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澎湃新聞報道,10月21日,日本臨時國會完成首相指名選舉,高市早苗以自民黨總裁身份當選該國第104任首相,成為輿論熱議的“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這場權力更迭本應伴隨常規的外交互動,卻因中方的“特殊安排”顯得格外不同——截至其就職多日后,北京始終未像對待岸田文雄、石破茂等前任那樣發送賀電,同一時間玻利維亞新當選領導人帕斯卻已收到中方第一時間的祝賀。
10月23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日本讀賣新聞記者直接將問題拋向發言人,追問中方是否計劃向高市早苗致賀。中方的回應簡短卻意味深長:“我們已根據外交慣例作出適當安排”,緊隨其后的是對日本的明確提醒,要求其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信守歷史與臺灣問題上的政治承諾。這席話被外界解讀為北京對新首相的“態度說明書”,沒有模糊空間,更無客套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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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電的缺席絕非外交疏漏,而是對高市早苗過往立場的直接回應。這位被冠以“女安倍”之稱的政客,在歷史問題上的表現早已突破中方底線。公開記錄顯示,她多次參拜供奉著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甚至對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實提出異議,這種對歷史的漠視與挑釁,是中日關系中難以回避的傷疤。更敏感的是臺灣問題,她不僅頻繁與臺灣當局互動,還公開主張強化日臺關系,完全無視“一個中國原則”這一外交紅線。
眼看中方態度堅決,高市早苗在10月24日的首次施政方針演說中迅速調整了對華表述,將中國稱為“重要鄰國”,明確提出要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甚至主動釋放了首腦會談的邀請信號。這一姿態與其此前的強硬立場形成鮮明反差,難免讓人嗅到“急剎車”的意味。但細究演說內容便會發現,她同時強調中日在“安全保障和經濟安全領域存在值得關注的問題”,對歷史與臺灣問題的過往錯誤卻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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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兩面性”背后是日本現實利益的倒逼。數據顯示,中日年貿易額超過3000億美元,汽車、半導體等日本核心產業與中國市場深度綁定。高市早苗競選時承諾“穩物價、保就業”,而日本當前債務總額已超過GDP的250%,物價高漲成為民眾最關切的議題,失去對華經貿合作支撐,其經濟承諾無異于空中樓閣。更關鍵的是,日本政壇權力結構已發生變化,曾起平衡作用的公明黨被立場激進的日本維新會取代,新一屆政府右翼色彩濃重,這種背景讓她的對華示好更像權宜之計。
從地區安全格局看,高市早苗的處境更顯矛盾。她一邊推動防衛費占GDP 2%的目標,修訂“安保三文件”以迎合美國的軍事要求,一邊又試圖通過對華對話爭取外交自主空間,避免日本徹底淪為美國遏華的“棋子”。這種搖擺姿態既引發華盛頓警覺,也讓中方對其真實意圖充滿疑慮——畢竟軍事領域的激進動作與外交層面的溫和表態,本身就存在無法調和的沖突。
外交領域的“賀電政治學”從來都是態度的晴雨表。中方的“特殊安排”,本質上是把評判權交給了行動而非言辭。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從來都建立在正視歷史、尊重核心利益之上,不是一句“重要鄰國”就能夯實的。高市早苗若真想打破僵局,需要的不是在演說中調整稱呼,而是停止與“臺獨”勢力勾連,正視歷史罪責,用實際行動回應中方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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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東亞局勢容不得虛假外交。高市早苗的內閣雖表面支持率達64.4%,但執政聯盟內部利益分歧明顯,稍有不慎便可能分崩離析。她的對華選擇不僅關乎個人政治命運,更影響地區穩定。中方的冷靜并非關閉合作大門,只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表明:信任需要用行動換取,賀電可以等,但原則問題沒有商量余地。這場外交博弈的走向,最終還要看高市早苗能否讀懂北京的信號,能否邁出實質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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