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中上演的《潛伏》，我的大舅爺爺和大舅奶奶共同戰斗的故事

紅極一時的電視劇《潛伏》講述的是地下黨員余則成和女游擊隊長翠萍為了革命事業假扮夫妻，日久生情，在敵人眼皮子底下共同開展革命工作并成為真正夫妻的故事。

《潛伏》中的余則成和翠萍

我黨的斗爭歷史上，有過不少因為工作需要而被黨組織“拉郎配”般的湊到了一起，然后在隨后的工作中日久生情，成為真正夫妻的例子，比較著名的有羅亦農和李哲時、周文雍和陳鐵軍、熊瑾玎和朱瑞綬、王光杰和王蘭芬、任國楨和陳少敏、李白和裘慧英、彭詠梧和江竹筠、楊光華和馮永瑩，以及本文將要介紹的主角——本廠長的大舅爺爺翁迪民和大舅奶奶李雪君。

周文雍和陳鐵軍，照片攝于兩人即將就義之前

熊瑾玎和朱瑞綬

王光杰（王光美的四哥）和王蘭芬

任國楨和陳少敏

李白和裘慧英

彭詠梧和江竹筠

翁迪民原名翁福綿，祖籍安徽黃渡鄉，1918年出生在上海，是本廠長的外婆翁季青的大哥，1933年從南洋中學初中部畢業后考入同濟大學附屬高級工業專業學校機械科，1937年畢業后即參加共青團，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進入地下黨上海特科。全面抗戰爆發后，為了爭取盤踞在陽澄湖地區的胡肇漢部武裝，翁迪民于1939年3月受命（同時也是受胡肇漢的主動邀請）前往陽澄湖，向胡肇漢部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

同年5月7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江南抗日自衛軍（實際上是新四軍第六團）開入陽澄湖地區，在無錫的梅村建立根據地，自衛軍副總司令葉飛親赴昊縣太平橋，向胡肇漢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胡肇漢表示擁護抗日武裝，并接受改編，成為江南抗日自衛軍獨立支隊，大舅爺爺翁迪民成了這支部隊的政治部主任。1939年9月地下黨蘇州縣委在太平橋鎮成立后，翁迪民又成為了第一任蘇州縣委書記。

胡肇漢

葉飛

大舅奶奶李雪君于1916年出生在上海的一個海員家庭，比大舅爺爺還大兩歲，由于家中人口多，經濟條件有限，只念到小學五年級就被迫輟學幫助料理家中的小雜貨店。1932年至1934年先后在上海煙草公司和廣東毛織廠“學生意”（當學徒工），1934年和家人一起去了香港的九龍投奔其姑媽，在九龍的上海街幫助料理姑媽開的小糖果食品店。

抗戰爆發后，李雪君立即投身到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并參加了中華救護訓練班，1938年夏天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4月經組織安排回到上海，在浦東參加了連柏生領導的第三戰區淞滬游擊隊第五支隊。

連柏生

同年9月經組織安排加入新四軍江南抗日義勇軍并來到陽澄湖畔的太平橋鎮，向蘇南東路特委領導張英和蘇州縣縣委書記翁迪民報到，這是大舅爺爺和大舅奶奶第一次見面。不過，兩人當時沒有擦出任何情感的火花，更別說什么“一見鐘情”。

在翁迪民的安排下，李雪君先后在常熟和太倉開展地下工作并在1940年升任太倉縣三區區委書記，1941年6月又被調到太倉縣五區擔任書記并在1939年至1941年期間參加了數次反“清鄉”斗爭。屬于文可以提筆治民政，武可以拿槍上戰場的巾幗英雄。

任太倉縣區委書記時的李雪君留影

平時習慣用一支“二把盒子”手槍（毛瑟C96或M30半自動手槍）用于作戰，再配一支“三把盒子”手槍用于近身自衛（槍管長99毫米的毛瑟“警用”型手槍），不知道《平原游擊隊》中雙槍李向陽的一長一短兩支毛瑟手槍的配置會不會就是取自我大舅奶奶的藝術原型。

“二把盒子”手槍和“三把盒子”手槍

《平原游擊隊》中雙槍李向陽手持一長一短兩支毛瑟手槍的藝術形象

在蘇常太地區工作期間，李雪君培養了大量的“沙奶奶”和“沙小龍”（都是現代京劇《沙家浜》里的人物）式的積極分子和小交通員，發展了大量的黨員，壯大了當地黨組織的力量。

1941年8月，日軍和汪偽軍對蘇常太地區發動了大規模的“清鄉行動”，為了保存實力，有二十多名基層干部被分批轉移到上海，然后又被轉移到新四軍的茅山根據地和蘇北根據地。而李雪君由于是上海本地人，再加上政治堅定、行事穩重老練，且在上海有一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經驗。于是組織上將她留在上海，照顧和保護正在上海養病的蘇南路東特委委員、秘書長的翁迪民。既然是保護，那也得配槍，城市不比根據地，用“盒子炮”比較扎眼，因此李雪君的配槍換成了更加小巧的“花口擼子”（勃朗寧M1910型手槍）。

不過，李雪君知道這支手槍輕易響不得，后來她曾經在一次給我媽講故事的時候說過：“這支手槍一旦響了，那就意味著最后時刻就到了，那么我將毫不猶豫地把最后一顆子彈留給我自己。”

勃朗寧M1910型手槍

很幸運，這支手槍在上海始終沒有響過一槍。

當時，我的大舅爺爺翁迪民因為積勞成疾，健康狀況非常堪憂，尤其是肺部已經出現空洞，被迫住在普濟醫院治療。然而禍不單行的是，1941年9月，由于“線”上的一名同志被76號特務抓捕，翁迪民得到消息后立即離開普濟醫院，和李雪君以假夫妻的名義住進了三德坊。結果被捕的人經不住拷打供出了翁迪民在上海的幾個藏身地點，導致翁迪民和李雪君在上海不斷遭遇險情，被迫數次搬家。

