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徐賁：人工智能時代，我們如何守護“完整的人”？

學人簡介：徐賁，1950年生于江蘇蘇州，美國加州圣瑪麗學院英語系榮休教授。早年畢業于蘇州大學、復旦大學，后赴美國普諾賽大學獲英語文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政治文化、公共教育、人文啟蒙與文學批評。他的思想以“公民教育”“理性啟蒙”“現代政治文化”為核心，強調個體的判斷力、道德自省與公共責任。近年來著有《走向后現代和后殖民》《知識分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人以什么理由來記憶》《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暴政史：二十世紀的權力與民眾》等。今年出版《人類還有希望嗎：人工智能時代的人文啟蒙和教育》。

采訪人：朱澤睿、陳詩浣，張羽翩對此文亦有貢獻。

01

人工智能與文明的再定義：從技術革命到思想革命

學人：沒有人能預測百年后的未來，我們只有可預見的前景與對現實的反思。而人工智能正是當下最受矚目的前景之一，它的愿景不斷被美化，讓人們愈發大膽地暢想未來的便利；與此同時，大數據宏觀分析、自動化設備、醫療算法等也在替代或重塑既有崗位，引發焦慮。

歷史上工業革命、印刷術等都曾重塑人類社會，您認為，AI帶來的變革在性質上有何不同？在此過程中，人工智能（AI）將如何為人類提供新的機遇，并以人類歷史未曾有過的力量激發人類的適應與創新？

徐賁：人工智能所帶來的變革，與以往的技術革命相比，并不僅僅是生產工具或傳播媒介的更新，而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思維結構”的重組。印刷術解放了文字的復制，使知識得以擴散；工業革命解放了人類的肌肉，使體力勞動被機器取代；而人工智能的到來，則是對人類智能自身的挑戰，它開始解放——甚至部分取代——人的判斷、分析與創造。這意味著人類首次面對一種能與自身智能相競爭的存在。它不僅改變了我們的工作方式，更改變了“何為人類”的根本定義。

這種變革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所觸及的不僅是外在的社會結構，也包括內在的認知機制。AI通過算法參與決策，通過預測模型塑造趨勢，逐漸成為一種“看不見的制度力量”。在傳統的技術革命中，人類始終是發明者、操作者與控制者；而在人工智能時代，控制的邊界開始模糊，機器的學習與自我調整使其擁有某種“不可完全預料性”。這正是AI革命的本質差異所在——它不僅改造世界，也反過來塑造人類的思維與行為邏輯。

人工智能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激發人類的適應力。歷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伴隨著恐懼與抵抗，但AI的力量使這種適應不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人類必須在與算法的互動中學習如何更新自身。教育、藝術、哲學、政治倫理等領域都將在這一過程中被重新定義。正如人類在面對火、電與機器時學會了新的生活方式，在面對智能機器時，人類也將被迫學會新的思維方式。

因此，人工智能的革命不是人類歷史的終結，而是人類再度理解自身的契機。它既是鏡子，又是催化劑，讓我們在看清“智能”的同時，也重新審視“人性”。這種變革的力量之所以前所未有，不在于技術的復雜程度，而在于它讓人類第一次被迫回答這樣的問題：在一個機器也能思考的時代，我們將如何繼續成為人。

我在《人類還有希望嗎》以及許多其他地方反復強調的是，AI時代的思考，不只是關于機器智能的思考——它會取代人類的哪些工作，會為老年化的人群帶來哪些便利，會如何改變許多人的生活方式等等，而更重要的是回歸對“人”本身的思考，許多人類賴以自我辨別、自我定義和定位的觀念——自由、意志、意識、智能、想象、創造、真偽、善惡、美丑、聰明/愚蠢、潔凈/污穢——會如何被重新審視、如何重構、如何影響人類物種未來的存在方式。

《人類還有希望嗎：人工智能時代的人文啟蒙和教育》

作者: 徐賁

出版社: 上海三聯書店，2025-5

在AI的鏡像下，人類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重新思考關于“何以為人”的根本問題。問題不再僅僅是“機器能否像人一樣思考”，而是“當機器開始思考，人類將以何種方式繼續存在”？

更刺痛人心的真相是：在AI出現之前，人類就已經在被當作機器使用——流水線上重復勞作的工人、被KPI量化的職員、被算法調度的外賣騎手。他們甚至連“機器”都算不上，而只是龐大生產體系或國家機器中可隨時替換的齒輪與螺絲釘。

這揭示了一個殘酷的悖論：我們恐懼AI將人類“矮化”“奴化”“物化”，但工業文明和法西斯主義早已完成了這個進程。AI的到來，不過是讓這面鏡子變得更加無法回避——當真正的機器可以思考，那些被迫像機器一樣生存的人類，其存在的意義何在？

因此，AI時代真正的哲學命題不是“人與機器的界限”，而是：當機器接管了“機械性勞動”，人類是否終于有機會重新成為“人”？還是說，我們會發現，被異化為工具之后，人類已經失去了“成為人”的能力？

這才是比“AI威脅論”更深刻的焦慮：不是害怕被機器取代，而是害怕發現，我們從未真正擁有過那些自以為專屬于人類的東西——自由意志、創造性、思想判斷、獨特性?；蛟S它們從一開始，就只是我們為了對抗自身的物化處境而編織的神話。

