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化】長征催生和孕育了黨的少數民族政策‖孫國林

長征催生和孕育了

黨的少數民族政策

孫國林

我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處理好各民族間的關系,是革命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紅軍長征之前,黨的工作中民族問題并不突出,也沒有制定過相關政策。長征開始后,因為要穿越許多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這就必須制定正確的民族政策,以保證順利前進。正是血與火的長征,催生和孕育了黨的少數民族政策,并伴隨長征始終,成為長征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一次遇到少數民族問題

1934年12月上旬,紅軍付出慘重代價(由八萬多人銳減為三萬余人)渡過湘江。繼續向西進入苗族聚居地區。這時,建黨建軍以來第一次遇到了少數民族問題。毛主席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首次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于這個問題的基本觀點。他對身邊的人員說:我們要進入苗族區,苗族的特點和風俗習慣同漢族不同,大家要更好地遵守群眾紀律。

紅軍進入苗族地區后,見到他們生活極苦。許多家庭只有一條褲子,家里人輪流穿。婦女沒有衣服不能出門,十多歲的少女赤裸著在地里干活是常事。許多人用樹葉雜草護身。他們的糧食、牲畜被漢人地主和國民黨軍搶去,被逼到山坡瘠地生活。苗民喜歡吃腌制的酸菜、酸肉和酸魚,住吊腳樓或草屋。紅軍明令:不得進入民宅,不準與婦女談話。因為苗俗認為婦女與外來男人談話是不道德的。

由于受反動宣傳的影響,紅軍未到時就有不少苗民逃去。后來,紅軍加強了宣傳,對他們秋毫無犯,尊重民俗,才逐漸得到他們的信任,主動接近紅軍。部隊領導趁此機會向他們宣講黨和紅軍的主張,對特別貧苦的人家進行救濟。當他們聽到“苗族兄弟們”這親切的稱呼時,個個面帶笑容。當聽說紅軍和干人(對窮苦苗人的形象稱謂)是一家時,他們歡呼起來。許多人向紅軍控訴豪紳軍匪的罪惡。先鋒團團長高聲對大家說:“苗族兄弟們,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共同斗爭。只有這樣,你們才能過上幸福的生活,不再吃苦受壓迫……”話音剛落,就有一些青年報名當紅軍,或是自愿為紅軍當挑夫、當向導。部隊離開時,有幾十位苗族青年編為“苗族連”隨著紅軍出發了。

在苗族地區,毛主席隨時對戰士講解民族政策,使黨第一次處理民族關系問題就取得巨大成功。在以后的征程中,黨對“團結少數民族”方針的認識不斷深化、具體,逐漸形成一套完整的民族政策。

歃血結盟傳佳話

1935年5月19日,中革軍委在四川西昌縣決定組成強渡大渡河先遣隊,任命劉伯承為司令,聶榮臻為政委。他們必須穿過彝族地區,才能抵達大渡河。

臨行前,毛主席要先遣隊認真執行黨的民族政策,與彝族沽基家族首領結盟修好。他對劉伯承說:先遣隊的任務不是去打仗,而是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與彝族達到友好。只要我們全軍模范地執行紀律和黨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人就不會打我們,還會幫助我們通過彝區,搶先渡過大渡河。劉伯承、聶榮臻率領紅一師一團和工兵連,剛進入大涼山彝族地區,就被彝民攔住去路。他們帶著棍棒、槍支、石塊、長矛和弓箭,高喊:“我們要錢,給我們買路錢!”紅軍就給他們一些,但還是不讓通過,部隊只好奉命停下。紅軍代表與當地頭人談判,耐心地說明紅軍的政策和此行的目的。并提出,如果準許通過,紅軍司令愿與彝民的首領結為兄弟。為了表示誠意,當場向他們贈送了手槍和步槍。頭人也回贈了一匹黑騾子。5月22日,劉伯承得到蕭華關于談判成功的報告后,非常高興,說:“我去與小葉丹拜盟!”然后騎上戰馬,揚鞭前往。彝族首領小葉丹一見,立刻下跪致敬。劉伯承趕忙把他扶起,又申明紅軍的主張和幫助他們的誠意。他說:“彝人反對軍閥劉湘和劉文輝以及國民黨,紅軍也反對;彝人要捍衛他們的獨立,紅軍的政策是贊成中國各少數民族實行自治;彝人恨漢人是因為漢人壓迫他們,但正像有‘白’ 彝和‘黑’ 彝一樣,漢人也有‘白’漢與‘紅’漢,經常屠殺和欺壓彝人的是‘白’漢。難道‘紅’漢和‘黑’彝不應該團結起來反對他們共同的敵人白漢嗎?”小葉丹聽了非常高興。

