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金援的背后：從一樁例子看，共產國際援款是如何運抵延安的

摘要：應該說在爭取外援方面，共產國際和蘇聯無疑起了重要作用。無論是對中共早期的經濟援助，還是抗戰時期的援助，這些經費對于中國共產黨渡過難關，均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一些緊急援助，更是對中共的革命發展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可以說“在中國人關于他們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問題的想法上，俄國肯定地而且明顯地起著支配性的影響”。

《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22年3月第15卷2期，原題為《共產國際援款如何運抵延安——中共接收80萬美鈔援助的一個例證分析》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依靠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援助，尤其是在經費方面的援助。這是學界多年來關注的一個重要話題。

不過梳理既有研究，多數論著只聚焦于共產國際如何援助中共及援助數額等議題，對于中共如何接收援助，相關問題的探討尚顯不足。一個較為清楚的事實是：共產國際援助中共所使用的幣種，盡管也有中國貨幣，但主要以盧布、美元和墨西哥元為主。

中共中央長征入陜后，在沒有兌換外匯條件的延安，中共是怎么處置這一問題的，又是怎么將經費運送到延安的，相關問題仍需進一步厘清。然而，由于共產國際提供援助的渠道和方式經常變換不居，中共接收共產國際的援助又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的，想要悉知其中的梗概的確不易。筆者近來在爬梳相關史料時，發現一則中共接收共產國際從法國匯寄的80萬美元的典型案例。通過這一案例，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其中的面相，對我們了解這一問題有所助益。

入陜前的援款接收與入陜后的經濟困境

長期以來，有關共產國際向各國共產黨提供經費援助情況，由于“不讓人們看見莫斯科對這些黨的建立和經費使用提供了幫助”，均被列為“絕密材料”。直到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有關共產國際和蘇維埃俄國對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提供經費的檔案材料逐漸披露，相關史實逐漸得以悉知，共產國際對中共的經濟援助渠道和方式基本有蹤可尋。

幫助和支持各國共產黨開展革命，是共產國際的重要職責，經濟援助又是其中的重要一環。按照共產國際的規定，各國共產黨要申請經費援助，需向共產國際提交詳細理由和預算明細，經專家審查后轉共產國際形成總預算，最后轉到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確認轉撥。

從披露資料來看，共產國際撥付他國的經濟援助，既有珠寶、鉆石等貴重物品，也有盧布、美元、墨西哥元等貨幣。以珠寶、鉆石等物品實施援助，主要是由于這些物品一般占地較小，秘密過境比較容易。在運送途中，經常的做法是將珠寶、鉆石這些貴重物品藏到運送人員的皮鞋鞋掌或鞋跟里。不過從現有資料來看，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國的經濟援助，較少使用珠寶、鉆石這些貴重物品。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就曾明確指出，在中國“出售鉆石要花很長時間”。此后共產國際援助中共的經費多以貨幣為主，幣種主要有美元、英鎊、法郎、盧布、瑞士法郎、墨西哥元等。提供經費的渠道，主要是通過隨身攜帶或匯款轉交等方式。

專人隨身攜帶，主要是委托共產國際代表、外交人員和中共往來莫斯科的干部，來自共產國際的經費經常由他們隨身攜帶。專人隨身攜帶援款一般較為快捷，雖急需款項能確保及時到位，但只能攜帶小額援款，且路途中容易發生意外。

匯款轉交是共產國際援助中共較為常用的方式。中共中央入陜之前，共產國際一般是將援款匯往北京、上海等地，再通過中間人轉交給中共。已有資料顯示，宋慶齡就曾多次將共產國際的援款轉給中共。除此之外，共產國際還通過在中國境內設置的情報機構和領事館轉交援款。眾所周知的牛蘭夫婦，就曾在上海開辦過大都會公司，來自共產國際的援款經常通過牛蘭夫婦轉給中共。

