漩渦里趟過來的人，總不至于會傻到這個程度吧？

事實上，劉璋此時的處境，就跟后來執(zhí)意發(fā)動對吳戰(zhàn)爭的劉備有些相似。劉璋最為相信的那個人，已經(jīng)死了。

對于劉璋來說，這個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絲毫不亞于劉備眼中的法正。

一

出于政治和史書體例等原因，這個非常出類拔萃的人物被史書給忽略了，由于他是漢末劉焉、劉璋父子割據(jù)政權(quán)下的屬官，他沒能在《后漢書》當(dāng)中留下傳記。又因為他死的太早，沒能參與到三國的風(fēng)云變幻當(dāng)中，不屬于三國時期的人物，所以也沒能被寫入到《三國志》當(dāng)中。

可在當(dāng)時的社會中，給予了他非常高的評價。比如，以臧否人物而著稱的許靖，就曾評價他說：

“如果他生活在中原地區(qū)，則即便是王朗也不能超過他。”

王朗是漢末三國時期的一流名士和學(xué)者，在魏國官至司徒，是曹魏帝國最頂級的人才之一。而王朗的才能更側(cè)重于名聲和學(xué)術(shù)，如果是論謀略和治理國家的才能，此人比王朗要強(qiáng)得多。

對于如此牛的人物，雖然《后漢書》、《三國志》中沒有傳記，可專門記錄蜀地名人的《華陽國志》卻必然不能遺漏。

這個人就是益州廣漢郡郪縣人王商。

王商的家族是益州的一流豪族，他的曾祖王堂在《后漢書》中有傳。王堂字敬伯，官至汝南太守，是一位文武全才，既能領(lǐng)兵打仗，又能治理地方。因為為官正直，屢屢拒絕宦官和權(quán)臣的索賄而被打壓，最后被罷官歸田。

然而，他的名聲卻并不因為罷官而衰減，《后漢書?循吏列傳》稱贊道：“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執(zhí)事自理”，把他視作東漢大臣中舉賢任能的標(biāo)志性人物。漢桓帝時期的頂級名士陳蕃，最早就是由王堂慧眼識珠發(fā)掘出來的。

王堂的幼子王稚，字叔起，是蜀地著名的隱士，他屢拒孝廉，朝廷三公十五次征辟他，皇帝派公車接他到朝廷做官，先后授以兩千石、太常，都被他給拒絕了。

王堂的長子王博，王博之子王遵，都曾經(jīng)出仕，具體官職不詳。而王商就是王遵的兒子，字文表。

二

史書對于王商的事跡履歷記載多有矛盾之處，比如，《后漢書·王堂傳》說：“益州牧劉焉以為蜀郡太守”，而裴注《三國志?蜀書?劉二牧傳》引《益州耆舊傳》卻說“劉璋辟為治中從事”，后來遷為蜀郡太守。

再比如，劉焉死后，《華陽國志》說：“州帳下司馬趙韙、治中從事王商等貪璋溫仁，共表代父”；而《三國志?劉二牧傳》只說：“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沒有點明王商的擁立之功。

圍繞著這兩處矛盾，對于王商的履歷事跡就產(chǎn)生了很多疑問，如：王商是被誰選拔起來的，又是被誰任命為蜀郡太守，是否因為劉璋的“溫仁”而參與擁立？

關(guān)于劉焉的身后之事，史書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但種種跡象表明，這里面隱藏著一個血腥的權(quán)力更替的故事。

劉焉赴任益州牧之時，已經(jīng)心存了割據(jù)蜀中的異心，卻只將第三子劉瑁帶在了身邊，其他三個兒子都在長安做人質(zhì)。可見他對于三子劉瑁是另眼看待的，劉瑁被任命為別部司馬，掌管賴以控制益州的部分兵權(quán)，劉焉又為他娶了吳懿的妹妹為妻，可知是把他當(dāng)做接班人來培養(yǎng)的。

而且，所謂“知子莫若父”，對于劉璋“溫仁”的個性，劉焉是不會不知道的，所以他不可能將權(quán)力暗流涌動的益州交給劉璋。

所以，劉瑁“狂疾物故”的背后，隱藏著很多不為人知卻又并不新鮮的秘密。州大吏貪圖劉璋懦弱無能，從而將他扶持上臺，以求更好的竊取益州的權(quán)力，這是符合趙韙等人的利益的。

可關(guān)鍵的問題在于，王商是否是諸多心懷叵測的“州大吏”之一？這事關(guān)對于王商的人品評價，以及對他與劉璋之間關(guān)系的判斷。

三

從種種跡象來看，王商不會是諸多別有用心的“州大吏”之一。換句話說，他與趙韙之流不是一伙兒的。

趙韙是劉焉的心腹，本身又是益州豪族，而且又被劉焉任命為司馬。他之所以能扶持劉璋上位，憑借的是他所掌握的益州兵馬。權(quán)力更迭的變革雖然充斥著暴力和陰謀，但其過程卻是短暫的，以至于像王商這樣的文吏根本沒有反應(yīng)的機(jī)會。