結盟儀式在海子邊上舉行。遠處崇山綿延,樹木參天;面前海子水,清澈見底,樹影倒映。紅軍整齊地排列著隊伍,莊嚴地站在一邊;彝族同胞數千人,密密地集中在另一邊。人們都靜候著結盟儀式開始。只見海子邊上放了兩碗清清的湖水,一個彝族同胞提著一只大公雞,很熟練地把公雞的嘴破開,鮮血分滴在兩個碗里,剎那間成了兩碗雞血水。

這時司盟人一招手,小葉丹叔侄和劉伯承一齊向海子邊走去,虔誠地并排跪下。首先,劉伯承端起碗來,高高舉著發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劉伯承愿與小葉丹結為兄弟,誓死相助,永不反悔……”說完,端起一碗雞血水一飲而盡。小葉丹和叔叔也舉碗對天,齊聲說:“我們若違背誓言,就如此雞!”然后一飲而盡。雙方站起,親切地挽著手。這時,紅軍的隊列中發出暴風雨般的掌聲;彝族同胞人群中發出歡笑和呼叫。這兩種聲音交融著,加強著,在山谷中悠悠傳去……

結盟儀式完畢,天色將晚。為了不打擾彝民,紅軍先遣司令部決定返回三十里,在漢族地區宿營,小葉丹叔侄也被請去。司令部把駐地的酒都買來,請他們暢飲至深夜,在微有醉意中終席,頭人首領非常高興。第二天清晨,在紅軍的護送下,小葉丹先行返回。5月24日,紅軍進入彝族區,毛主席同軍委縱隊露宿在樹林中,彝族同胞非常感動。當時,有許多彝族青年自愿加入紅軍。紅軍還幫助這個家族成立了“中國紅軍彝民沽基支隊”。然后,由小葉丹的四叔帶領紅軍,經過一天的強行軍,順利通過彝族區,直向大渡河挺進。當晚,先遣部隊就控制了安順場渡口。25日,17勇士強渡大渡河成功!

劉伯承后來說:我們堅定地執行了毛主席規定的民族政策,與沽基族首領結盟修好。就這樣依仗黨的民族政策,順利地通過彝族地區,趕到大渡河。歃血結盟的佳話,永載史冊,萬世流芳。

經過藏民聚居區

1935年6月30日左右,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紅一方面軍離開兩河口北進,翻越第二座大雪山。7月3日,在卓克基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告康藏西番民眾書——進行西藏民族革命運動斗爭綱領》,它號召藏族民眾反對英帝國主義及國民黨軍閥,成立游擊隊,加入紅軍,實現民族自決。

此后,紅軍連日在人煙稀少的藏民地區行軍,遇到不少困難。對此,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有較詳細的敘述:“一進入藏區,紅軍就遇到了聯合起來對他們充滿敵意的居民。他們有錢買不到食物;他們有槍,卻看不見摸不著‘敵人’。當他們進入密林和灌木叢中,跨過十幾條大河源頭時,部落鄉民從他們行軍路途附近撤走,把自己屋里的東西搬運一空,帶走了所有能吃的東西,把牲畜家禽都趕到草原上,整個地區簡直成了荒無人煙之地。”“他們爬到山上,當紅軍穿過幽深、狹窄的巖縫通道,有時只能一兩人并行時,這些藏人就滾下巨石砸他們和他們的牲畜。這里沒有任何機會來解釋‘紅軍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也沒有機會締結友好聯盟。”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依然要求紅軍尊重和團結少數民族,嚴格遵守紀律,執行少數民族政策,以實際行動感召藏族同胞。遇有機會,就宣傳《告康藏西番民眾書》精神。藏民理解了紅軍以后,就逐漸向紅軍靠攏,每天有二三十人,從山上運出糧食賣給紅軍。楊成武還找到一個60多歲的藏胞作向導,安排8個戰士用擔架抬著他為紅軍帶路過草地。毛主席聽說后很高興,指示楊成武說:“要告訴抬擔架的同志抬穩當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數民族,團結少數民族。”紅軍與藏族向導成了朋友,向他們贈送物品,講解紅軍的政治主張;再通過他們向藏民解釋,逐漸得到理解和支持。通過草地后,這些做向導的藏胞,大都愿意跟紅軍繼續北上抗日。長征勝利后,他們中的許多人成了紅軍戰士或共產黨員。

