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30諾獎：不靠口號，只靠“穩定撒錢+兜底試錯”的底層邏輯

2001年3月，諾貝爾百年慶典結束后，日本政府在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提出，在未來的50年至少獲得30個諾貝爾獎。當時無數媒體瘋狂嘲諷，其中官方定調“口出狂言”。如今進程過半，日本累計獲獎32個，21世紀獲獎22個，其中21項為含金量最高的自然科學獎，一項為文學獎。時間還有一半，進度條完成70%，這還不說日本諾獎級成就、排隊領獎的選手保底還有十來位。這么一看，似乎好像可能大概，當年的話也算不上什么狂言吧。

行了，到此打住。合定本這玩意兒要少看，畢竟忘記歷史等于背叛，記住歷史等于尋釁滋事。曾有人說，僅就諾獎這個指標來看，亞洲如果沒有了日本和以色列，那和非洲也沒有什么區別。這話太狂也太不嚴謹了。根據可考資料，亞洲累計獲獎72個，其中日本32個，以色列14個，如果剔除這兩位，則獲獎數為26，而非洲為27。那么今天咱們不妨聊聊日本諾獎如何登臨亞洲？

目前很多人聊日本的科研政策時，要么聊“科學立國”，但這玩意兒叫口號，口號不能帶來成果；要么聊“工匠精神”，但那玩意兒本質是成功者在功成名就時給大眾灌的心靈雞湯。而日本的科研體系壓根兒沒有那么多的理想主義的熱血，也不是工匠精神的玄學。真相就三招：穩定撒錢，精準堵住精英戰場。

你想搞研究行，政府先給你兜底了生活，或者更直白的說，先撒錢。自1995年起，日本政府每5年制定一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這套制度就明確了一件事：科研經費必須獨立預算，不和高校運營費用混在一起。科研就科研，行政就行政，前者講量化，后者講人情，這倆壓根兒不是一個體系，所以必須相互獨立。

于是可以看到，哪怕是失落的30年，日本文部科學省對自然科學相關的科研經費，始終保持年增不減。根據OECD數據，日本全國的研發經費占GDP的比例，幾十年如一日的維持在3%左右，算成真金白銀一年超過1300億美元。

這個標準和歐盟國家差不多，屬于富養且穩定，不像部分機構的科研經費，先發項目啟動金，后續靠人脈“打賞”。如果人脈不夠，敬酒技術不行，項目做到一半被砍是常事。但日本搞科研，不用擔心中途沒飯吃，并且這筆錢里有近80%是企業掏的，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很多科研項目從一開始就是奔著掙錢去的，而這樣才能持久，要不然純講奉獻，講功勛。科學家也是人，也吃壽司，吃拉面，下午也想去濟源，深夜也想去銀座。而國家的錢，則主要投給大學，讓他們去搞那些企業不敢碰、失敗率極高的基礎研究。

那么，一個日本教授到底能拿多少錢呢？以東京國立大學的教授為例，拿到終身教職后，其基本年薪大約在1000萬到1500萬日元。這錢對比全球同行來說并不算多，但能保證基本的體面生活。但這只是底薪，真正的研究經費來自于申請的科研費，這筆錢就不是小數目了，普通的項目一年能有幾千萬日元，要是能拿到頂級的大項目，總經費能沖到幾億甚至10億日元級別。

這套玩法的核心就一句話：用穩定的待遇買斷科學家最寶貴的東西——時間，讓他們天天不用想著怎么搞錢，怎么發論文應對考核，敬酒的時候從哪桌開始，而是正兒八經地沉下來去干點真正有意思且需要時間打磨的東西。

關于這個，諸位可以再看一遍馬斯洛需求，當一個學者通過待遇制度、社會文化完全實現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歸屬需求、尊重需求后，自然而然的就會開始追逐大部分人無法理解甚至無法觸碰的自我實現需求。

這可以舉個例子，當年的日本藍光LED突破幾乎就是這套模式的完美說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紅綠光LED都搞出來了，就卡在藍光上，全球無數頂尖實驗室折戟，死活弄不出來，甚至有研究所都打算跳票換路徑了。

