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冬的一天清晨,天還沒大亮,毛澤東在中南海水榭邊踱步,他手里那只公文包鼓鼓囊囊,露出幾頁《泰晤士報》剪報。工作人員發現,這位已年過花甲的領袖幾乎每天都會把最新的英文材料塞進包里,閑來就翻。沒人想到,這股勁頭竟持續了十多年,并在1963年那場小小的壽宴上達到一個新節點。
向領袖教英語并非林克一開始的職責。1954年11月,他第一次被召見,只當自己要匯報國際動態。聊天聊到保定時,毛澤東興致上來,忽然拋出一句:“你來教我英文,行不行?”短短一句,把林克怔得差點接不上話。那天之后,林克多了“老師”這一層身份,每次出差都要準備一份帶著重音符號的單詞表。毛澤東卻偏要自己查字典,翻到頁角起毛才算過癮。
老湖南人說英語,最棘手的是“n”“l”不分,night常被讀成light。林克糾正時,毛澤東干脆把窗子打開,聲音放得老大,嚇得路過的衛士以為出了什么事。有人打趣,這樣的口音拿去演講怕是聽眾要笑,毛澤東答道:“讀書給自己聽,又不是上臺表演。”現場一陣哄笑,氣氛反倒輕松。
時間跳到1963年12月26日。毛澤東七十壽辰,只擺了兩桌家常菜,四位湖南老鄉獲邀,章士釗攜養女章含之同往。席間談到后輩近況,章含之挺直腰板報出“北京外國語學院教師”八個字。毛澤東眼睛一亮:“老師?那正好。”他略停半秒,“章老師,肯不肯教我?”一句話扔下來,桌上連酒香都似乎凝住。
章含之當場推辭,說自己水平有限。毛澤東擺擺手:“我基礎更差。”短短兩句對話,加上后頭再無多言,看似隨意,卻成了事實。僅隔一周,秘書處電話打到北外:“周日下午,備好材料。”章含之愣了半晌,才意識到那天餐桌上的玩笑竟是正式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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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上課,毛澤東仍舊帶著舊習慣:自己查詞典,自己劃重點。章含之提議從《今日世界》社論開始,對方點頭。課后,毛澤東留她與護士吳旭君用餐,閑談間忽問:“你怎么看你那位老人家?”章含之依舊是那套“統戰對象”的官方說法。毛澤東放下筷子,聲音低了幾分:“片面。”隨后娓娓道來二十年代向章士釗籌款的往事——兩萬銀元,部分送學生赴歐,其余回湘興學。講到重慶“走”字箴言時,毛澤東指了指桌面:“那可是救命的半劃。”
這番話令章含之茫然,過去她只聽過魯迅筆下的“教育總長”,沒料到父親在另一側還有如此角色。那天夜里,她翻遍章府舊書,自覺過往評斷過于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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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末,毛澤東工作更加密集,可英語課沒停。起床、游泳、登機、甚至火車臥鋪,都可能傳來不甚標準的朗讀聲。有人忍不住問,究竟圖個什么?毛澤東回答得干脆:“活一天學一天,省得到時候和馬克思談天一句也插不上。”眾人笑,話里卻透著真味。
1972年,中日建交談判一結束,毛澤東找熟悉日語、英語的章含之來復述田中角榮的細節。匯報后,氣氛原本輕松,毛澤東忽然板起臉:“章老師,今天批評你——沒出息。”章含之以為玩笑,順勢應聲。不料對方繼續:“感情事拖拖拉拉,好面子。”幾十個字,把她捅得淚水直下。第二天,她回家辦理離婚。群眾眼里或多或少的流言,并沒有阻擋她,此后與喬冠華十年相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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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為,毛澤東學英語只為讀原版情報;也有人說,為了在外交場合更快捕捉細節。其實兩說都沾邊,卻都不全面。更核心的一點,是他始終對認知邊界抱有不安,不學便難受,學了便心安。林克、章含之不過是恰好陪跑。章含之后來回憶,自己最大的收獲不是課時補貼,而是親眼見一位七旬老人如何逼迫自己跨過語言的坎,這比任何課堂技巧都更有力量。
章士釗去世后,毛澤東批示悼詞,特地加上一句“學貫中西,愛國忘私”。那行字落在報紙頭版,章含之看了很久。她終究明白,父親的角色從來不是簡單的“舊階層”標簽,正如毛澤東也不僅是“學生”或“主席”。在那段特殊年代里,身份隨時切換,惟有求知與擔當二字不可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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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宴上的一句“你愿不愿當我老師”,看似偶然,卻串起了師生情、父女情、國家情報與個人命運。放到歷史長卷里,它只是小小注腳;落到實際人生,卻改變了幾個人的軌跡,也讓外人得以窺見領袖與學問之間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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