紅軍長征時期的甘孜絨壩岔

1936年2月,紅四方面軍再次回到藏民區域,民族關系問題變得十分突出。李先念率部智取襲擊紅軍的上層藏族武裝,俘虜很多人。張國燾、徐向前立即指示,對被俘的大小喇嘛要優待,大力宣傳黨的政策,保護寺內經堂、經書、器物,贏得了喇嘛和藏民的擁護。李先念接見了頭人夏克刀登,他很感激,與紅軍簽訂了《互不侵犯協議》。他還參加了紅軍建立的地方政府,為紅軍籌糧,甚至護送紅軍北上。陳昌浩在甘孜接見諾那活佛,告訴他:紅軍不是殺人放火的土匪,而是保護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自愿幫助紅軍。后來,諾那患傷寒去世,紅軍按藏族習俗,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法事和葬禮。

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下達的《關于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中,作了更明確的規定。強調“對土司、頭人采取更寬大的政策”,“不侵犯其宗教自由”,“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同時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指示必須再一次提起全體戰士注意,尊重少數民族風俗及宗教信仰等問題。必須堅決糾正那種借搜山、收集糧食等名義擅入民家亂翻、亂拿、亂捉人、燒房子的行為。這樣會使群眾離我們越遠,使我們的一切宣傳都成了白費力氣。對于這種行為,不惜嚴厲制裁直至槍決。紅四軍總政治部還將執行民族政策和紀律的要求,編成歌曲,讓戰士牢記。

經過各種形式的宣傳教育,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執行民族政策的自覺性有了很大提高,民族矛盾和沖突大為減少。有些藏民還協助維護地方治安,幫助紅軍籌糧,宣傳紅軍的政策等等。大批藏族青年參加了紅軍,天寶就是當年從藏民獨立師轉入紅軍的,建國后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成為我軍中的少數民族將領。

黨中央首設少數民族委員會

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何克全),根據長征以來所遇到的少數民族問題和中央的相關精神,寫成《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發表在中共中央和總政治部出版的《前進報》創刊號上。該文長約3000字,是建黨14年以來黨中央發表的第一篇關于少數民族工作的專論。它對少數民族工作的意義、原則、方法和注意事項,都做了論述。

此前,黨雖然對少數民族工作日益重視和加強,但還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去研究和推動這項工作。組織機構是革命事業成功的保證,在8月間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即沙窩會議)上,決定在中央設立少數民族委員會。也許是因為凱豐寫過那篇《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文章并受到好評,所以在討論政治局委員分工時,大家一致推舉長期負責青年團工作的凱豐,擔任少數民族委員會負責人。這個機構是建黨以來的首創,標志著黨的民族工作意識的自覺和成熟。

從此,長征中盡管天天行軍打仗,但少數民族工作一直被列入黨中央的議事日程。每當部隊進入一個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之前,都設法找當地群眾了解民族風俗習慣和禁忌,然后擬訂文件,明確紀律,以減少對立和誤會,保證順利長征。8月29日,中央又設立宣傳委員會,由凱豐負責,吸收楊尚昆、李維漢參加,其主要任務之一是進行民族政策的宣傳。對紅軍:反復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的權益和風習,幫助他們獲得解放,實行民族自治;對少數民族群眾:主要宣傳黨的政治主張和民族政策,破除國民黨的反動宣傳,使他們支持紅軍北上抗日。

為了提高紅軍指戰員對民族問題的認識,長征途中創辦的《干部必讀》《斗爭報》和《前進報》,都刊登關于少數民族問題的文章。中央責成凱豐負責審查民族問題方面的稿件,以保證文章質量和觀點統一。

長征中誕生的少數民族委員及其工作實踐,為后來,特別是新中國建立后的少數民族工作,提供了豐富的經驗。現在的國務院民族事務委員會,就是長征路上黨的少數民族委員會的繼承和發展。

民族政策伴長征

長征所經過的西南、西北地區,是中國族種較多的地區。現實要求黨必須正確處理面臨的復雜的民族問題。為此,中央制定和頒布了許多文件,民族政策伴隨著長征的始終。

紅軍長征一個月后,接連突破了國民黨軍設置的三道封鎖線,進入瀟水、湘水苗族聚居地區。11月19日,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首次發出《關于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指戰員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反對大漢族主義,爭取少數民族加入紅軍。

隔了十天,即1934年11月29日,總政治部(對外稱紅星政治部),發布《關于瑤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則指示及口號》。其中指出:“我們蘇維埃紅軍不拒絕而且歡迎同瑤民的上層代表發生親密的關系,同他們訂立各種政治的與軍事的聯盟,經過他們去接近瑤民。”同時,還提出13條口號,如“實現民族平等,在政治上,經濟上,苗瑤人與漢人有同樣的權利!”“實行民族自決,苗人的一切事情由苗民自己解決”等等。

