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我們就是把中國想得太好了，德國淪落到今天的田地純屬自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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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柏林，汽車工廠的流水線罕見地按下“減速鍵”，零部件倉庫的紅色預警燈在冷光中閃爍。

“我們就是把中國想得太好了，才會陷入今天的芯片困境”，德國《南德意志報》在這種情形下發表的言論在歐洲輿論場引發熱議。

德媒將德國芯片供應鏈的斷裂，歸咎于“對中國的過度信任”，仿佛只要當初對中國少一分“期待”，如今就能避開所有困境。

可德國車企靠著中國市場賺取數十年高利潤，卻從未想過構建多元供應鏈。

這種自私自利的行為，這份“自找的代價”，真的該讓“對中國的期待”來背鍋嗎？

德媒的“甩鍋”論調

德媒將芯片斷供的責任推給“對中國期待過高”，但梳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就能發現，這場危機的起點并非中國的“突然反制”，而是一場由美荷主導的產業鏈霸凌。

安世半導體這家前身為荷蘭飛利浦半導體部門的企業，在全球車規級芯片市場占據關鍵地位。

其生產的低壓MOSFET芯片是汽車電源管理系統的核心組件，一輛汽車至少需要搭載50顆這類芯片。

2019年，中國聞泰科技以330億元完成對安世半導體的全資收購。

這樁完全合法的商業交易，讓中國獲得了全球15%的車規級功率芯片產能，也讓安世成為聞泰科技的“利潤擔當”。

2025年上半年，安世貢獻的凈利潤占聞泰科技歸母凈利潤的266%。

值得注意的是，收購完成后，安世的核心產能逐漸向中國轉移。

廣東東莞的工廠承擔了全球70%的芯片組裝檢測工作，而荷蘭本土業務僅占15%，且不涉及任何敏感技術。

改變的轉折點出現在2025年，在美國的持續施壓下，荷蘭政府于9月30日搬出1952年冷戰時期的《貨物可用性法案》，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為由強行接管安世半導體。

面對這一公然違背契約精神的行為，中國的反制順理成章。

安世半導體中國公司連發兩封公開信，斥責荷蘭方面“散布不實信息、干擾經營”，并停止向歐洲供應成品芯片。

這一舉措直接擊中了歐洲工業的“軟肋”，德國汽車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德國車企對安世芯片的依賴度高達68%，每三輛德國汽車中就有兩輛使用該品牌芯片。

就在德國車企陷入恐慌時，德媒卻拋出了“把中國想得太好了”的論調。

《南德意志報》聲稱，德國企業“忽視了中國制造2025的威脅”，錯信了中國“會優先保障歐洲供應”。

《萊茵郵報》則將中國的反制描述為“突然翻臉”，全然不提荷蘭接管中資企業的前置行為。

這種選擇性敘事刻意回避了一個關鍵事實：中國的行動是對霸權行為的正當回應，而非“蓄意刁難”。

無論如何德媒的抱怨都無法掩蓋德國汽車產業的現實困境。

斷供潮下的“雙重窒息”

芯片斷供如同一場突如其來的“窒息”，讓德國引以為傲的工業體系瞬間陷入停滯。

斷供帶來的沖擊直接而猛烈，大眾汽車沃爾夫斯堡工廠的兩條新能源生產線率先停工，每天直接損失超過1億歐元。

寶馬慕尼黑工廠的高端車型交付時間從3個月延長到6個月，大量訂單因此流失。

更棘手的是庫存問題，由于此前從未想過會面臨來自中國的斷供，德國車企的芯片庫存普遍只夠維持10至20天，而重新建立供應鏈至少需要數月時間。

表面上看困境源于芯片斷供，但深層原因是德國汽車產業的“雙重依賴”。

一方面是對中國供應鏈的技術依賴，另一方面是對美國的戰略依賴，德國明知荷蘭的接管行動背后有美國推手，卻始終保持沉默。

畢竟在北約框架下，德國的安全戰略高度依附美國，不敢公開質疑其盟友的決策。

這種“雙重依賴”形成了致命的矛盾，當美國要求盟友配合打壓中國時，德國只能被動跟進，卻忽視了自己的經濟命脈正被中國供應鏈牽動。

為了擺脫困境，德國政府拿出150億歐元補貼，吸引臺積電和英特爾在德建廠，試圖重建本土芯片產能。

但經濟學家普遍對此持懷疑態度，臺積電的工廠要到2027年底才能投產，遠水救不了近火。

且歐洲缺乏完整的芯片供應鏈配套，單靠兩家工廠無法改變依賴現狀。

從“伙伴”到“對手”

產業困局的背后，是德國對華認知的長期偏差。

這種偏差讓德國在戰略選擇上一再搖擺，最終陷入“想依賴又想對抗”的兩難，而其根源在于對自身定位的迷茫與對中國發展的誤判。

當美國2019年斷供華為芯片、迫使臺積電停止代工，德國及歐洲企業集體沉默，默認這是“維護安全的合理舉措”。

可當中國對荷蘭的接管行為實施反制時，德國總理默茨卻公開宣稱“斷供不可接受”，德媒更是將其貼上“經濟脅迫”的標簽。

在歐洲的敘事框架里，自己制裁中資企業是“行使法律主權”，中國反制就是“挑戰規則”。

美國打壓中國科技是“正當競爭”，中國發展芯片就是“威脅安全”，這種“只許州官放火”的邏輯，暴露了深層的霸權思維。

這種雙標的形成，與德國對華政策的演變密切相關。

施羅德時代，德國將中國視為“戰略伙伴”，憑借務實合作成為中國在歐洲的最大貿易伙伴。

默克爾時期，雖強調“價值觀與利益并重”，但仍保持著經貿合作的主線。

到了默茨政府，政策轉向“制度性競爭對手”，對華負面報道比例五年間從28%飆升至63%。

這種轉變的背后，是德國的“定位焦慮”，既想維持歐盟經濟火車頭的地位，又不愿脫離美國主導的安全體系，只能通過塑造“中國威脅論”來尋求內部共識。

結語

德媒口中的“把中國想得太好了”，本質上是對自身戰略失誤的掩飾，是不愿接受“西方不再能隨意制定規則”的現實表現。

而全球產業鏈早已是你中有我的“共同體”，任何試圖用霸權手段切割供應鏈的行為，最終都會反噬自身。

中國商務部部長前往布魯塞爾會談的決定，釋放的是對話的善意，但這種善意絕非妥協的信號。

歷史的車輪不會因誰的“無法接受”而停滯，國際規則的重構已不可避免，未來的秩序里，沒有“特殊特權”，只有“平等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