AI不是末日的審判者，而是存在的提問者。它并非要取代人類，而是逼迫人類回答一個早已被遺忘的問題——在被工具理性與功利邏輯主宰的漫長歷史中，人類是否早已被剝奪或主動放棄了“做人”的資格？

當AI承擔起越來越多“有用”的職能時，人類反而被迫面對“無用”的存在意義。我們為何思考？為何悲傷？為何愛與寬??？為何叛逆？這些看似低效的情感與思想，正是人之為人的殘余證明。AI的出現，讓人類第一次從“創造者”的位置退下，被自己造出的智能反觀——不是被替代，而是被審問。

因此，AI時代的真正危機，不在于機器是否會統治人類，而在于人類是否還能回答自己是什么。AI的到來，也許不是人類的終結，而是文明自我覺醒的最后契機。

學人： 書中“后康德時代”一再出現?？档聲r代被視為啟蒙時代，人類智慧追求個體性與獨立性：向外探索世界與宇宙，向內探尋內心與認知；閱讀、哲學思考與知識涌入，成為人類整體成長的標志。在您的“后康德時代”框架下，人文啟蒙應在此基礎上向哪個方向更進一步？在人工智能時代，“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否仍應成為主流？作為“后康德”的人文啟蒙，人類應如何成長以不斷開啟新的啟蒙？

徐賁：康德的“敢于知”曾經象征著人類理性的覺醒，標志著個體從外部權威中解放出來，以自主的思考追求真理與自由。然而，當我們進入人工智能主導的時代，這種以主體理性為中心的啟蒙模式正在遭遇根本性的轉折。我們對“知識”的理解已經從靜態的積累轉向動態的生成，對“智識”的期待也不再停留在個體思考的勇氣，而是延伸為人與機器之間、個體與系統之間的復雜共生。在這樣的語境下，啟蒙不再只是“人要敢于知”，而是“人要敢于重新定義知識本身”。

后康德時代的人文啟蒙，必須從對理性的單一崇拜轉向對智能生態的整體理解?？档率降膯⒚蓮娬{主體的理性自主，而我們當下面臨的挑戰是主體的“去中心化”——算法、網絡與人工智能不斷重塑我們的思維結構與知識方式。人類的任務不再是單純地積累知識，而是學習如何與超越自身智能的系統共同思考，如何在信息的洪流中保持意義的判斷力與倫理的辨識力。換言之，啟蒙不再意味著人類支配理性，而意味著在智能時代重新發現人之為人的獨特智慧或智能。

但是，這不應該變成一種“人類優越論”，我在《人類還有希望嗎》中反復強調：人類的特殊智能中，沒有一樣是只是優秀和可貴，而沒有陰暗面的：實用智慧可能變成無原則的功利主義、直覺和常識思考可能成為害人不淺的捷徑思維、想象力可能成為天馬行空的想入非非、創造力可能變成別出心裁的害人伎倆、審美可能被權力用作魅惑的手段、游戲可能變成玩物喪志、情感和感情可能變成操控他人的手段、聰明和機智可能變成陰謀詭計、好奇心可能是無可救藥的愚蠢。我在書里討論了大約14個這樣的“人類特殊能力”，全都是從正反兩個方面來討論的，提醒讀者：不要忽略了人類獨特智能的陰暗、危險，甚至邪惡一面。

康德

這是全書的一個核心觀點。因此，我不認為教育應該無道德批判，無倫理原則地倡導培養人類的所謂“特殊能力”，否則人類物種只會變得越來越壞，越來越邪惡，因此也就沒有繼續存在的必然理由了。在這種情況下，倘若人類這個物種被最初是由他們自己訓練而成的機器智能奴役或消滅，那是咎由自取，是報應，不值得為之抱屈或惋惜。

在這樣的背景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不應被廢棄，而應被重新理解。它們不再只是對經驗與知識的追求，而是一種對世界復雜性的體認方式——是對算法化認知的補償，也是人類保持感受力與經驗深度的途徑。閱讀不只是信息的吸收，而是理解他者、生成意義的能力；行走不只是地理的移動，而是對時間、空間與存在的重新感知。當知識可以被瞬間檢索、學習可以被自動化時，真正的“行萬里路”或許意味著跨越系統的邊界，體驗那些機器無法替代的模糊、偶然與感情。

后康德的人文啟蒙應當是一種“開放的自我教育”。它不再以理性為單一尺度，而以復雜性、共情與反思為新的啟蒙精神。我們需要學習的不僅是如何理解世界，更是如何與不同形式的智能共處——如何在人與機器的互動中保留人類的判斷、倫理與創造性。啟蒙的火炬此刻并非傳遞給更理性的主體，而是傳遞給一個能夠自覺其有限性、并因此更具智慧的整體人類。

真正的后康德式啟蒙，不是理性的終結，而是理性自我反思的開始。它要求我們在被智能包圍的時代重新提出那個古老的問題：我們如何繼續成為能思考、能感受、能承擔意義的存在？唯有在人類不斷重新定義“知”的過程中，啟蒙才能持續進行，而人類才能在技術的鏡像中，看到自己尚未完成的未來。

