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錢理群：精致利己的高智商教授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學

本文為北大教授、著名學者錢理群（1939年1月30-）的一次發言，來源新京報，特此分享。

“社會活動家”與“二道販子”

王瑤先生在八十年代就跟我說，北大和中國的學術界現在出現了兩類知識分子，一類知識分子是社會活動家型的學者，他們或者根本沒有學問，只會公關，或者也有點學問，開始階段還下點工夫，也取得一些成績，然后就通過廣泛的社會活動，竭力推銷自己的東西以取得最大的經濟回報和政治回報。一旦有了權，就充分利用現有的競爭機制竭力為自己獲取最大利益，拉幫結派、排斥異己，壓制才華高于自己的同事，特別是高于自己的年輕人，實際上成了學霸。這樣的學術新貴，正有與時俱增的趨勢。

另一種類型，王瑤先生稱之為“二道販子”，即向中國人販賣西洋貨，又向西洋人販賣中國貨，王先生說他們販賣的還竟然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質產品。這其實就是當年魯迅說的“西崽”，他們“倚徙于華洋之間,往來于主奴之界”，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高于群華人；但自己又系出皇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于勢力高于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勝于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總而言之自我感覺極端良好。這樣的西崽自然是以洋人為靠山的；但魯迅又提醒我們注意，他們“都是國粹家”。這非常深刻，可謂一語中的：今天的西崽也是時時把“中國特色”掛在嘴邊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在80年代概括出這兩種類型知識分子，但那時他們還處在萌芽狀態，還在形成過程中，并不占主導地位。八十年代在北大占主導地位的是啟蒙知識分子，九十年代以后占主導地位的是學院派知識分子。這兩類知識分子，當然都有自己的弱點，但他們都是自有底線，精神底線、道德底線和學術底線的。

以這兩類知識分子作為北大的主導，北大不會出太大的問題。但是現在發生一個很大的變化，這對未來北大的走向將起決定性的作用。如果北大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的教授，培養出的是一批又一批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義的學生，那北大就真正的墮落了。

北大之憂，主要就憂在這里。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

我們再來討論“國際化”的目標。

2003年就已經提出了這樣的目標，當時叫“與國際學術接軌”。我在文章里就指出,這就是要“以中國學術的西方化和美國化”為目標。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當時就有人提出“采取英語教學是學校體制完全跟國際接軌，實現國際化、現代化管理的必要條件”這樣的高論，我在文章里也表示了擔憂：“如果我們的大學教育也要削弱母語教育，那就是真正的民族文化危機了”。

當然2014年重提國際化，也有新的背景，就是前面說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因此，從表面上看，今天提出中國學，強調中國“主體性”，似乎是對前面說的美國化傾向的一個糾正，校方也是這樣自辯的。但實際上它背后有兩個問題：其一是很多朋友已經指出的，這還是隱含了一種生怕別人不承認自己的焦慮，為了要使西方肯定，就用西方的眼光來改造中國的學術，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

其二，是我想補充的：西方的中國想象也是復雜的，除了希望用中國來證明西方優越性的西方中心論者之外，還有一種思路，特別是西方的左派，出于對西方文化的不滿，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就把中國理想化，烏托邦化。這樣的“主體性”還是建立在西方的“中國想象”基礎之上，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很難說是真正的主體性。這倒是很能說明2014年提出的“中國學”的內在矛盾和實質：它一面打著中國自信、中國主體性的旗號，一面卻暗戀著西方，至少是不能擺脫西方主體性。

最根本的問題，還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這在2003年之前就提出了，不過在2003年那次改革里，是作為一個中心口號提出來的。我當時就對此提出了一系列的追問：“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其標準是什么？這里的‘世界’是什么概念？為什么要以世界一流作為目標？為什么還要提出具體的時間指標？”

聽說2014年這一回提出的具體時間是2018年。那么，我就想提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究竟誰要世界第一流大學，而且如此迫不及待？”是我們學者要嗎？是北大老師學生要嗎？那么，“他們又想通過什么手段、什么途徑來達到這個目標？這樣做就一定能達到嗎？”這背后又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什么是大學，大學是干什么的？”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背后的理念是一個趕超模式，我們落后了，要趕超先進國家，而且要用最短的時間來趕超。這個趕超模式就有問題。在我看來，經濟上是有先進落后的，教育上也不是完全沒有先進落后的問題，譬如說你教育的發展規模如何，受教育的人數比例如何，這些是有可比性；但從根本上說，就很難有什么先進落后，你就能夠說西方教育先進、中國教育落后，西方文化先進、中國文化落后嗎？根本不存在這個問題。

這里有一個文化與教育的民族性問題：不同民族文化與教育之間，是不能區分優劣的。也不存在所謂落后向先進單向趕超的問題，只是互相影響、互相制約、互相吸收、互相吸納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各自獨立發展，又相互吸收、交流過程中，各民族的文化、教育都對世界文化、教育做出獨特貢獻。因此，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是應該質疑的，也許“創建一流大學”的目標更科學，更切合實際。如果你預設一個所謂世界的標準，在當下全球化背景下，就只能是美國標準。記得五十年代我上大學時，北大是以莫斯科大學作為標準的，因為那時認為蘇聯是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到了八九十年代北大就以哈佛大學為目標了。

如果以某個國家的大學（無論是五十年代的蘇聯，還是今天的美國）為目標，亦步亦趨，就必然失去教育的獨立自主性與民族性、創造性；還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把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落實為硬件問題，規模越大，越豪華，就越具“世界性”，最后就變成一個投資問題：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嗎？拿錢來！實際上就這么回事，這樣，就必然導致“大樓有了，卻沒有大師”的結局。

在我看來，中國是一個大國，我們把北大辦成一流大學，自然會產生世界影響；外國留學生在我們這里學習了中國文化，中國文化自身的魅力自然會對他們產生影響，就像我們學習了西方文化也會接受其影響一樣，這是正常的文化、教育交流中的正常現象，完全沒有必要將主動引導什么世界潮流作為我們的目標，我們對此應該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