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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消費版圖中,一組對比格外引人注目:美國人口僅占世界總量的3.6%,卻貢獻了全球30%的消費額;而中國人口接近全球五分之一,消費份額卻只有12%。
換算一下,同樣是十幾億人的規模,中國人均消費水平還不到美國的一半。按常理講,生活水平提高了,誰不希望改善飲食、更新家電,或是帶著家人去遠方看看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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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現實是,很多人銀行卡里的數字在增長,消費意愿卻始終提不起來。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不愿花錢,而是內心深處的多重擔憂尚未化解,這才導致大家寧愿把錢壓在賬戶里也不愿輕易動用。
每當談到提振經濟,總有人主張“刺激消費”,但細想之下,消費真的需要被“刺激”嗎?它更像田間作物,只要生長環境適宜,自然會蓬勃生長。所謂適宜的土壤,歸根結底就兩個條件:收入有保障,生活無后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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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一個人每月工資按時到賬,工作穩定無需擔心裁員,家人生病能及時就醫且費用可控,孩子上學不必托關系、付天價贊助費,他還會克制自己的開銷嗎?大概率不會。
他可能會為廚房添置一臺節能高效的冰箱,給伴侶買一件心儀已久的外套,甚至報名參加烹飪課程學習制作甜點——這些行為不是為了炫耀,而是為了讓日常變得更溫暖、更有滋味,根本不需要外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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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實中,許多人的財務狀態并非如此從容。工資一到賬,先扣除房貸車貸,再預留一筆應急資金,剩下的才敢用于買菜做飯和日常用品。不是不想提升生活質量,而是總覺得未來還有大筆支出等著填補,必須留足“保命錢”。
與其反復呼吁拉動內需,不如深入探究:究竟是什么阻礙了人們放開手腳消費?不少人以為,收入高低直接決定消費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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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敢不敢花錢,關鍵看對未來收入是否具備持續性預期,這正是經濟學中的“消費傾向”。比如一年賺100萬元,愿意花掉90萬元,消費傾向就是90%;若只敢花30萬元,傾向僅為30%。
而這一比例的高低,并不取決于當前收入,而在于對明天能否繼續賺錢的信心。生活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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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公務員或中小學教師這類職業,崗位相對固定,只要不出現重大過失就不會失業,薪資發放準時規律,因此他們在消費上更為從容:周末可以去看一場音樂會,假期安排親子短途旅行,甚至自費報名瑜伽班或健身私教課。
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下個月的工資一定會到賬,消費時不會有心理負擔。反觀餐飲服務員或個體餐館經營者,則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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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員的收入往往依賴于客流與提成,一旦進入淡季,客人稀少,收入可能驟減一半以上;小飯館老板更是壓力重重,遇到連續陰雨天氣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幾天沒有營業額,房租、水電、員工薪酬卻一分都不能少。
他們口中常說的“吃了上頓沒下頓”,并非夸張說法,而是真實反映對未來收入極度不確定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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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哪怕手頭有些積蓄,也會選擇存著不動,因為這筆錢很可能是應對危機的最后一道防線。除了收入波動之外,還有三大剛性支出長期壓制著普通家庭的消費沖動。
這三項幾乎貫穿一個人一生中最主要的財務負擔,也是促使無數人節衣縮食、堅持儲蓄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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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醫療支出。盡管全民醫保已基本覆蓋,但一旦遭遇重大疾病,如癌癥、心腦血管重癥等,大量進口藥、靶向治療藥物并不在報銷目錄之內。一次完整療程動輒花費數十萬元,足以掏空一個普通家庭多年積攢的存款。
其次是子女教育投入。從幼兒階段開始,各項開支便接踵而至:優質私立幼兒園每月收費數千元,小學階段報讀數學英語輔導班,年均支出輕松突破數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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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長做過統計,從孩子出生到完成大學學業,僅教育相關花費就高達幾十萬元,若考慮出國留學,金額更是翻倍增長。為了孩子的前途,許多家庭主動壓縮自身消費:減少衣物購置、取消聚餐娛樂,將資源優先傾斜給下一代。
第三是養老準備。當代年輕人普遍面臨“上有老下有小”的雙重壓力,父母的晚年照護成為心頭重擔。雖然養老保險制度存在,但多數老人領取的養老金僅能滿足基本溫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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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需要長期護理,要么聘請專業護工,月均成本數千至上萬元;要么由子女辭職照料,犧牲個人職業發展。無論哪種方式,都意味著高昂的隱性或顯性支出。
此外,近年來物價走勢也在悄然影響人們的消費決策。不少商品價格呈現下行趨勢,無論是服裝、圖書,還是汽車、房產,似乎都在變得“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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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降價并未激發更強購買欲,反而讓民眾更加謹慎。企業為爭奪有限市場頻繁發起價格戰,短期內消費者確實享受到實惠,但從長期來看,由此引發的連鎖反應不容忽視。
利潤空間被不斷擠壓,迫使企業采取裁員、降薪等方式控制成本,進而削弱了勞動者對收入前景的信心,進一步抑制了消費意愿,形成負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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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通貨緊縮的風險也讓公眾對經濟走向保持警惕。當商品價格持續走低,人們傾向于認為未來還能以更低價格購入,因而推遲當下消費計劃,等待所謂“最佳時機”。
這種集體性的觀望情緒進一步削弱市場需求,使得經濟回暖進程更加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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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忽略上述經濟因素,中國人在消費態度上的保守,也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傳統之中。中華民族歷來崇尚勤儉持家,“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的理念早已融入民族性格。
這種文化基因讓人們在面對消費選擇時本能地趨于審慎,避免鋪張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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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傳統文化高度重視家庭責任與代際傳承。個人不僅要為自己負責,更要為子女的成長與發展承擔義務。
為了給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資源、住房支持和生活保障,許多父母甘愿犧牲當下的生活質量,省吃儉用,將資金儲備起來留給下一代。這種強烈的家族責任感,在無形中壓抑了個體的即時消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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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近幾年疫情帶來的沖擊,讓更多人切身感受到生活的不確定性。那段時期,不少人經歷了停工停業、收入銳減甚至失業困境,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干擾。
因此疫情過后,公眾普遍增強了風險防范意識,儲蓄意愿顯著上升,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突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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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初的問題: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巨大的消費潛力,為何遲遲未能充分釋放?答案其實非常清晰:并非群眾缺乏消費意愿,而是讓他們安心花錢的前提條件尚未建立。
當前最緊迫的任務,不是喊口號式地鼓勵消費,而是系統性地幫助大眾解除后顧之憂。例如,如何讓外賣騎手、自由職業者、小店主等靈活就業群體獲得更穩定的收入預期?可以通過擴大醫保補貼范圍、設立專項失業救助機制等方式,增強他們的抗風險能力。
又該如何緩解看病貴、上學難、養老愁這三大難題?可行路徑包括:逐步將更多高價進口藥品納入醫保報銷體系,加強對校外培訓收費的監管以遏制亂漲價,穩步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水平。
這些實實在在的舉措,才是激發消費活力的根本所在。
等到那一天,人們不再因一場大病而陷入債務深淵,不再為孩子擇校焦頭爛額,不再為退休后的生活來源發愁,消費自然會水到渠成地活躍起來。
屆時無需任何動員,大眾便會主動為品質生活買單。中國在全球消費總額中的占比,也將逐步向其人口比重靠攏。
畢竟,誰不渴望過上更舒適的日子呢?只要心中不再充滿焦慮,手中的積蓄終將轉化為提升幸福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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