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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由于張國燾企圖分裂和危害黨和紅軍,黨中央被迫率領一、三軍團和軍委直屬縱隊從巴西繼續北上。
9月10日,黨中央致電張國燾:“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該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占領甘、青、寧、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
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揭發批判了張國燾的嚴重錯誤,討論了紅軍發展的戰略方針問題,教員在會上作了關于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后的戰略方針的報告和結論。
教員指出:目前應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中央應繼續堅持北上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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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是應該在川、陜、甘創建蘇區。
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北上,所以,當前的基本方針,是要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系,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
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不然就永久打游擊戰爭。經過游擊戰爭,我們可以打通國際聯系,可以得到幫助而克服敵人的堡壘主義。
教員還在結論中指出:關于目前的戰略方針,同在川、陜、甘創造根據地的計劃是有變更的,因一、四方面軍已經分開,張國燾南下,使中國革命受到相當嚴重的損失。
但是我們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經過游擊戰爭,大規模地打過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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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在發言中也指出:我們目前的戰略方針是改變了,因為一、四方面軍分開,我們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們的戰略方針不能不有變更。目前戰略方針應用游擊戰爭來打通國際聯系,更大規模地來進行國內戰爭,而不是不得到國際的幫助,我們就沒有辦法。
中國革命應得到國際的指示,政治上的領導。最近一時期,與國際失去聯系,這是我們很大的損失。
俄界會議的方針,是在黨中央率領紅一、紅三軍團孤軍北上,長征落腳點情況不明的狀態下做出的。
主要基于這樣幾點原因:
其一,紅一方面軍長征至今已歷時一年,行程兩萬余里,減員十分嚴重,極度疲勞。北上面臨著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有極大的危險,迫切需要有一個穩定安全的環境整頓休養兵力,再圖發展。蘇聯邊界地區就具備這樣的條件。
其二,中國革命是中國同志自己的事情,要靠自身的力量去戰勝敵人。但并不是拒絕幫助和支援,打到蘇聯邊界去就可以得到共產國際的幫助,有利于戰勝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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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北上抗日是黨中央長征中的政治路線和根本方針,打到蘇聯邊界去,符合黨中央的這一方針。黨中央到達能夠指揮中國革命的地區去,有利于領導全國革命。
其四,黨中央進入甘肅后,距蘇聯、外蒙邊界地區雖然還有千里之遙,但只要采取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就完全可以戰勝敵人。正如教員所指出,實現這一方針“無疑是可能的”。
俄界會議后黨中央率領一、三軍團繼續北上,為實現“打到蘇聯邊界去”這一目標而努力。
突破天險臘子口之后,9月20日,黨中央在哈達鋪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根據張聞天的提議,決定派謝覺哉、毛澤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話與國際接頭,設法打通國際關系。
后來隨著在哈達鋪、榜羅鎮等地對全國形勢和陜甘革命根據地情況的了解,黨中央在榜羅鎮、鐵邊城、吳起鎮等會議上多次討論了戰略方針的改變問題,正式決定以陜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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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界會議提出的打到蘇聯邊界去的方針,因形勢變化而暫時擱置。對此,教員曾在10月22日召開的吳起鎮會議上指出:
“俄界會議與張國燾決裂,那時口號,打到陜北去,以游擊戰爭與蘇聯發生聯系。榜羅鎮的會議(由常委同志參加)改變了俄界會議的決定。”
雖然黨中央提出打到蘇聯邊界去的方針,因情況變化在當時未能實現,但在這一方針指引下,紅一方面軍北上到達陜甘革命根據地,結束了長征。
此后,黨中央并未放棄“打通蘇聯”的方針,而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戰略計劃。
這或許就是西征的最初想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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