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雍正絕無幸免的機會，唯有此人是個例外，想收拾根本無從下手

雍正四年，胤禩、胤禟等八爺集團已經被徹底瓦解，年羹堯、隆科多等滿洲貴族集團也被清除。這個時候，雍正帝并沒有收手的打算，將政治注意力轉向了漢人科甲朋黨集團。從當年的九月至次年的二月，查嗣庭、汪景祺、謝濟世先后落馬。

雍正是一個手段頗為毒辣的皇帝，只要是他想收拾的人，基本上不存在逃脫的可能性，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然而，雍正也有失手的時候，在處理一個叫楊名時的人時，雍正竟然束手無策，根本找不到任何的突破點，最后無奈之下，只能以“待罪”不了了之，這個人就是楊名時。

楊名時是一個難得的能官、清官

楊名時，江陰人，康熙三十年進士，是當時理學名臣李光地的得意門生。李光地在當時官場的名聲并不好，被人們諷刺為“假道學”，但是同僚們對楊名時的評價卻很高，就連康熙帝也說：“楊名時實好官，不徒清官也。”

在康熙帝眼中，楊名時既是操守好的清官，又是能干事的能官。康熙晚年，楊名時被特擢為云南巡撫，成為康、雍權力交結時著名的封疆大吏。

雍正當皇子的時候與楊名時并無來往，即位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君臣之間的關系也較為融洽。雍正曾公開褒獎楊名時，不過雍正和康熙的執政理念完全不同，用人的標準自然也不同。

在雍正看來，楊名時有些潔己好名、瞻徇下屬的毛病，在辦大事上略顯魄力不夠。盡管如此，雍正對楊名時還是格外看重，刻意加以籠絡。因為，楊名時科名早，名氣大，在讀書人群體中有很大的影響力，被視為科甲領袖。

雍正三年，楊名時晉兵部尚書，仍管云南巡撫事；十月，升任云貴總督，照舊兼任云南巡撫；第二年，雍正帝又讓楊名時轉為吏部尚書，命仍以云貴總督管理巡撫事。

以吏部尚書兼總督并管理巡撫事的案例僅有楊名時一人，而且他還是實職的吏部尚書，并非是加銜，這也足以證明雍正用人不拘一格，對楊名時抱有很大的期望。

就在楊名時感到可以大有作為報答君恩的時候，他與雍正的關系也發生了微妙的轉變，隨之而來的就是從一生的巔峰驟然跌入低谷。

楊名時“不識時務”引起雍正不滿

雍正四年七月，雍正帝降下了一道諭旨，指責楊名時等五位督撫操守雖清，但辦事模棱兩可，總是想做好好先生，希望他們向勇于任事、敢于破除情面、嚴厲整飭吏治的田文鏡和李衛等模范督撫學習。

其實這道諭旨無非就是尋常的工作指導而已，并沒有要上綱上線的意思，目的就是要讓楊名時等改掉身上的科甲積習。

楊名時也是一個老官僚了，他若是能隱忍不言，或者以官僚慣有的圓滑，向皇帝表示誠心受教，勉力改正的態度，那么事情很快就會淡化，至少不會成為雍正打擊科甲習氣的對象。

可楊名時也是個強種，他不認為自己身上有科甲習氣，于是就上了折子和雍正掰起了手腕，這一做法，讓楊名時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雍正接到楊名時自辯奏折的時候，對著大臣的面指責楊名時說：“楊名時大可惡人也，五年來朕以至誠待之，怎奈狼子野性，豪不知感畏。”

就這個這個節骨眼上，李衛的高密折子也遞到了御前，向主子揭發了昔日在云南共事時的上司楊名時所謂的“偏徇欺罔”等情弊。

不久，李衛遵旨又寫了一個彈劾的折子，羅織楊名時的罪名。有了李衛的參劾，雍正馬上讓新任云南巡撫朱綱于欽差大臣黃炳前往云南會審楊名時。

楊名時打鐵自身硬，雍正完全無計可施

黃炳到了云南后辦案很不順利，因為李衛的指控根本沒有分量，大部分又缺乏證據。倒是忠厚老實的楊名時主動交代，曾收受下屬的兩個金杯和四匹綢緞。

黃炳和朱綱如獲至寶，向雍正如實匯報，并建議問楊名時死罪。但是包括雍正本人在內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收了一對金杯和幾匹綢緞就判處死刑，那么隨便拉出一個督撫、布按、道府，甚至是州縣官砍頭絕對不會沒錯。

既然李衛的指控不行，那么只能另辟蹊徑。可是找來找去，也沒有發現楊名時有任何的不法行為，而且通過調查，還得知楊名時不但本人清廉，治理地方也是井井有條。

到了這個節骨眼，雍正也沒有退路了，說什么也要找個臺階下。于是就從普遍存在的虧空方面下手，認為楊名時擔任總督、巡撫期間，拉下來五萬八千兩的饑荒。

其實這也不是什么罪過，全國各省別說是云貴，就是富庶的江浙都有虧空，五萬多兩算是少的了，比如乾隆中期，浙江的虧空就多達三百多萬兩。

雍正只能拿這個說事了，下旨勒令楊名時在一年之內交清虧空，可是雍正很清楚，楊名時是個清官，肯定也拿不出這么多錢。

果然不出所料，抄家的時候發現只有現銀二百多兩，雍正開恩將其減為三千兩，可是楊名時也是拿不出來，所以，次案被雍正帝掛起來后就一年年拖下去無法結案，直到雍正駕崩，楊名時就一直“待罪”云南。

楊名時的案子不得人心，在滿朝文武和讀書人心中影響極壞。乾隆繼位后，打算替皇考來還這筆舊賬，他將楊名時召到京師任禮部尚書，并措辭委婉地說皇考本來就想召他來京，只是沒來得降旨。實際上是乾隆顧及雍正的臉面，平反了一樁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