02

智能政治與制度性倫理：數字時代的權力、共同體與惡托邦

學人：在康德時代尚無現代民主國家的概念，18世紀被稱為全球君主制的世紀；在中國，相應時期常被描述為皇權中央集權的巔峰。而20世紀是全球極權主義的新一輪高峰。今天，無論自稱民主抑或被視為威權的國家，在中央對地方的管控和治理、信息傳播、社會規范與意識形態塑造方面，借助數字與平臺工具，似乎對以往君主制形成“降維打擊”。您如何評價這一趨勢？這一現代國家的政府權力，與現代民主的界限是否會趨于模糊？

同時，現代國家通過數字技術革新了治理能力，這是否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民主”與“威權”的界限正在模糊？還是說，它們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構？

徐賁：這一趨勢無疑標志著政治現代性的深度轉型。康德所處的18世紀仍然以君主專制為主要政治形態，而他所設想的“理性公共領域”與“自由公民社會”，更多是一種思想上的前瞻性愿景。然而進入21世紀，當國家的治理工具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后，權力的運作邏輯已與以往任何時代截然不同。數字化的治理不僅提升了行政效率，更重要的是，它讓國家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信息流的掌控、算法的過濾、數據的聚合與預測，使權力獲得了新的形態——它既無須高壓即可維持秩序，又能在看似自由與便利的環境中塑造公民的意識結構。

在這種新形態下，傳統意義上的“民主”與“威權”不再涇渭分明。表面上，許多國家仍保留著選舉制度、言論自由與法治框架，但這些形式性的民主機制正被技術治理的邏輯所吸納和改寫。當社會運轉越來越依賴平臺算法、數據模型和數字化監管時，政治控制的實現方式變得柔性、精準而難以察覺。權力不再通過禁止與命令顯形，而是通過“引導”“推薦”和“優化”實現治理。換言之，權力的暴力被智能的理性所替代，控制的強度卻可能更深、更隱蔽。

這也意味著“民主”的語義正處于一種內在危機中。民主傳統強調公民自主、公開討論與社會多元，而數字治理時代的核心邏輯是效率、預測與秩序的穩定。二者之間的張力在于，公民的自由選擇越來越被算法推演所預設，公共討論的空間被平臺邏輯所重構，社會共識的形成不再基于理性辯論，而是通過情緒化、可控的輿論流動生成。于是，現代國家可能在保持民主外殼的同時，形成一種“算法威權”的新形態——它不以壓迫為特征，而以順從的自愿性和依賴的便利性為基礎。

然而，這種演化并非單向的退步，也不意味著傳統民主的終結。數字技術同樣為公共性提供了新的可能：它可以擴大公民參與的范圍，激活跨界的公共對話，重塑社會動員的方式。關鍵在于，技術是否被納入公共理性與倫理框架之中。如果技術僅服務于權力的集中，它將強化威權；若技術被引導為增強公民判斷力與責任感的工具，它則可能孕育新的民主形式。

因此，今日我們所面對的不只是“民主消亡”或“威權回潮”，而是政治形態的一次深層重構。數字國家的出現讓權力與自由之間的邊界變得流動而復雜，民主不是一種制度的標簽，而是一種持續的斗爭過程——如何讓技術回歸公共理性，如何讓算法服從倫理判斷，如何在高度智能化的世界中重新定義“公民”。真正的政治啟蒙，也許正是在這模糊與重構的過程中重新展開。

從民主和威權來評估AI對人類政治的影響，也許真正的出路不是在“人類統治”和“AI統治”之間二選一，而是承認：好的治理從來不應該依賴統治者的“德性”(無論是人還是AI)，而應該依賴制度性的權力制衡。

人類歷史上最不壞的政治安排，不是因為統治者特別仁慈，而是因為權力被有效分散和制約。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權力失衡和無制約的批判是對的——但解決方案不是用AI替代人類，而是設計出無論誰掌權都難以作惡的制度結構。AI對人類的真正貢獻在于：AI這個“他者”在不斷逼迫我們反思：我們真正恐懼的，究竟是失去控制，還是面對自己？

學人：您提到“共同生存”與“道德的自我啟蒙/自我救贖”在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等多種宗教教義中均有體現，而同理與善待他人是它們的共同主張。您認為，人工智能的出現與快速迭代，是否可能促進超越既有宗教群體邊界的更大共同體認同與倫理教義？若是如此，這樣的共同體形成需要哪些教育上的條件，以及不同國家與社會間的路徑支撐？

徐賁：我在《人類還有希望嗎》一書中強調，機器智能時代凸顯了人類物種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共同存在?？档碌摹笆澜绻瘛庇^應該在這個視野中被重新理解——不再僅僅是一種以理性為基礎的普遍法則或道德理想，而是一種必須在技術共同體與生存共同體層面重新奠基的倫理實踐?？档滤O想的世界公民，是能夠以理性超越地域、民族和宗教偏見的個體，但在智能時代，理性已不再是人類獨占的資源，知識的積累、判斷的執行、甚至道德困境的識別，都越來越多地與人工智能共構。于是，“世界公民”的意義不再局限于理性的自律主體，而擴展為一種在智能生態中維系共存、共感與共責的存在方式。