牛蘭夫婦

牛蘭夫婦被捕后，左爾格成為共產國際與中共之間的重要聯絡人，積極為中共轉送來自共產國際的援款。除此之外，共產國際還通過設立在華的一些商業機構轉交匯款。如蘇俄遠東銀行就在哈爾濱設立分行，目的是“為共產國際在滿洲和全中國的工作提供資金， 大量收購金錠運往莫斯科，銷售在蘇俄征集的貴重物品以換取外匯，為共產國際諜報員保留往來賬戶”。蘇俄茶葉貿易機構——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在上海就也設有營業所，這個機構不僅是共產國際代表經常接頭聯絡的地方，也是多次為中共轉交過匯款的處所。維經斯基給俄共（布） 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所留郵寄文件和匯款地址就是：“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不過由于匯款轉交的方式往往會拖延時間，導致很多工作無法及時開展，甚至出現了“最低生活費用都不予保證的情況”。

中共一方面急迫地向共產國際申請援助，但是來自共產國際和蘇聯的經費經常滯后，且援款額時多時少，再加之經費交接的困難，很難滿足工作需要。更為嚴峻的是，隨著國民黨在上海實行白色恐怖政策，中共中央不得不從上海轉移到蘇區。雖然此時的援款一直還有轉寄，但中共面臨的形勢日益嚴峻。據向忠發供稱，共產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每月一萬五千元美金”，其余只能通過沒收地主財物，將其換成現洋及鈔票，交給上海中央。斯諾也說，共產國際和蘇聯給予中國共產黨“實際財政援助似乎少得驚人”，共產國際在整個東方 （不僅僅是中國）的總經費“最多不過每月15000美元”，與大量涌入中國、用于支持親日宣傳和納粹法西斯宣傳的巨額資金相比“可謂微不足道”，中國共產黨“獲得的外國物資援助，與中國近代史上任何一支軍隊獲得的援助相比都要少”。九一八事變后，考慮到日本對東北的占領已然威脅到自己的安全，蘇俄和共產國際加大了經費援助力度，但是仍然杯水車薪，入不敷出。隨著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共中央于1934年10月撤離江西和福建之后，一度失去財政援助遂逐漸停止。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結束長征到達陜北。中共中央雖落腳陜北，但是想要在此穩定生存殊為不易。陜北地廣人稀，連年天災人禍，資源匱乏，再加上長期遭受國民黨的“圍剿”與封鎖，經濟狀況極為窘迫，財政吃緊、經濟落后、生活艱難，幾乎是陜北根據地的主調。更為重要的是，此時中共在陜北尚立足未穩，根據地建設也處于百廢初始的狀態，這直接影響到當時陜北根據地的財政收入狀況。其時，中共在陜北有數萬黨政軍人員需要供養，紅軍不論是軍需物資，還是槍支彈藥，也都急需補充。隨著紅二、四方面軍到達陜北，這種窘況因紅軍數量猛增情況愈顯嚴重，以至不得不求助于張學良和宋慶齡。

1936年6月，中共終于在陜北建立了長波電臺。一度中斷的電訊聯絡恢復后，中共中央便迫不及待地致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人，陳述了其所控地域“多山、貧瘠、人煙稀少”的 現實狀況，強調當前最難解決的問題“是財政和經濟問題”，進而向共產國際做出了“每月給我們300萬元的援助，并開始在國外華僑和全世界工人當中募捐”的財政援助請求。1936年8月，中共中央再次電告王明稱，“陜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陜北蘇區“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請直接向蘇聯提出援助，否則“將被迫放棄現有陜甘寧蘇區，這是非常不利的”。中共中央一方面等待援助，一方面發動寧夏戰役以尋求生存。但寧夏戰役的目標尚未達成，隨即而來的寒冬又使得紅軍的挨凍和傷病與日俱增。共產國際的援助依然沒有及時到達。鑒于此，中共迅即電請共產國際速寄援款，“不論五萬十萬都要快”，援款 “多推遲一天，則紅軍的凍死餓斃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

初到陜北立足未穩，財政狀況異常吃緊。打通寧夏從新疆接收援助的計劃未果，計劃將陜北根據地與外蒙連接與蘇聯打通的設想也未成功。不過隨著日本加緊侵華的步驟逐漸加快，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經費援助，終究還是到來了。

