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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過世之后,我跟老家的聯系,這幾年已逐漸歸零。
但隔段時間,總有老家人輾轉找到我的電話,遙遙打過來,跟我咨詢一些重大的問題。
比如鄰村有個遠房親戚的女兒(未成年),被同學邀請去游泳,結果其女兒不幸溺亡,親戚悲痛欲絕,把女兒的同學告上法庭。結果法院判決下來,女兒同學無責,親戚問我:還要不要繼續上訴?
這個話題太沉重了。
我問對方,你告對方是什么理由?親戚說,是她喊我女兒去的,我女還在她家住了一晚。
我又問:對方是什么態度?
親戚說,同學家說了,如果不告了,他們愿意出多少多少錢;如果繼續告,就由法院判。
我再問:上訴有沒有什么新的證據?比如說現場有沒有發現女兒同學有什么過失?
親戚似乎沒弄沒明白具體什么叫“過失”,為了這個問題,我跟他解釋了半天;然后她對我說,律師建議他們上訴。
她囁嚅著對我說,律師費多少多少,就怕上訴仍然敗訴,律師費都付不起。
離家幾十年,我對老家的社會環境已然十分陌生,反復向她了解完相關情況后,我對她說,不要上訴了,接受女兒同學的人道補償。
說出自己的建議,我心里如墜千斤。
然后問她,出事的河段,是否屬景區管轄?
親戚說是景區管的,但是屬于野河段,沒有管理員。再問有沒有危險提示?親戚囁嚅。
我說你不如去找景區管理處,孩子在那里出事,他們多少都有責任,然后叭啦叭啦講了一堆。
說完之后我又后悔,一是擔心他們老實巴交被欺侮,二又擔心他們萬一真的去鬧,掌握不了分寸,被尋釁滋事。
于是這個電話就打了很久很久,之后心里不踏實,又主動給他們回過去兩次,再之后這事就石沉大海了,也不知道最后的結果怎么樣。
親戚之所以打給我電話,想必也是病急亂投醫,也是鼓起很大的勇氣。
雖然我完全無法作出準確的判斷,給出的建議也未必能夠設身處地,但是電話接起來了,又不能說不懂,所以那個忐忑惶惑呀。
還有一次,也是一個親戚來電,說是自己在城里做保安,后來失業了,領了幾年失業金。現在到了退休年齡,想申請退休金,辦理部門卻讓他補齊中間斷繳的社保,親戚說,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繳,好幾萬呢。
聽完一時語塞。
一是我自己十幾年一直沒繳社保,對這個問題還真不甚了解;二是對于這種情況,應該有非常清晰的規定,按照規定辦就是了;三是地方情況復雜,或許人家真有變通的法子呢?
我一邊跟親戚說明情況,一邊趕緊偷偷地去問AI。
親戚說,我還以為你懂呢,我還以為你懂呢。然后補充,“我女兒就是單位管人事的,但我想還是問問你。”
是啊,你女兒都是搞人事的,她不應該比我更懂嗎?為什么要不遠千萬里來問我呢?另外,現在都AI時代了,AI不比我這個遠在天邊的人,要更全面更權威?
但是這話我又不能直說,說了人家還以為我在推諉,這不是傷害人的感情呢嗎?
但是對于親戚們繞那么大的彎子,來請我這個早就不接老家地氣的人出主意,我始終不甚明白。
我當然知道這是對我的信任,但是這有什么用呢?后來有個同樣經歷的朋友一語點醒夢中人:
一是認知偏差,以為你在北京理應混得一言九鼎,關系四通八達;其二,既然你神通廣大,萬一開句金口,或者是出手相助,那問題不就解決了——這才是真正的潛臺詞。
老家是個人情社會,雖然出門在外顛沛流離幾十年,我們跟老家早就在兩個世界;但站在老家人穩定的視角,我們仍然被放在同一個人情世故網中,并很可能被當成最后才用的那張大牌。
朋友說,你公號天天這里寫啊寫的,一副仗義執言憂國憂民的樣子,老家人還以為你有多大能耐呢。
朋友的一席話,說得我冷汗直冒。
我不知道我出的主意,老家人有沒有聽過,聽完有沒有什么不良后果,但是從此以后,看到老家來的電話我就心驚肉跳,裝聾裝死。
我擔心一旦接起電話,我自己絞盡腦汁不要緊,萬一給對方形成誤導,更或者是讓人生出不切實際的期望,而我又無法給出售后,那不是坑人害人嗎?
我很想說,其實我在北京混得很不咋地:沒有工作,沒有戶口,沒有社保,連朋友都沒有幾個,無權無勢更沒有什么錢;除了寫幾篇沒人看的文章,真的是手無縛雞之力。
魯迅的《彷徨》里說: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給人解決疑問,選定醫生,萬一結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這說不清來作結束,便事事逍遙自在了。
早就不再年少,所以,不如直接把“說不清”的機會斷掉,這樣對誰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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