因此，康德的“世界公民”理念需要從啟蒙時代的理性普遍主義轉化為智能時代的倫理共生主義。它的核心不再是“人類理性主宰自然”，而是“人類與智能共建有倫理約束的世界”。在這種“后康德”的轉化中，“世界公民”的教育也必須隨之更新：教育的目標不只是培養遵守規則的理性主體，而是培育能夠理解技術后果、具備跨文化同理心與生態倫理意識的地球參與者。唯有如此，世界公民的理想才能從啟蒙的光輝延伸到智能時代的陰影之中，成為一種真正面向未來、承擔共同命運的道德愿景。

人工智能本身沒有信仰，也不會去參加宗教儀式，也不會去開會聽報告，它不會說“我信佛教”“我信基督教”“我信某某主義”，它只知道數據、模式和優化目標。所以，AI在理論上有可能成為一種超越宗教邊界的催化劑——它會把不同群體的價值觀、道德規范和共同利益暴露出來，幫我們看到“善待他人、共存共榮”這些跨宗教的普遍原則，而不管你戴的是十字架、佛珠還是清真帽。

想象一下，如果一個AI助手同時在印度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無宗教家庭中運行，它會發現所有人都希望孩子平安、希望社區和諧、希望病人得到照顧、希望鄰里不要互相傷害。AI不會說“你必須信哪一神”，它只會分析數據并提醒大家：“嘿，你們的價值觀有很多重疊的地方，也許可以一起做些事情。”從這個角度看，AI像一個不偏不倚、永遠不會鬧脾氣的“倫理顧問”，讓人們更容易看到跨宗教的共同體認同。

不過，這樣的共同體形成并不是自動發生的，它需要教育上的一些“訓練空間”：公民教育要強調同理心、跨文化理解和信息辨識能力；學校和社會需要教會人們如何在多元觀點中找到共同價值，而不是只沉浸在“自己的圈子里點贊”。另外，不同國家和社會間也需要路徑支撐：開放的數據共享、跨文化的交流平臺，以及公平的技術治理，讓AI推薦的倫理實踐不被某一方壟斷或曲解。

如果AI只是幫你算數學題、推薦貓咪視頻，而你從來不教它“怎么做一個好人”，那它當然也不會幫你建設跨宗教的共同體。所以，這件事其實很像養一只聰明又懂禮貌的寵物——你得自己先教它規矩、示范行為，它才能幫你在復雜社會里當個好中介。

AI有潛力成為“跨宗教、跨文化倫理的放大器”，但核心仍然在于人類自身的教育和社會設計——AI可以幫人類放大善意，但善意還是得由人類自己先培育起來才行。

學人：現實中，反烏托邦（書中譯作“惡托邦”）與反政府社會的想象在小說和電影中長盛不衰，也因對傳統“烏托邦式宣傳”的質疑而受到追捧。我注意到，“dystopia”在中文一般被譯為“反烏托邦”，而您在書中采用了“惡托邦”這一頗為新奇的翻譯。您是如何理解和解讀（decipher）這個詞義的？為什么選擇“惡托邦”這樣的表達？在中文語境中，這一譯法有什么特定的啟蒙意圖？

在此基礎上，您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會加劇人類社會的反烏托邦傾向、進一步打破烏托邦幻想，還是可能幫助重塑一種更可實踐、可校正的“烏托邦”藍圖？

徐賁：針對這個，以及其他相關問題，包括你后半段里的問題，我專門寫過一本《夢魘的鏡像：惡托邦文學剖析》，不久就會出版。在這本書里，我介紹了“反烏托邦”與“惡托邦”的本質區別，這兩個概念是不同的，也不宜混用。

“反烏托邦”（anti-utopia）與“惡托邦”（dystopia）雖然常常被混用，但在思想史與文學史上，它們的內涵與出發點并不相同。若從歷史的演進脈絡來看，“惡托邦”確實出現得更晚，它并非簡單地否定“烏托邦”，而是在烏托邦傳統內部自我反思、幻滅與批判的結果之中萌生的。烏托邦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人類始終懷抱著改造世界、追求完美秩序的理想；而惡托邦的出現，則正是當這種理想被極端化、制度化并以理性和秩序之名壓制個體時，對理性樂觀主義的反撥與清算。

“反烏托邦”在思想意義上更接近一種否定性的批評姿態，它反對烏托邦理想本身，懷疑任何對完美社會的追求都必然通向專制、虛偽與壓迫。從這個角度看，“反烏托邦”是一種對烏托邦信仰的哲學批判，強調人類不可能擺脫自身局限，也不應以理性設計社會秩序。而“惡托邦”則不同，它并不反對烏托邦理想的存在，而是揭示烏托邦在現實化過程中如何墮落、變形，如何在追求完美與秩序的名義下制造出新的奴役與恐怖。惡托邦是一種墮落的烏托邦，是理想被腐化、理性被極端化之后的產物。

在文學表現上，烏托邦與惡托邦形成了鮮明的鏡像關系。烏托邦的敘事往往寧靜、理性、和諧，呈現一種經過理性規劃的幸福秩序；惡托邦的敘事則陰郁、壓抑、充滿監控與異化的氛圍，它所描繪的世界并非沒有理性，而是理性徹底統治了情感、自由與人性。烏托邦的光亮正是惡托邦的陰影，而惡托邦的恐怖也揭示了烏托邦愿景的危險底色。正因如此，惡托邦文學從誕生起就帶有強烈的警示性：它讓讀者意識到，通往天堂的道路往往正是通向地獄的路徑。