但名古屋大學的赤崎勇不信邪，帶著學生天野浩死磕，最后選了被全世界拋棄的氮化鎵材料，靠著大學數十年如一日的撥款，硬生生地打通了這條路。而另一邊，在日亞化學有個叫中村修二的工程師，公司社長也是個狠人，力排眾議，砸了數十億日元給他，讓他組團隊、買設備、搞研發，甚至曾經有兩年完全屬于零進展的模式，但企業還是愿意砸錢。

那為啥企業愿意砸錢呢？大學愿意折騰呢？很簡單，因為當時誰都知道，目前紅光和綠光都搞定了，只要搞定藍光就能湊齊三原色，一旦打通，必然重塑照明行業格局，這就好比大家都知道沙漠底下有石油，但不知道該往哪兒去鉆井。日本的選擇是，我同時支持好幾支隊伍，用不同的方法去賭，賭的是總有一支隊伍能挖到。

赤崎勇和天野浩在大學里走的是一條正統但極其艱難的基礎科學路徑，中村修二在企業里用的是更像暴力破解的工程技術路徑。國家通過科研經費，企業通過研發預算，分別在兩條線上燒錢。他們心里門清，這兩條路大概率都會失敗，但只要有一條走通，回報就是千倍萬倍。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兩條路線最后同時成功，2014年，這三個人一起站在了諾貝爾的領獎臺，而日亞化學靠著藍光LED的專利賺回了超千億的利潤。

你看在真實的歷史時間線里，科學這個事兒其實并沒有那么浪漫，更多的是算計，國家算的是長遠戰略，企業算的是未來市場，科學家算的是青史留名，但好像也只有這樣才足夠真實且持續。畢竟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不丟人。甚至我一直認為小時候接受的教育里有一項典型的糟粕，他們老是表揚好人甘于清貧，表揚好人無私奉獻，似乎好人天生就該挨欺負，受委屈，而只有做壞人、干壞事兒才能發財，才能過上紙醉金迷的日子。

但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吧？為他人提供了價值的人，理所應當的應該賺錢，坦坦蕩蕩的成為富人，然后順理成章的過上名利雙收的生活，私以為這樣才能提供榜樣效應。科學家掙錢，真不讓人眼紅，當然那啥除外。

很多人說，日本科研寬容失敗，這又是典型的圣人學說，把政府和社會當成圣人，地上沒有天國，這話從邏輯上講不通。真實的情況是，日本這方面既不圣母表，也不玩佛系，本質是一套風險投資邏輯，日本會精選賽道，然后長達10年甚至數十年的持續灌溉。

至于賽道怎么選，就一個標準：這事兒一旦做成，真能改變世界，催生一個超級產業。那既然是這種超級賽道，就注定了，大部分不會在應用學，而是基礎科學。

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2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山中伸彌，其從起步階段就和失敗相伴。起初這個哥們的夢想是當外科醫生，但得益于日本外科的變態考試，比如那個著名的用腹腔鏡將豆腐切成1厘米乘以1厘米的正方體，這哥們兒就因為手殘落選，所以為了留在醫學界，不得不轉向基礎研究。

而后續拿到了博士學位后，就去美國研究了更冷門的APOBEC1基因，希望能治療動脈硬化，結果悶頭35年發現此路不通。最后，山中被迫回到日本，在大阪市立大學找了一個助理教授的職位。此時，他得到了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

好消息是，一路失敗后，這哥們依舊獲得了一點經費和擁有自己的獨立實驗室；壞消息是，這個實驗室就6個榻榻米，合計10平。所以這哥們兒又被迫放棄了原本的基因研究賽道，主要是原本的設備，這10平米新實驗室都放不下，所以山中又轉型研究更基礎、更底層的問題，比如分化后的細胞有沒有可能變回原始的狀態呢？

就這么的，這哥們兒就帶著一個學生從24個候選基因里弄，辦法也賊原始，就是一個一個試，就這么折騰了幾年，硬是一篇高影響的論文都沒有弄出來。

諸位看著一樂呵，但如果你真的帶入主人公視角，就會發現這哥們兒從外科醫生轉戰到基礎科學，又從基礎科學轉到基因研究，最后又轉到了細胞破解，已經是三戰三敗，人到中年，一事無成了，而且論文也沒發幾篇，這要是在那種“非升即走”的KPI體系下，這哥們兒早就得提前下崗了。