1936年9月20日，共產國際就專門討論了對中國共產黨提供財政援助的問題。同年10月18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我們準備向你們提供數目可觀的現金，以便你們能夠在國內自行購買必需物品”。11月3日，共產國際援助物資1160噸，并著手制定專項撥款援助計劃。11月12日，共產國際電告中共中央，稱“經濟上不能按月幫助，決定對你們幫助的總數為55萬美元，第一批送去25萬。你們大約在11月底可以在指定的上海轉款人手中收到”。在財政經濟極度緊張的情況下，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援款著實令人振奮。但隨即而來的問題是，如何將援款安全運抵延安，解決當時的急迫困境，這同樣是中共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援款轉送延安的渠道和方式

共產國際轉送延安的援款，一度是通過蘇聯駐烏魯木齊或蘭州的領事館和軍事機構轉交給延安。但是對于亟待援款支持的延安，這種渠道由于周期較長效率低下，無法應對緊急需求。通過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轉送，利用發達的交通網絡轉送則要快捷不少。中共中央入陜之后的一段時間里，就是利用天津、上海的有利條件轉接來自共產國際的援款。

其時天津在北方局的領導下，組織力量有了較大的提升。中共曾多次電示共產國際，將援款從天津轉送延安。1936年7月11日，張聞天在致王明的電報中即說：“我們已派劉少奇赴北方為中央代表，北方工作有進步?！蓖?0月20日，再電王明要求將援款轉寄天津，“我們同北方局已通電”。隨后又致電劉少奇說：“如有交通送款給何松亭時，來人的接頭口號是：我姓張，是北平王先生叫我來的。何回答的口號是：王先生近來好嗎？請坐。這樣回答之后，來人即交款?！?strong>張聞天所說的何松亭，曾長期從事銀行金融工作，后經南漢宸介紹入黨從事地下交通工作，同時在天津邊業銀行擔任出納。當延安的財政日益嚴峻的情形之下，張聞天電告王明，“即刻經過天津付款處送一筆款子來，以救燃眉之急。我們的交通正在那里等候”。有北方局的領導，有熟悉銀行業務的地下交通人員，于是天津在一段時間內就成為接收共產國際援款的重要處所。至于上海，更是由于其便捷的交通通訊網絡，成為中共接受援款的重要渠道。

宋慶齡

在中共中央初到陜北之時，遠在上海的宋慶齡就成為共產國際和中共之間的重要橋梁。甚至在一段時間內，宋慶齡在上海的寓所已然成為“存留下來的共產黨員相互聯絡以及同蘇區——有時還同共產國際——聯系的唯一地點。請她幫助的要求越來越多，她幾乎是有求必應”。中共到達陜北初期接收共產國際的援款中，其中5萬美元的一部分款項即于1936年底送于上海宋慶齡處并由宋慶齡轉交中共中央。正是由于如此，張聞天在致王明的電報中即說“上海方面我們認為極重要”“我們已派了馮雪峰在那里工作”。當有共產國際的援款時，張聞天明確要求王明將援款轉寄上?！坝蓪O夫人轉交，我們同她有經常關系”。通過這樣的渠道轉交援款可確保安全。

從上海轉交援款，還可利用上海發達的金融證券條件兌換外幣。從共產國際轉寄給延安的幣種往往雜亂不一，主要包括美元、英鎊、盧布、法郎、瑞士法郎、墨西哥元、荷蘭盾和白銀等幣種，其中有些幣種在中國很少流通，還有些外幣在兌換過程中會有折抵損失。如荷蘭盾的兌換就有不少折損。中共上海中央局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中就指出，在上海兌換荷蘭盾會有2.75%的損失。如此雜亂不一的幣種，只有在發達的金融證券條件下方可兌換使用。上海作為全國金融樞紐，無疑為兌換貨幣提供了條件。相關資料顯示，章乃器與章秋陽在援款兌換方面，就做出了重要貢獻。

章乃器

章乃器作為上海浙江實業銀行的副總經理、中國征信所的董事長和愛國人士，經常幫助中共兌換貨幣。還在大革命時期，章乃器就幫助中共將從蘇區運來的金銀兌換成鈔票。大革命失敗后還曾幫助中共迅速轉移匯款，躲過了國民黨搜查，避免了一次劫難。章秋陽作為章乃器的胞弟，曾與陳云同在商務印書館工作，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利用章乃器在金融界的關系，章秋陽以上海交易所經紀人的身份公開活動，成為商界的一個活躍人物。作為共產黨員的章秋陽，同時又在潘漢年領導的上海特科情報部門工作。他除搜集經濟方面的重要情報外，還擔負另一項特殊任務，把中央蘇區運來的金銀通過銀行換成法幣，同時協助把共產國際由國外轉來的外幣兌換成法幣。除此之外，他還將一些與黨組織失去聯系、處境艱難的共產黨人，安排到征信所掛名任職。這些得天獨厚的渠道條件，無疑是中共著眼于從上海轉交共產國際援款的重要考量。