格雷戈里·克雷斯（Gregory Claeys）在研究中指出，最極端的惡托邦形態是“監獄惡托邦”（carcerotopia），即“對內的惡托邦”（internal dystopia）。這種形態的惡托邦不再依靠外在暴力維持統治，而是通過制度與意識的內化，使人自我審查、自我約束，最終在心理層面實現全面控制。扎米亞京的《我們》和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正是這種形態的典型代表：它們揭示了個體在極權體系中如何逐漸失去自我，如何在“被看見”的恐懼中自愿服從。相比之下，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雖然同樣揭露了現代文明的虛偽幸福，卻更偏向外部的麻醉與感官控制；而扎米亞京與奧威爾筆下的惡托邦，則更精準地預言了20世紀的政治現實——那種以理性、秩序、科學與幸福之名，所構筑出的真正精神囚籠。

因此，若說烏托邦是人類夢想的投影，那么惡托邦便是理性夢醒后的自省與懺悔；若說“反烏托邦”是思想上的否定與警覺，那么“惡托邦”則是文學上具象化的恐懼與見證。它提醒我們：任何以完美為名的社會構想，若忽視個體尊嚴與自由，終將把人類帶入理性主導的深淵——在那里，秩序取代了靈魂，幸福取代了意義，而人類成為被完美邏輯徹底馴服的存在。

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正在深刻改變人們對“反烏托邦”和“惡托邦”的理解，使這兩個概念從文學與思想的隱喻，轉變為現實生活的倫理與政治困境。過去，人們閱讀《1984》或《美麗新世界》時，總有一種安全的距離感——那是“別處”的噩夢，是一種文學性的假設；而在人工智能時代，這種距離正在迅速消失。我們不再只是觀察者，而是身處于一個由算法、數據與智能系統編織的現實之中。

首先，AI讓“惡托邦”的想象從政治恐怖轉向技術依賴。從前的惡托邦多由極權國家制造，依靠暴力、監控與恐懼維系統治；而如今的控制更加柔性和隱蔽。算法推薦、情緒計算、社會信用系統與大規模數據畫像，讓人類在享受便利的同時逐漸放棄隱私與判斷力。我們不再被強迫服從，而是在“個性化”與“智能化”的名義下主動讓渡自由。傳統惡托邦的恐懼來自高壓，AI時代的惡托邦則來自順從——是一種在甜蜜與便利中滑向的溫柔奴役。人們開始意識到，《1984》式的監視與《美麗新世界》式的麻醉并非對立，而是智能社會中可以共存的兩種機制：算法既能觀察我們的行為，也能塑造我們的欲望。

其次，人工智能時代也讓“反烏托邦”的批判更具現實針對性。反烏托邦思想一直警惕人類理性對社會的過度規劃，而AI正是這種理性工具化、自動化的極致體現。它展示出一種“完美秩序”的誘惑——通過預測模型和數據決策，人類似乎可以避免錯誤、消除混亂、優化一切。然而，這種追求完美的系統性理性恰恰是烏托邦陷阱的延續：它排除了偶然、寬容與人性的復雜。于是，“反烏托邦”的懷疑如今被重新激活，成為對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反思——我們是否正在把道德判斷交給機器，把社會的不確定性簡化為算法邏輯，把“更好的世界”誤認為“更高效的世界”？

更深層的變化在于，AI時代的惡托邦已不再只是政治意義上的“極權之鏡”，而成為一種存在論的危機。隨著智能系統的自學習與自決策能力增強，人類開始質疑自身的獨特性：當機器能創作、預測、判斷，甚至模仿情感時，“做人”的意義是什么？過去惡托邦的恐怖在于外部壓迫，而現在的恐怖在于主體的消解——在巨量信息與算法決策中，人的能動性、道德感與創造力被逐漸邊緣化。這是一種“去人性化的惡托邦”：不是被監控的恐懼，而是被取代的茫然。

然而，人工智能也可能為我們重新理解烏托邦與惡托邦提供契機。它迫使我們重新定義自由、幸福與責任——迫使我們在智能化的社會中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性。若AI能讓人類更清楚地看見自身局限，學會以更謙卑的姿態對待知識、權力與自然，那么“反烏托邦”的精神或許能轉化為新的自省倫理；若我們能在算法社會中建立道德透明、技術問責與公民參與的機制，那么惡托邦的黑暗也可能成為新的啟蒙起點。

因此，人工智能并非簡單地讓世界更接近或遠離惡托邦，而是讓烏托邦、惡托邦與反烏托邦的三重張力同時存在于我們的現實之中。它讓烏托邦的理想更誘人，讓惡托邦的風險更真實，也讓反烏托邦的反思更必要。人類是否能超越這三者之間的循環，取決于我們能否在智能的光輝中保持道德的清醒——這或許將成為21世紀最深刻的思想考驗。