而等到了2003年，山中總算獲得了GST的資助，這是一個著名的支持高風險、高創新的項目組。對了，這個項目組當時資助了十幾個團隊，山中只是其中一個。后續大家都知道，山中弄出了個跨時代的IPS細胞，這玩意兒本質有點玄幻小說的意思，是把普通的皮膚細胞倒拔時光變回萬能干細胞，最終成了影響全球的再生醫學產業鏈。

而哥們兒后續接受采訪時說道：“如果一定要說感謝誰的話，我最感謝的就是在我失敗的歲月里，依舊有大學愿意收留我，并給了我足夠的收入和實驗室，雖然只有10平米。”旁邊的官員聽到這話，趕緊打了個哈哈：“山中教授手巧嘛，10平米足夠了。”

其學生在旁邊又欲言又止：“媽蛋，埋汰人是吧，誰不知道我老師在醫學界以手笨聞名。”

而這其實才是日本這套獲獎系統中最有意思的地方，他提供了一個安全失敗的底線，一個大學教授如果在一個方向上深耕十年，沒出直接成果，依舊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有一定的生活收入，學閥是當不成了，但維持個體面的生活沒問題，甚至就算一直研究沒成，轉行別的項目組也能商量。這有點日本企業里終身雇傭那股遺風，工程師就是頂級的人才，絕不會因為一兩次失敗，就給你輸送到外賣公司去。

說白了，這本質是給那些聰明人一個兜底的結果，再給一些試錯的成本，這樣這幫頂級人才才敢去琢磨那些九死一生、十年出活的大項目。畢竟你要是天天都在琢磨評職稱、當學閥、搶項目，那只能逼著大家去搞那些十拿九穩的小課題，水論文，最后再批評一句“不拿大獎，不出成果”，這不是鬧嗎？你這體制上也沒給人家十年如一日的穩定環境啊。

最后一個問題，也是最根本的：人從哪里來？一個殘酷的現實是，如果一個國家頂級大學的最聰明的學生全跑去搞金融，玩互聯網，想著考編上岸，那這個時候談諾獎未免有點空中樓閣了。而日本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也簡單，不含口號，不聊奉獻，不畫大餅，就是一套真實的價值兌現體系。

先從社會層面來說，成為科學家不再局限為小孩子的童年夢想，而是一條真實、體面且受人尊敬的精英通道。雖然從收入上來說，比不上頂級投行、互聯網大廠，但別的方面有補償：

一、極高的社會地位。在日本，醫生、律師、教授是極少數幾個被稱為“先生”的職業。這地方的“老師”一詞還沒有通貨膨脹，不至于靠社會搖出名的精神小伙也能稱呼老師。

二、超強穩定性。其實，通過赤崎勇和山中伸彌，諸位也能看出來一點，日本的科研體系很多還是遵循著終身雇傭那套東西，說白了就是允許短時間三五年不拿獎，不出活。這種模式確實有可能養混子，但資本市場有句話，盈虧同源，你因為一個特點吃虧了，也一定會因為這個特點受益。這套模式養了一些混子，但也養了如山中、赤崎勇那種死磕一個項目十幾年的人才。

三、巨大的成就感。很多人都知道我們公司就在早稻田旁邊，所以通過一些圈子接觸過不少東大、京大、早大的專家、學者，也許是學術氛圍濃，亦或者中二病泛濫吧，我發現真有不少那種一輩子勵志科研的學者。問他們在干嘛？

人家就在居酒屋猛灌一口啤酒后，很自然地45度仰望天空說道：“我正在研究改變世界的項目。”這說法尬不尬呢？講真挺尬的，但有時候又不得不服，就是你看著他那股子勁頭，甭管人家是不是真能干成，就確實感染人。

甚至你可以說這幫帝國精英們被宏大敘事給洗腦了，可能一生都砸在了注定不會出成果的科研上。但轉念一想，就算同樣是浪費生命，浪費在科研上，似乎也好過浪費在互聯網大廠的外賣剝削算法和投行的零和博弈里吧。

這三者疊加就造成了一個現象：如今頂級學府的畢業生每年依舊有非常大比例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繼續深造，進入科研或大企業的研發部門，這保證了日本科研人才池始終有競爭力。如果說科研成果是樹上的果實，那么制度設計就是根，文化土壤就是養料，根得穩，土得肥，果子才能多。