自1936年底以后，共產國際就陸續轉寄一些援款。這些接濟對于局促陜北一隅的共產黨人，無疑是振奮人心的。1937年3月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報，稱“撥出80多萬美元供你們支配。除這筆錢外，你們還可指望得到與這筆款項數目相當的一筆補充經費。轉交款項的技術困難很大，你們方面要盡一切可能使轉交簡便些”。80萬美元的援助，對于處在極度困難的延安而言確如雪中送炭。鑒于接受援款困難較大，如何安全快捷的接收這筆援款，解決經費緊缺問題，中共慎重考慮后交由潘漢年接收。但是，如何將這筆巨額錢款安全并快捷地轉送到延安，依然是一個難題。

按照一般的做法，共產國際轉寄到上海的援款，須經當時中國的合法政府——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審核及批準后，兌換為通用的法幣，運送到西安紅軍聯絡處，再由聯絡處換成紅軍急需的軍用物資，轉運到各地。恰好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國共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和。但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后允諾的條件，要求“嚴格保密”。但是結果卻“出乎意料地通過西安電臺公布”，同時又經史沫特萊翻譯后對外報道。蔣介石對此“非常惱火”，決定“不再受這些諾言的約束，也不履行任何條件”。這也使作為（西安協議） 保證人的宋子文“極為不安”，認為其不可能再保持其作為西安協議保證人的地位。這就表明，西安事變后國共兩黨的關系依然處于一種極其微妙的狀態，兩黨長期對立形成的相互敵視，絕非一句“共同抗日”的口號所能消弭。

在此情形之下，想要通過正常渠道接收援款似乎并不可能。接收這筆援款的當事人錢希均也認為“國共雖然合作了，內戰停止了，但蔣介石仍在反共”，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這筆捐款一旦被他們發現，就會被沒收”。

中共急需這筆援款，但由上海運往延安，不僅有遙遠的地理上的距離，更有險惡的政治上的險阻。如果直接將這筆援款轉送到西安再行兌換，勢必會引起注意。其時，“一切前往西安的人員，行李都要嚴格檢查，西安車站出站口，警察就在那里搜查來往客人”。張聞天在致潘漢年的電報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擔心：“外貨（指此筆80萬美元的款項——引者） 絕對不能到西安調換。此事稍不慎重，有使來源斷絕的危險”。為保證援款安全，中共中央經謹慎考慮，選派有經驗的人員赴上海接收援款。

經慎重考慮，張聞天親自選派被譽為“紅色財魁”的毛澤民去完成這一任務。選派毛澤民，一方面是由于他曾在上海從事過秘密印刷工作，有秘密工作經驗；另一方面是由于毛澤民曾先后擔任中央蘇區第一任行長、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國民經濟部長，有處理財政金融的豐富經驗，由他接收援款最為合適。

同時還選派其他人協助毛澤民執行任務，包括錢之光（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對外貿易局局長）、任楚軒（綏德分行行長）、危拱之（西安紅軍聯絡處會計）與錢希均 （國民經濟部黨支部書記兼會計科長）。這些執行收款任務的人選，幾乎均于上海從事秘密工作，熟悉上海情況，同時皆兼有財經工作經驗。顯然，中共選派接收任務人員是經過充分考慮的。

周密部署接收援款

按照最初的設想，毛澤民等人擬在西安創辦一錢莊，按照錢莊的業務手續，將一部分款項匯至西安，這樣既安全又快捷。遂決定在西安籌建秘密貿易機關——元升裕錢莊完成秘密援助和貨幣兌換任務，并選派壽松濤擔任元升裕錢莊的會計（其另一身份是《西安工商日報》編輯）。毛澤民等人“找好了房子，搭好了班子”，繼而以壽松濤的名義向國民黨當局提出申請創辦錢莊。而頗為遺憾但又意料之中的是，開辦錢莊的申請最終未獲批準，只能親往上海接收援款。

