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蔣介石問李宗仁有什么要求，李宗仁道：我只跟你要個人！

江淮一線此刻早已硝煙滾滾。淞滬沒守住，南京又丟，華北日軍正越過黃河，華東部隊順津浦鐵路南壓，兩股鐵流在地圖上呈剪刀之勢，刀尖所指——徐州。徐州失，則中原門戶洞開；徐州守，或許還能拖住敵軍，為武漢會戰贏得時間。李宗仁受命坐鎮第五戰區，他很清楚手里牌面并不好：雜牌軍多、武器舊、空軍支援少。可徐州若是沒人扛，整個抗戰節奏就會被打亂。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對這場硬仗前所未有地上心。原因并不復雜：西線如果崩，中央軍多年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就像被抽走基石的長堤，再多精銳也補不回來。因此，蔣抵達李宗仁指揮部后，沒寒暄，直接切入主題：“需要什么，盡管說，只要能贏。”李宗仁聞言，放下煙斗，聲音壓得極低：“德鄰不要別的，只要委員長調回一個人。”蔣介石略顯意外，但還是追問：“誰？”李宗仁抬頭對視，“張自忠。”

對話不過兩句，卻暗藏波瀾。張自忠當時正被強制“留職察看”。1937年上海戰役時，他率第三十八師在閘北巷戰中損失慘重，一紙處分下來，軍銜不動，部隊卻被拆散，以示“整頓”。徐州危急，李宗仁為何偏偏要這位被冷藏的將領？原因要追溯到西北軍舊脈。張自忠、龐炳勛、孫連仲皆源于西北軍體系，互相之間知道底細，更重要的是擅長野戰與堅守，一旦把他們湊在同一條戰線上，協同不成問題。

蔣介石沉吟片刻，終究點頭。不得不說，這一“點頭”成了徐州會戰里的關鍵轉折。命令電報從漢口發出，沿津浦線一路加急。張自忠聞訊，夜里趕到李宗仁駐地，先行敬禮后劈頭一句：“張某蒙長官再造，唯有以命相報！”李宗仁擺手，道一句“國家用人，不必多禮”，算是把舊賬揭過。

時間推進到三月初，山東局面已是一地雞毛。韓復榘棄濟南、失泰安、撤臨沂，幾乎把齊魯大地拱手讓人。臨沂成了另一只缺口，若再失守，南下日軍就能與板垣師團會合直插徐州側翼。龐炳勛被迫成了“守城老人”，手下不過七八千雜兵，還堪稱軍團，聽起來像玩笑。李宗仁急需一個敢打又能鎮住人心的援軍，張自忠正好對口。

張自忠抵臨沂當天，龐炳勛心里發怵。兩人曾在西北軍時代因為兵權反目，差點動刀。可此刻外敵壓境，沒時間翻舊賬。龐炳勛迎到城門，苦笑一句：“老張，臨沂脆得很，得靠你頂。”張自忠只回答五個字：“共守，不退。”城樓風大，旗幟獵獵，也吹散了曾經的隔閡。

臨沂鏖戰八天七夜，日軍板垣師團連打三次夜攻均被壓回壕溝。守軍缺彈藥，用破銅鑼敲擊代替號角，甚至把鐵軌切成短節充當地刺。到第七夜，張自忠手臂中彈，仍堅持巡防，插著綁帶在火光中奔走。兵士見狀，心里多了股拼命勁。日軍企圖速戰速決的算盤落空，被迫停下合圍步調，轉向臺兒莊主攻方向。

與此同時，臺兒莊里孫連仲、池峰城負責正面死守。城鎮不大，只有“兩街一河”，戰線推拉不過一兩百米，但雙方互有暗堡，膠著異常慘烈。池峰城每日抓著簡易地圖，用鉛筆標注紅藍，密密麻麻像密電碼。不過，龐炳勛與張自忠在臨沂牽制住了北側壓力，孫連仲得以騰出一點呼吸，等來了后續增援。圍困被切割，日軍攻勢出現遲疑，這便是“西北軍組合拳”最直接的效果。

四月初，大雨突至。泥濘壓制了日軍機械化優勢，反而給國軍創造了近身白刃的機會。張自忠抓住窗口，率殘部夜渡汶河，反插日軍后腰。龐炳勛從城內突圍，兩股人馬在埠南村會合。日軍指揮部情報反應滯后，一時混亂。李宗仁隨后下令：全線反擊。短短三日，形勢逆轉，華北與華東日軍會師計劃被硬生生壓停。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來之不易的局部勝利，為后續武漢會戰贏得兩個月準備期。兵工署統計，僅重機槍補給就多運進江防四百挺，湘北修筑防御工事的混凝土也比原計劃多出三分之一。看似不起眼的時間差，最終影響整個第二階段抗戰布局。

戰后清點，臨沂守軍傷亡率超過百分之五十。張自忠被記功，軍銜恢復，還外加一枚青天白日勛章。授勛儀式上，蔣介石握手時低聲一句：“遠征未了，勿言功成。”張自忠點頭，沒再多話。半年之后，他又隨部隊北上，在棗宜會戰中殉國，那已是另一段故事。

回溯徐州會戰，韓復榘的一退到底固然令人扼腕，但也正是那場混亂，將張自忠、龐炳勛、孫連仲這幾個老西北軍將領重新推到聚光燈下。李宗仁在千鈞一發之際只“要一個人”，其實要的是一股敢打敢死的氣勢；蔣介石愿意放手，也側面說明到了關鍵節點，中央與地方的不信任只能讓位于生死大局。抗戰的殘酷就在于此：誰能用對人，誰就多一線活路。

1938年的早春冷得刺骨，漢口起飛時那陣大風后來寫進了飛行日志，成為承辦人員口中的“天氣異常”。但在一場大戰的縱深里，那股大風只是背景噪音。真正扭動戰局的，是一句“我只跟你要個人”，以及隨之而來的決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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