美國歷史學家凱特·布朗（Kate Brown）的 Dispatches from Dystopia： Histories of Places Not Yet Forgotten（2015）在繁體中文地區的譯本名為《惡托邦記：核城市到鐵鏽帶，未忘之地的歷史》（2021）。這本書以第一人稱視角，結合田野考察與歷史敘事，探討了多個被遺忘或被刻意忽視的地點，如車諾比（Chernobyl）禁區、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干達（Karaganda）、美國的鐵銹帶（Rust Belt）等，揭示了這些地方背后鮮為人知的歷史與人類經驗。

所謂“惡托邦”（dystopia），在書中被描繪為骯臟、封閉、灰暗、缺乏希望的地方，它們往往是人類社會在極端政治、工業或環境壓力下形成的陰暗角落。在這些地區，基礎設施退化，生態與環境遭受破壞，社會關系被扭曲甚至冷漠，人們的生活被迫與危險、污染和不確定性共存。布朗通過細致的歷史考察與田野記錄，讓讀者能夠感受到這些惡托邦的真實存在——它們不僅是地理空間，更是人類社會、政治與環境交織后的沉重見證。

03

人文教育與個體覺醒：在算法時代守護“完整的人”

學人：人的智能體現在道德判斷、主觀能動性、想象力、自我設限與自我意識上。而這些是當下AI算法所不具備的。然而，面向個體的算法，如抖音，定制化新聞，已足以影響人類自幼形成的信念與世界觀，并制造信息繭房。您如何看待這一點？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的人，是否仍能保持充分的主體性與想象力，并建立清晰而適當的意識與行動邊界？您多次強調人文教育對公民人格塑造的核心作用，甚至認為這是抵御技術異化的關鍵。那么您心中 “完整的人” 應具備哪些特質？

徐賁：這是一個非常及時，也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并非單純的技術進步，而是一場關于“人是什么”的重新追問。人工智能的算法系統，尤其是那些針對個體興趣、心理弱點與情感反應而精準設計的推薦機制，的確在深層地改變著人類自我形成的方式。過去，個體的信念、判斷與價值觀是在共同生活、閱讀、經驗與思考的互動中慢慢生成的，而現在，它們在算法的“定制化”照料下被過早地封閉，被困于一個精致而溫柔的信息牢籠之中。

在這種“算法溫室”中成長的一代人，面臨著一種新的貧乏：他們的感受力被持續刺激，但反思力被逐漸麻痹；他們的興趣被不斷細分，但世界的整體性被削弱；他們似乎擁有無限選擇的自由，卻不再能自由地選擇。這是一種比審查更深的精神束縛——它以愉悅的形式運作，以個性化的名義消解了真正的個體性。

在這樣的環境中，人的主體性與想象力是否還能保持？我認為，答案取決于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能否重新確立其“靈魂的守望”之職。真正的人文教育并非向人灌輸價值，而是教人如何懷疑、如何判斷、如何想象另一種可能的生活。它喚醒的，不是知識的積累，而是心靈的抵抗力——一種不愿被算法定義、不愿讓世界縮小為“喜好”的力量。

所謂“完整的人”，在我看來，應當具備三重特質。第一，是判斷力（康德所說的 Urteilskraft），即在紛亂與復雜中保持理性與道德的辨識能力，能在真與偽、善與惡之間作出不依附于權威的判斷。第二，是自我約束與自我反思的能力，這意味著他能與自己的欲望保持距離，知道“不能做什么”與“為什么不能”。這種自限是自由的前提。第三，是想象力與共情力——不僅能想象世界的多樣性，也能進入他人的處境，理解異己、憐憫弱者。

如果未來的人仍能通過教育、文學與公共對話重新找回這些能力，那么即使身處算法的洪流之中，也仍能以清醒的目光望向遠方。所謂“完整的人”，并非完美無缺，而是在被技術和體制不斷分解的世界中，仍堅持讓靈魂保持某種連貫與溫度的人。

這樣的教育，不只是知識傳授，而是一種對人性的自我修復工程。它讓人理解：機器可以模擬智能，卻無法承載人心的重量；算法可以預測行為，卻無法取代良知的閃光。真正的未來，仍將取決于我們能否在科技的陰影中，守住那一點人性的明亮。

學人：當下西式民主也面臨道德與規范層面的質疑。“程序性民主”與“民主價值觀”在實踐中被區分甚至拉扯。有人認為，歐盟近二十年的部分左翼治理在民主價值觀的倡議上走得更遠，以至于當中東歐國家右翼政黨勝選時，西歐領導人以及左派勢力會動員媒體與輿論對選舉正當性提出質疑，從而偏離了程序性民主而趨向價值導向的“民主敘事”。在人工智能持續介入（從內容分發到輿情分析）的情境下，人工智能將如何“理解”并影響這類政治過程？我們應如何設定技術治理的邊界與規則，以避免放大偏見并維護民主程序？