從三德坊搬到霞飛公寓，再從霞飛公寓搬到亞爾培路小弄的亭子間，連續的轉移讓翁迪民的健康狀況越發惡化，一度臥床不起。于是，還是黃花大姑娘的李雪君白天代替翁迪民進行地下組織的聯絡任務，晚上就回來細心照料翁迪民。

小亭子間空間逼仄，沒有廚房，李雪君就將小煤球爐子架在窗臺上，日偽時期的煤球質量極差，里面摻著一半泥土，所以一生火就煙熏火燎的，每次生煤爐都會熏得李雪君涕淚橫流。但李雪君硬是挺了下來，還練就了一手的好廚藝，再加上她精通縫補織毛衣，通過幫助街坊鄰里縫縫補補很快就在亞爾培路小弄站住了腳，被鄰居稱為“亭子間嫂嫂”。

就在這段時間，李雪君和翁迪民的感情迅速“升溫”。

李雪君回憶：“開始時特別別扭，與一個認識不久的男同志同住一屋，他讓我睡床上，自己睡地鋪。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我覺得他挺好的，所以我就向組織打報告，申請和翁迪民同志結婚。到了茅山（根據地）后組織批準了我們的結婚報告，正式結婚。”

《潛伏》中余則成和翠萍也是一個睡床上一個睡地鋪

在李雪君的悉心照料下，翁迪民的健康狀況有所好轉，往返于上海和南翔間，開辟了新的地下聯絡點——這個聯絡點很快將救他們一命。

1942年夏，翁迪民和李雪君在亞爾培路的住所被叛徒偵知并報告給76號特務，某天大批特務突襲了亭子間，而當時翁迪民和李雪君都不在家而逃過一劫。于是特務們在原地布下暗哨以守株待兔，幸虧李雪君的戰友張梅當天準備去亭子間和翁迪民接頭，發現情況不對就藏身在翁迪民和李雪君回家的必經之路上，及時阻止他們回家并迅速轉移到新的聯絡點。

1942年9月，翁迪民、李雪君、張梅等人根據組織安排分頭撤離上海，轉移到了茅山根據地，兩人在根據地舉行革命婚禮，正式結為夫婦。

在茅山根據地，翁迪民被任命為蘇南區黨委后勤部長、軍工部長兼政治委員，李雪君被任命為蘇南行署財經處人事科長。1943年夏，大舅爺爺翁迪民被調到句容縣任縣委書記，大舅奶奶李雪君則隨之調往句容擔任區委書記，一面協助翁迪民在當地發展統戰工作，一面繼續照料翁迪民的健康。在句容任職時期，李雪君進行了大量出色的統戰工作，動員當地許多中上層士紳積極參加抗日，甚至還將原國民黨江南行署第一行政督察區區長策反加入地下黨，展現出一般女同志望塵莫及的策略和膽識。

1944年12月至1946年，翁迪民受蘇皖區黨委派遣到杭州擔任地下黨杭州市委書記，李雪君亦跟隨前往，夫妻倆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重建和發展了屢遭日偽和國民黨破壞的杭州地下黨組織，期間又是幾次逃過了76號和軍統的抓捕，至1946年成功建立起遍布杭州的學校、工廠、醫院，乃至杭州的國民黨軍政部門的杭州地下黨組織，為杭州的解放立下汗馬功勞。

1946年5月，大舅爺爺翁迪民的肺病加劇，不斷吐血，再加上長期的營養不良，有時候走著路都會暈倒，最終被確診為肺結核。經組織批準轉移到已經解放的大連養病，兼任大連療養院院長。大舅奶奶李雪君也跟隨來到大連，就任大連療養院黨支部書記兼人事科長，不久又調任大連沙河口區區委書記。在大舅爺爺在1946年秋做了肺部肋骨切除大手術后，大舅奶奶每天親自煨雞湯為他調理身體，終于將大舅爺爺這個“藥罐子”（這是大舅爺爺翁迪民對那段時間的他自己健康狀況的戲稱）給調理康復了。

新中國成立后，翁迪民先后任華東財委基本建設處處長、第一機械工業部華東辦事處主任、第三機械工業部辦公廳主任、電機制造工業部基本建設局局長、浙江省機械廳廳長、第一機械工業部三局常務副局長及四局局長。WG結束后任第一機械工業部調研組組長、機械科學研究院院長，1979年10月調任國家儀器儀表工業總局常務副局長。

而李雪君則一直在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并照料她和翁迪民所育的三子一女，退到了幕后。但是知情人都說，沒有我大舅奶奶李雪君的照顧，我大舅爺爺翁迪民根本不可能活到新中國成立。

本廠長的大舅爺爺翁迪民和大舅奶奶李雪君，照片攝于WG結束后的1979年

后排左起第四人即為本廠長的大舅爺爺翁迪民，照片存放在茅山新四軍紀念館

1987年，大舅爺爺翁迪民在北京病逝，享年70歲，臨終前對李雪君說，要把骨灰撒在曾經戰斗過的陽澄湖。大舅奶奶李雪君表示：等她去世后，讓子女將兩人的骨灰一起撒到陽澄湖。

1992年，大舅奶奶李雪君在北京去世，遵照遺囑，他們的子女——我的三個舅舅和一個姨媽專程來到蘇州，將兩人的骨灰撒在了陽澄湖畔——至此，我的大舅爺爺翁迪民和大舅奶奶李雪君終于在他們曾經戰斗過的陽澄湖畔望著湖水永遠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