遵義會議后,約在1935年1月19日,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向各軍團政委、政治部,發出《關于爭取少數民族的指示》。強調“必須向全體戰士解釋少數民族的重要性”,“嚴格政治紀律,絕對不準對少數民族群眾有任何的搔擾。嚴禁將少數民族中的富裕分子當土豪打”。“絕對遵從少數民族的宗教、風俗、習慣”,“嚴厲的反對輕視少數民族的大漢族主義的愚蠢的偏見”。5月19日,總政又發布《關于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訓令》,除重申上述要求外,又提出“努力爭取少數民族加入紅軍”等。此間,紅軍總司令朱德還發布《中國工農紅軍布告》稱,“彝漢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等”。同月,西北軍區(對外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發出《少數民族工作須知》。內容包括:一、四川的少數民族與其住區;二、少數民族的生活特點;三、揭穿國民黨對少數民族的壓迫與欺騙;四、少數民族主要要求;五、少數民族工作要點。這是一個具有政策性、知識性和操作性的文件,內有“主張信仰自由”、“幫助他們進行土地革命,建設蘇維埃”,以及“培養少數民族干部,以便開展這一工作”等。在當時,這個文件對少數民族工作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

7月1日,《中央決議籌糧政策》規定:對喇嘛寺嚴禁征糧,除反動頭目外,一律照價收買。3日,黨中央發布《告康藏西番民眾書》(見前)。8月5日,中央政治局的毛爾蓋會議,通過了《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共7條,其中第5條是“關于少數民族中黨的基本方針”。它指出:“一、四方面軍的會合,正在少數民族番夷民占多數的區域。紅軍今后在中國的西北部活動也到處不能同少數民族脫離關系。因此爭取少數民族在中國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的領導下,對于中國革命勝利前途有決定的意義。”黨和蘇維埃政府在少數民族中的基本方針是,無條件的承認他們的民族自決權,幫助他們的民族獨立與解放運動。

國家一級文物“中國夷(彝)民紅軍沽雞(果基)支隊”隊旗

因為陜北與內蒙古毗鄰,12月20日毛澤東以主席名義發布《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這是一方面軍結束長征后中央制定的第一個民族問題文件。“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消滅蒙古民族的陰謀,申明紅軍和蘇維埃政府是為解放中華民族及其他弱小民族而英勇奮斗的。內蒙古民族只有與紅軍共同戰斗,才能避免民族滅亡,走上民族復興的道路。“宣言”提5點建議,號召內蒙古人民一起奮起抗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36年3月,南下的四方面軍政治部,發出《關于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強調:如果沒有少數民族的擁護,創造西北抗日根據地,將遭受巨大的困難。只是不準侵犯宗教自由,要建立民族革命聯合戰線。

5月24日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發布《關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提出建立回民軍隊和政黨問題。25日,黨中央決定紅軍西征。為動員寧夏回族人民與紅軍共同奮斗,支援紅軍,毛主席發出《對回族人民宣言》。宣告: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自己解決,保護清真寺,保證回民信仰絕對自由;聯合回族一切武裝力量,成立“回民抗日軍”;改善回民生活;保護回文,發展回民的文化教育等。6月8日,毛主席等致電彭德懷及紅一、十五軍團首長,提出:中央決定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則是回民自治,我們應站在幫助的地位上去推動和發動回民斗爭。電報規定三大禁條:禁止駐扎清真寺、吃大葷、毀壞回文經典;四大注意:講究清潔,尊重回民風俗習慣,不準亂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漢民團結。

紅軍三個方面軍會師(即長征勝利)前,中央發布的最后一個少數民族工作文件是《對蒙工作的指示信》(1936年8月24日)。它分析了內蒙當前的政治形勢,提出在內蒙必須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應當把王公、軍人、喇嘛、知識分子也都團結在內”,“特別重要的是培養蒙古干部”。把蒙古人民吸收在中國蘇維埃影響下,“團結蒙古人民,將來走到建立內蒙人民的革命政黨”,“走上將來公開的獨立組織的蒙古政權與隊伍,進行武裝反日反中國軍閥的斗爭。”還提出:“蒙古人民的事情,應當由蒙古人民自己去管理;我們只能站在幫助的立場上,真正實行民族自決。”

從1934年11月至1936年8月,在長征中中共中央和紅軍至少制發了14個關于少數民族問題的文件。此外,還有許多電報、信函,指示少數民族工作。它們涉及苗、瑤、彝、藏、回、蒙等六個少數民族的政策,其內容日益豐富、全面和科學。這不僅保證了長征的最后勝利,也為新中國的民族政策和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來源:黨史博采

作者:孫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