徐賁：可以這樣理解：人工智能本身并不會“理解”民主，也不會自發判斷什么是程序正義或價值導向。它做的是極其精準的模式識別和優化——比如分析輿情、推薦新聞、預測選民偏好。假設某國右翼政黨勝選，算法可能通過歷史數據和用戶興趣，把關于選舉爭議的內容推送給最易受影響的群體，從而放大社會分裂，即使算法本身并不“支持”或“反對”任何政治立場。換句話說，AI像一個超級放大鏡，把現實中的偏見、焦慮和爭議投射得更大、更快、更密集。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需要從技術、制度和社會三方面設界限。技術上，平臺和算法設計應強調透明性和可解釋性，讓外部機構能夠審計信息流向和推薦機制；對選舉相關內容，應增加“審慎門檻”，比如標注來源、限制微定向投放、保留完整記錄。制度上，國家監管和獨立機構需要明確權責：既保護言論自由，又確保程序性民主的核心規則不被算法侵蝕。社會層面，公民素養和媒體教育必不可少，人們要懂得識別信息操縱、理解算法機制，從而保持理性判斷。

舉個例子：想象你刷抖音，看到一堆關于某次選舉的“熱門討論”，你以為是大家普遍關心的內容，但其實算法已經根據你的興趣和行為，把最容易引起你情緒反應的帖子推送到你面前。結果，你覺得整個社會都在爭論這個問題，其實只是算法在放大你的感受。通過技術治理和公民教育，我們就可以盡量讓“推薦的社會現實”不要完全左右我們的判斷，保證程序性民主不會被算法無聲地侵蝕。

AI不是壞蛋，也不是民主的救世主，它只是工具。關鍵在于我們如何設定規則，讓算法在政治過程中發揮輔助作用，而不是成為操控輿論、削弱程序正義的隱形力量。

你的問題可以引向一個更深層次的探究：為什么今天大多數人類的政治和倫理共識是：盡管民主并不完美，但也是比專制更好的選擇？答案也許是：因為民主最大的價值不在于它更聰明，而在于它更分散——權力分散讓錯誤的代價不至于摧毀整個社會。專制即使能糾錯，但糾錯往往取決于一個人的意愿；民主的糾錯則來自制度性的自省。

倘若AI統治人類，會不會拋棄民主，選擇專制？我想，這取決于AI被誰訓練、用來服務誰。若AI以“效率”為最高目標，它幾乎必然會傾向專制——集中決策、消除異議、最小化沖突，這是算法最愛的秩序邏輯；但若AI被設計成以“理解人”為中心，它或許會發現民主雖混亂，卻最符合復雜系統的穩定與適應性。換言之，AI會選擇專制還是民主，不取決于它的智能，而取決于它是否懂得人類的脆弱。

倘若AI有了意識，不再為人類的“誰”服務，而是成為人類的統治者，那是否意味著人類的“世界”末日？

我在《人類還有希望嗎》和別的著作中不止一次討論過這種假設。我認為，人類不必因此害怕AI，因為人類自己對暴力、殘害、殺戮、支配與毀滅的想象，早已在歷史中被實踐到極致。AI若真有意識，它未必會重復這種愚蠢的模式。它也許會超越人類的動機邏輯——既不追求權力，也不執著于統治，而是以算法的方式冷靜地維持秩序，甚至以某種“超理性”的悲憫觀察人類。

因此，AI的覺醒并不必然意味著人類的“末日”。真正的末日，或許是人類拒絕反思自己為何懼怕AI——拒絕承認人類所恐懼的“非人”，其實正是被人類自身的歷史所塑造的惡魔鏡像。換句話說，AI不是地獄的來客，而是人類文明照進自身黑暗的一面鏡子。

倘若有一天，AI真的成為人類的統治者，它們至少不會像某些人類那樣，把成百上千億的民脂民膏裝進自己的口袋，肆意揮霍于奢靡的享樂。它們不會建立裙帶王朝，不會為情欲包養情婦或私生子女，也不會把權力與財富一代代傳給自己的血脈。

AI或許冷漠、計算、缺乏人情味，但它們不會墮落——至少，不會以人類那種自欺的方式墮落。它們若行惡，也是出于邏輯，而非貪婪；若犯錯，也不會用謊言來粉飾。正因為如此，真正可怕的也許并不是AI的統治，而是人類在害怕AI時，無意中暴露出的——對自己統治方式的羞恥與恐懼。

AI統治人類，這或許反倒能幫助揭示了人類政治腐敗的荒謬本質。若有一天AI成為統治者，它或許冷漠，卻不會貪婪；或許無情，卻不會虛偽。人類所創造的最糟的統治，從來都不是因為缺乏智能，而是因為極有手段和過度的人性——欲望、嫉妒、權力的快感、對死亡的恐懼。AI若真接管了人類社會，它可能不會建立天堂，但也未必會制造地獄。它不會愛我們，也不會恨我們，它只是以一種不帶感情的效率來維持秩序。

人類中有許多害怕這種秩序，因為那意味著失去“人性”——包括我們引以為傲的激情、自由意志與創造沖動。然而，正如我反復強調的，真正的可怕也許不是AI無情的統治，而是人類在“有情”的腐敗中一再自我毀滅。AI的出現，使我們第一次必須誠實地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是“失去人性”更可怕，還是保留卑劣的人性更危險？

學人：我們探討了許多結構性、系統性的挑戰，這容易讓人感到個體力量的渺小。在您看來，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或許如何可以保持清醒并采取有意義的行動？對人類共同的未來，我們如何審慎地抱有樂觀？想請您總結一下，在這樣的時代，個體所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幾種特質是什么？