1937年4月，毛澤民一行到達上海后，便圍繞收款計劃做了頗為細致的準備工作。其時，中共地下任務的執行多以住機關的方式作為掩護，將執行任務的人員、機構分散開來降低風險。毛澤民等人及時聯系了上海地下黨，并在后者的協助下開設了一座紙行以掩人耳目便利行事。據錢希均回憶，根據任務分工，由任楚軒擔任紙行“經理”，錢之光為“職員”，毛澤民、錢希均夫婦二人充當了“老板”與“老板娘”的身份。在人員住所的安排上，亦是十分謹慎。錢之光、任楚軒住在紙行，毛澤民、錢希均夫婦則租住了一座 獨門獨院的小三樓，搭配其“老板”身份，并將錢之光之女、錢希均之侄女——錢宛正從浙江老家接到上海扮做“傭人”以掩人耳目。危拱之則住在其姐姐家中。

準備工作安排就緒，毛澤民從潘漢年手中分批接收這筆巨款，隱藏在其住處，分藏不同地方，除去毛澤民夫婦外，無第三人知曉。為了保證這筆錢款的絕對安全，毛澤民規定了嚴格的工作紀律，強調這里是黨的秘密機關，不經研究同意，任何人不得進出，如有工作任務則由自己與錢之光、危拱之、任楚軒進行單線聯系。由于這筆款額巨大，處于財政困境中的延安急需這筆援款，中共中共始終關注著收款動向。在李克農一行人從西安飛往上海，繼續進行國共談判之際， 周恩來特意交待李克農赴上海后，要與先期抵達上海的毛澤民商議如何妥善運回這筆援款。

作為長期從事中共隱蔽戰線的領導人，李克農一度參與了援款接受工作。據錢希均回憶，李克農到上海后經與毛澤民商議，決定分散處理接收工作，首先將美元兌換為通行法幣，將其中一部分經上海銀行匯給西安銀行，另一部分派專人攜帶直接送抵西安。具體分工為：毛澤民留上海負責美元兌換事宜；任楚軒負責經營貨棧，應付門面；錢之光、危拱之和錢希均分別將兌換好的法幣，秘密攜帶，送往西安紅軍聯絡處。

為了便于工作，順利兌換貨幣，毛澤民時而身著筆挺毛嗶嘰西裝，時而又是一身闊綽的毛料長衫，頻繁出入于證券交易所和銀行營業廳，不時用美元買公債，買股票， 適當時機又統統拋出，兌換為法幣。由于每次兌換不宜過多，有時一天要跑好幾趟交易所，兌換流程不可謂不繁瑣。每當換來的鈔票積累到一定數量，便交予錢之光、錢希均或危拱之，乘火車經隴海路運抵西安。由于錢款數量頗巨，又因為每次攜帶款項不宜過大，因此運送任務同樣頗費了一些周折。

由于剛剛歷經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國民黨對各地來往人員、行李皆嚴加盤查，特別是對前往西安的旅客，警察就在出口設卡盤查。為安全起見，避免人多眼雜，運款人員精心喬裝打扮，每次執行運送任務都乘坐包廂。錢之光時而長袍馬褂，時而西裝革履，手提特制帶夾底的皮箱，箱中網欄雖不起眼，上面放些餅干、零碎等常用物件，下面可多裝些鈔票，往來于上海與西安之間。每當遇到盤查，便打開他們攜帶的皮箱網欄迎上前去，掩護這位“富商大賈”。錢希均則與危拱之時而扮做國民黨高級軍官的家屬，或是富商闊太太，把錢用大小皮箱裝上，錢的上層放一些高級衣料以應付敵人的盤查；時而又化裝為去西安古城燒香拜佛的香客，提箱中的大小網欄除裝有少數香、燭、紙錢、供品外，其余則是大量偽裝好的錢款。值得一提的是，危拱之在扮演角色方面卻有一套看家本領。

