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遇害后，蔣介石大開殺戒，連黃埔嫡系都不肯放過：求情無恥

吳石遇害后，蔣介石大開殺戒，連黃埔嫡系都不肯放過：求情無恥。

1951年除夕夜在臺北，夜氣很冷，街口風細細刮過屋檐，忽然一陣短促的槍聲，院墻里三個人倒下，地上沒有多余的腳步聲，看門的士兵收起槍機，燈光壓低到只剩一個框，名字在名單上寫得清清楚楚，李玉堂，陳伯蘭，陳石清，罪名四個字寫成一排，通共叛國，外面沒人看到審判，家屬也沒等到一句交代，遺物樣式簡陋，連遺言都來不及整理成一句整話。

前些日子吳石落網，風聲已緊，檔案室夜里有人出沒，電話線被人遞來遞去，臺面上說的是程序，背后聊的是名單，等到李玉堂被帶走，圈子里人說話不敢抬頭看人，黃埔出身的也開始互相避眼，一起吃飯的人改成單點，不再拼桌。

說到李玉堂，黃埔一期，校門口站過隊，訓練場泥地摔得滿身都是土，和李延年、李仙洲并稱山東三李，抗戰年頭指揮第8軍在正面硬扛過日軍，部隊被喊作泰山軍，整營整營從山谷里穿出來，打完仗，老長官拍著圖板看地圖，覺得這人還行，這種干活的心里有數。

戰后一路提，集團軍總司令的牌子掛上墻，胸前別過青天白日勛章，兗州那一仗丟了陣地，被發了永不敘用的條子，風頭過了又被招回去，海南防衛副總司令，指揮權接回手里，電臺換新頻，補給線也加粗，能把這樣的人重新放上臺面，主力讓他握在手里，信任這個詞在那時很重。

可他心里的路變了，前線出發的車上不再說打幾天回頭休整，轉成問這仗打到哪里算個頭，抗戰那會兒說的是江河山川都壓在肩上，走到四九年，街巷里都是本鄉本土的口音，戰場對面站著的還是自己熟悉的皮靴和水壺，他不愿再拉著弟兄們去拼命，在帳篷里坐著的時候，看著地圖沉默的時間越來越長。

這一點被人看見，切口從家里找到，陳石清是內弟，出入最自然，話說到心里不扎手，陳伯蘭是妻子，往來信件用的是買菜的口袋，簽名換成家里常用的小名，副官李剛跟在身邊，化名魏天民，文件替你收，門口替你擋，組織給的托付很明確，海南要有個動靜，渡海要有個支點，這條線繃得很緊。

安排看著嚴密，人手也不多，能遮的都遮住，海南若能提前舉動，解放軍往海上伸手的節奏就能更順，兵站、船只、碼頭燈光的變換都會提前，李玉堂作為軍中臺柱，如果在那一刻翻面，意義不只是一支部隊，更是一整片海口的門閂被人從里面拔下。

破口卻出在舊識上，李剛在大陸帶隊的時候，曾經策反過一個連，連長當時搖擺了幾次，戰后又回了國軍序列，被編進32軍，檔案夾里夾著幾張舊紙，在臺灣的營區里抬眼一看，覺得這副官眼熟，私下里托人對比了一下舊照，越看越像，晚上又去問了兩句過往，線索就對上了。

那位連長把情況送到了保密局，李剛被帶走，手里東西都沒來得及銷，主線被扯掉，外圍的觸點立刻亮紅燈，電話里改口的速度跟不上抓人車的速度，李玉堂、陳石清、陳伯蘭陸續落網，文件柜抽屜里還留著沒來得及換掉的紙，鑰匙掛在墻上沒摘。

整個籌備到崩掉，時間不過一個季度，營區里的人只記得換過一次門崗，食堂的飯菜咸淡變了一點，別的痕跡都被掃掉在白天，夜里回想起來，也就是誰誰誰那幾天不在隊列里。

案子到了臺面，主審的人是錢大鈞，當年在黃埔教過書，點過名叫過到，前后情分清得很，呈報上寫著重判不死，給個下臺階，留條路，跟著走的人還能心里安穩一點，文件送上去，批改處回了一個字，“恥”，這個字重得很，意思像是在說，誰替他說話，誰臉上掛不住。

這一筆下來，手里的尺度也就定了，隊伍里傳遞的信息很簡單，別提情面，別談交情，表格上只有是否可靠這一欄，吳石那邊交來的口供讓審訊室燈一直亮著，李玉堂這條線露頭，名單又加了一頁，圈子里的人開始換住處，會議室的門縫貼了兩層膠條。

這個案子留給后來人的提醒更直白，舊身份不清，下一步就會出問題，戰場策反過的人有過暴露記錄，按紀律應當盡快轉移，盡量不再回到相同系統，不該承擔貼身崗位，復用導致面對面的識別，這種撞車一旦發生，所有偽裝都會失效。

如果這條線走通，海南那一塊可能提前變天，海上籌備的時間會更充裕，島上的兵力配置會重新排列，登陸窗口的測算能有更充分的選擇，李玉堂的名字也許會被寫到另一頁，成為起義將領的序列，站在開國典禮的閱兵場邊緣，歷史不會回頭看哪一步沒走，只會把走成的路徑定在那里。

回到那一夜，槍聲落下，院墻外的風繼續吹，1951年這張日歷翻過去，臺灣的白色恐怖在那一年走到最緊的階段，表面是對敵對陣，底層是對信任的收緊，軍政系統里的人開始更在意自保，文件的落款變得更謹慎，老友之間的寒暄縮短成一句話。

李玉堂本有另一條路，起義成功就能回到大陸，在部隊里繼續帶兵，海南的局面也許會因此提前穩定，實際展開成了另一種結果，動作還沒來得及實施，線就斷了，組織里為這條線付出的人名現在只剩下備忘錄里的幾行字，留下的教訓被一遍遍講給后來人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