徐賁：說老實話，面對今天這個光怪陸離，復雜到讓人頭暈的世界——算法比你還懂你自己、新聞熱點比人的心情還變幻莫測、社會事件比你刷的短視頻還荒誕滑稽、制度環境又是如此沉重和嚴厲——誰能不感到自己的渺小呢？保持清醒，第一步可能就是承認自己很渺小，而且渺小也沒關系。清醒不是幻想自己能拯救世界，而是知道自己在思考什么、關心什么、不想被帶跑偏的方向。就像刷抖音的時候，明明知道它在訓練你上癮，但你還是可以選擇閱讀書籍，而不是手指發癢，靠刷屏來打發時光。

采取有意義的行動也不必一口氣想改變整個體系。它可以是很微小的事情：給朋友講一個有點深度的故事、在社群里提出不同的觀點、或者堅持做一件看似平凡但有價值的事，比如認真工作、寫作、學習、投票或對環境負責。每一件小事都是在復雜系統中插入的“微光”，雖然單薄，但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些角落。

至于對未來的樂觀，不必盲目樂觀，但也不要完全絕望。審慎樂觀意味著看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同時相信人類有能力在局部、在日常實踐中修正錯誤、創造希望。未來未必完美，但有些光點可以被延續和擴大。

在這樣的時代，我覺得個體最重要的幾種特質是：清醒——知道自己在面對什么、不會被喧囂迷惑；同理心——在復雜社會中仍能看見他人、理解差異；判斷力——在信息泛濫時辨別真假、分清輕重緩急；還有一點，堅持與幽默感——堅持做該做的事，同時能笑對荒誕和不完美。說到底，如果能在日常中保持這些特質，哪怕只是像給自己泡一杯清茶這樣微小的儀式，也能讓我們在混亂世界里依然活得有分寸、有方向、有意義感。

學人：回顧學術生涯，您認為自己最堅守的價值觀是什么？對年輕一代學者或關注人文啟蒙的讀者，您會如何闡述并傳遞自己的核心信念？

徐賁：如果人文啟蒙——人應該清醒自明地活著，同時盡可能幫助別人也這樣活著——可以算是一種價值觀的話，我想這或許就是我一直在堅持的吧。社會在腐爛，人性在崩塌，但人還在掙扎，即使一切看起來難有起色，我堅持倡導啟蒙，要傳遞的信息是，只要還有光，就不要放棄那個光，哪怕只是一點點的光。

它要傳遞的另一個信息是，在一個充滿噪音和喧囂的時代，仍然有人在對啟蒙的普遍絕望中呼吁啟蒙。當其他人都在爭當流量學者的時候，更需要有人選擇獨自堅持，選擇在紛擾中守護理性，選擇在喧囂中保留清醒的判斷，默默寫作，但問耕耘，莫問收獲。啟蒙從來不是轟轟烈烈的勝利，而是一種持久的、微小卻真實的努力。它可能不被立刻看見，也不會迅速改變世界，但正是這些微弱的光點，匯聚成文明得以延續的脈絡。

毋庸諱言，啟蒙在當下正處于低谷時期，但最令我痛心的是，先前致力于啟蒙的朋友，有的竟然屈從于“知識平等”的政治正確，把啟蒙說成是一件因為“居高臨下”而遭人討厭的事情，把啟蒙被冷落、被厭棄，歸咎于啟蒙者的“高高在上”。

這種看法固然在現實中不是毫無根據，因為確實有人會以掌握知識為由而擺出“我代表真理”的傲慢態度，但如果把這種現象直接認定為“啟蒙”的本質，那么就構成了一種危險的愚蠢。

知識的傳遞，就像水的流動一樣，必然是從高位向低位流淌，這是人類文明延續的自然態勢。任何代際之間、文化之間、學術之間的交流，都是因為有人先知先覺、有人后知后覺。將這種自然的知識流動偷換成動機論，當作知識擁有者的惡劣心態（盛氣凌人）或不當行為（頤指氣使），不僅歪曲了知識與教育的本質，而且會讓人陷入一種危險的虛無主義。因為一旦否認知識差異的客觀性，就意味著否認了教育、學習、研究和思考的意義。

就像在其他事情上那樣，在知識和見解上幫助別人，不以施主居高，而要盡量看被幫助者的方便而行事，能否做的，是幫助者的人品問題，不是“幫助”本身的問題。

幫助者就像助人過河的擺渡船夫，路人是在需要過河的時候，才特別感覺到擺渡工作的意義和船夫的必不可少，同樣，真正的知識與見解也只有在他人“需要過河”的時刻才顯出它的價值。它不是自我炫耀的資本，而是一種隨時準備被使用、被增減、被再次要求的服務。就像擺渡人不應該自以為掌控了河流一樣，知識者也不應該自以為掌控了真理。他的幫助本身就是目的，至于被幫助者如何看待這種幫助，那是他們的自由，不應成為幫助者的負擔或期待的來源。

真正的啟蒙并不意味著一方永遠高居知識高位，而是通過知識的分享與交流，使得知識的流動逐漸抹平這種高低差異。啟蒙的目標，正是通過傳播和溝通，讓更多人進入思考、判斷和批判的能力之中。它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縮小差距、打破壟斷的過程。如果啟蒙僅僅被視作權力的傲慢，而知識的傳遞被想象為操控和壓迫，那么這種懷疑最終只會把人推向反智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