危拱之

埃德加·斯諾就對危拱之印象深刻：危拱之在江西時代便是紅軍戲劇社的副社長，“到了西北以后負責全部戲劇工作”。這些豐富的工作經驗，再加之高度警惕與隨機應變，避免了運款任務出現差池。同時，為了到西安后免于檢查，每次從上海出發時，毛澤民便用暗語往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發去密電，聯絡處的同志們就將小汽車直接開到西安站站臺上接站，葉劍英、陳賡、林伯渠等人都曾為這次運款任務做過接站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這筆援款并非全部運抵延安，有一部分則分撥他處用于購買緊缺物資。有資料顯示，1937年4月28日，上海中共機關就向太原聯絡站匯寄款項3萬元，其中便有錢之光由上海帶去的2.4萬元款項。據錢之光回憶，我黨駐上海機關前后分三批把款子匯到太原指定地點后，工作人員拿著閻錫山省政府的介紹信分頭采買糧食和布匹、面粉和小米等物資，經過黃河渡口運往陜北，解決革命根據地缺衣少糧的燃眉之急?？梢姡虾＝邮盏脑畈⒎峭耆\回延安，而是將部分錢款由上海輾轉運送到中共太原聯絡站，再由專人經過近期中共中央于山西建立的商業貿易線路，在晉購買陜北根據地所需的物資，最后運至延安。此外，1937年4月6日，毛澤東電示毛澤民，用“三萬元買汽車十輛，專運米送膚施，余款作工資及汽油費用”，而后在漢口購買米糧，將其轉運至西安。通過各地的貿易聯絡購買一些緊缺物資，緩解了延安物資緊缺的艱難境況。

毛澤民等人接收這筆援款，前后歷時4個多月，終于在日軍大規模進攻上海之前完成了全部的運款任務。淞滬會戰打響后，按照毛澤民的安排，錢之光、任楚軒先行撤離上海。隨后，錢希均搭乘南京八路軍辦事處處長李克農將軍的汽車，由上海趕赴南京，然后由水路前去武漢，轉道返回西安。危拱之因病，經醫治后返回西安接受新的任務。毛澤民則于運款任務完成后繼續執行黨中央交待的其他工作，后輾轉返回延安。

結語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嚴酷的環境，特別是財政經濟的窘迫，始終都是一個難題。因此，爭取外援自然也就成為解決經濟緊迫的重要途徑。應該說在爭取外援方面，共產國際和蘇聯無疑起了重要作用。無論是對中共早期的經濟援助，還是抗戰時期的援助，這些經費對于中國共產黨渡過難關，均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盡管來自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援助，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其自身的主觀目的，甚至會有明顯的意圖，但是考慮到中共當時的艱難處境，特別是長征入陜后極度困難的現狀，這些援助畢竟還是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是一些緊急援助，更是對中共的革命發展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梢哉f“在中國人關于他們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問題的想法上，俄國肯定地而且明顯地起著支配性的影響”。

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經長途跋涉雖落腳陜北，但是面臨的困境依然十分艱難，于是便將“力爭外援，休養民力，醫治創傷，積蓄力量，支持長期抗戰”作為抗日根據地初期的一項經濟政策，并突出強調“外援”的重要作用，認為外援是取得抗戰和革命勝利的一個必要條件。因此，當80萬美元從法國轉寄而來，對于正處在艱難環境中的中共而言，不啻是一筆“巨額美鈔”，由此才選派重要人力遠道赴滬接收援款?！耙Ｕ蠎馉幣c革命的勝利，財政實居重要地位”。

歷史已然表明，舉凡有了充足的財政經濟，中共的各項工作就能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一旦處于困難的境況，就會阻礙甚至傷害到黨的各項工作。但是外援畢竟只是一個必要條件，特別是在共產國際外援背后所附的明顯意圖，又會成為中共獨立自主開展工作的掣肘。再加之共產國際代表“有的不能勝任工作，有的犯了嚴重錯誤”，隨著中共革命根據地的不斷發展壯大，經濟建設的不斷加強，擺脫依賴、獨立自主又會成為一種必然。

正如毛澤東所說，即便沒有外援，“中國也非抗戰到底不可的，無論在那一方面估計，中國的資源以及一切自然有完全勝利的信念和保障”，再加之紅軍的十年戰史的歷練，“更是足以相信中國有豐富的資源的一個活的證據”。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路，中共盡管經歷捉襟見肘的困難，但終究會變成艱苦奮斗的精神力量，促推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道路中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