所以，縱然王商也是“州大吏”，同樣被動的參與了對劉璋的擁立，但他的動機(jī)和趙韙是完全不同的。趙韙的目的是為了篡權(quán)，而且后來險些就真的篡權(quán)成功了，幸虧東州兵奮起反抗，這才讓劉璋絕處逢生，順勢除掉了趙韙這個巨大的威脅。

在除掉趙韙的過程當(dāng)中，王商應(yīng)該是出了力的。

王商的蜀郡太守應(yīng)該是劉璋任命的，王商死后，蜀郡太守由許靖接任，時年是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耆舊傳》說王商“在郡十載，卒于官，許靖代之”，而劉璋接位是在興平元年（194年），中間有十七年的跨度。

如果王商擔(dān)任蜀郡太守十年的話，那么他上任的時間就應(yīng)該是建安六年（201年）前后。而據(jù)《資治通鑒》的時間敘事，建安五年（200年）的年底，正好發(fā)生了趙韙作亂的事情，“蜀郡、廣漢、犍為皆應(yīng)之”。

由此可知，益州治所所在的蜀郡太守也是趙韙的黨羽，可見劉璋當(dāng)時所面臨的處境是多么兇險。

而趙韙兵敗以后，蜀郡太守也跟著倒臺，劉璋自然要把這個位置換上自己最信任的人，王商在這個時候接任也就是順理成章了。

那么，王商為什么成為劉璋最信任的人呢？

四

首先，家族的底蘊、家風(fēng)和名氣是公認(rèn)的，這些我們前面已經(jīng)說過了。而王商品格，和他的曾祖王堂非常相像。

早在興平元年（194年），馬騰暗中聯(lián)系劉焉攻打李傕，時任治中從事的王商就極力勸諫，結(jié)果劉焉不聽。最后馬騰兵敗，劉焉的兩個兒子劉范、劉誕雙雙被殺，劉焉也因憂憤交加而死。

劉璋在身邊諸多的惡意中上位后，趙韙等劉焉時期的實權(quán)派都在虎視眈眈，只有身為治中從事的王商盡心輔佐。在王商的治理之下，發(fā)掘并提拔了諸多益州本土的士族，一改劉焉時期益州本土士族對劉氏的敵視態(tài)度。

所以，我們看《三國志》中劉備后來招攬的益州本土官員，大部分都是在劉璋時期被發(fā)掘啟用的，這其中大部分都是王商的功勞。

在王商的努力之下， 益州從多年的戰(zhàn)亂殘破之中，漸漸地發(fā)展成了物阜民殷的沃野之地，讓他東邊的劉備和孫權(quán)垂涎欲滴。

所以，在陰謀惡意中一路走來的劉璋，對身邊所有的人都缺乏信任，卻唯獨對于王商是絕對信任且依賴的。

據(jù)《益州耆舊傳》記載，“璋懦弱多疑，不能覺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馬超曾經(jīng)想要聯(lián)合劉璋對抗曹操，而正是在王商的勸諫之下，劉璋才拒絕了這個要求。

王商的理由很簡單，馬超是狼，狼是要吃人的，堅決不能引狼入室。這與后來劉備入蜀之時大臣們的勸諫之詞大同小異，但是，別人不管怎么說他都不聽，王商只要一說他就聽。

然而， 這一切的美好到建安十六年就戛然而止。這一年，王商去世，作為外來戶的許靖接替了他蜀郡太守的職務(wù)。

五

許靖在益州缺乏根基，也不具備王商那樣的政治手腕，所以在王商死后，在君臣雙方的猜忌之下，潛藏已久的惡意又漸漸地浮現(xiàn)出來。武將如龐羲、李異，文臣如張松、法正，總想著把劉璋賣了換點錢。

在這種情況之下，更是加劇了劉璋對于大臣的不信任。

在曹操南征荊州的時候，蜀地自劉璋以下，大臣們普遍都想著向曹操納降，劉璋也三次向曹魏派遣使者，并且接受了曹魏的封爵。

然而，越是在這種聲音一致的情況下，劉璋反倒覺得身邊的人都是在害他。

所以，后來張松出使曹操，因為曹操對他不禮貌，便聯(lián)系法正、孟達(dá)等不得志的人密謀投靠劉備，一起鼓動劉璋迎劉備入川。

這恰好迎合了劉璋的叛逆心理，他堅定的認(rèn)為身邊的人都在害他，只有張松、法正這幾個少數(shù)派才是真心為他著想。

所以，不管黃權(quán)、王累如何拼命的死諫，反倒更加刺激了他的叛逆心理，讓他更加迫切的希望劉備來拯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