那日本這片土地有什么基調呢？

我先說一個暴論，日本這地方其實談不上科學崇拜，畢竟這是800萬鬼神遍地的國度，風雨雷電、衣食住行全都有神，至于別的什么筆仙、占卜、死亡筆記更是層出不窮。但他們一邊不那么崇拜科學，卻能做到允許科學，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批人愿意相信神神鬼鬼、都市傳說，但不妨礙另一波人信奉格物致知、科學度量，主打一個日本永恒哲學——互不打擾。所以你在澀谷能看到一幫年輕男女，沒事兒就愛往廢棄大樓里探險，但不妨礙人家進學校后，看到教授一臉恭敬，覺得“哇，老師十年如一日地折騰實驗真酷”，這并不沖突。

而另外一個土壤就是頗具古早意林風味的小學生教育。比如日本小學生普遍不提前學內容，而是花大量的時間做實驗，手工，動手寫觀察記錄。然后部分意林選手得出結論，日本小學生有動手能力、能獨立思考。

坦白說，這兩個事兒的因果關聯不能說沒有，但有點生拉硬扯，屬于典型的拿個錘子，看什么都是釘子。而真實情況其實是，日本文部科學省在小學自然課程中明確要求，每學期必須進行5次以上的科學觀察類作業，比如種植物、看星星、做溶解實驗，考核中完成過程比答對結果權重更高，教材不設拔高題，不鼓勵超綱學習。

這玩意兒聽起來確實很異質化，但人家文部省的本意很多人壓根兒都想不到，即“我不教你贏在起跑線，而是先確認你適不適合跑步”。啥意思？有沒有可能孩子不是螺絲釘，他們天賦技能其實千人千面，你適合跑步，咱可以贏在起跑線，但有的人不適合跑步啊，有適合游泳的，有適合跳高的，有適合柔道，有適合棒球的。

所以文部省那些玩意兒其實并不是篩選動手能力，而是篩選出你到底適合干什么，為以后的教育分流做好準備。比如你就是手笨，但嘴靈活，那咱以后往三產琢磨；比如你手靈巧，但體格不行，那以后往工科努力；還有可能你就嘴笨舌拙，但有膀子力氣，那咱以后往工地搬磚也行。這里面有誰比誰高貴嗎？

在別的地方不清楚，至少在日本，很多時候真沒有那么大的階層差距，無非是你拿個800萬日元，我拿個600萬，他拿個500萬，有薪水差距，但不至于階層鄙視，除非你是行業大牛，否則大家薪資真還就差不多。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日本諾獎得主，真就是那種名不見經傳30年，一朝得獎天下知，比如搞自噬細胞的大隅良典，現代鋰電池之父吉野彰，這幫人別說全球聞名，你問問日本人，在得獎之前有幾個人知道他們。最后一個土壤就是，一個天才可以不太會做人，也能活得很好。比如你能想象在學術全球化的今天，一個頂尖的物理學家不會講英語？

沒錯，2008年，益川敏英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開口第一句就是“對不起，我不會說英語”，然后這大爺用日語完成了全程演講。而不會英語，這意味著這大爺在國際交流上沒法混圈子，在頂級期刊上沒法刷臉，論文引用天然就比別人吃虧。于是你會看到，搞數學的不用非得學敬酒，搞研究的不用費心湊論文數，工程師不用學著寫匯報PPT，只要你真出活，不拉幫結派也能過日子。

所以你看日本這地方它有什么文化土壤呢？沒那么神圣，也沒那么高貴。基礎教育目的不是培養人上人，而是搞一場大規模的天賦普查，不急著教孩子怎么贏，而是先幫他們找到屬于自己的賽道，這保證了各行各業，尤其是科研這種冷板凳，后續能有人愿意上也上得來。

最終，一群科研大爺天天琢磨自己的那一畝三分地，不需要靠演講和人脈來生存，甚至十年不出啥成績，只要你別玩學術造假，欺壓學生，學術生涯也能繼續下去。這一整套制度，能讓那幫吃飽了撐的科學家們琢磨點不太實用的玩意兒，琢磨點人類的星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