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04年春,隋文帝病重。
宮中靜得出奇,連太監都不敢大聲說話。
那時候,長安還沒完全從大興城的熱鬧中醒過來。
可在皇宮深處,權力的交接已經悄然展開。
楊廣坐在父皇病床前,臉色平靜,眼神卻透著緊繃。
他知道,這一刻他等了很久。
也知道,這一步走出去,就再也回不了頭。
幾個月后,天下傳詔:楊廣即位,是為隋煬帝。
誰都知道這個新皇帝野心不小,但真正讓人沒想到的,是他最早動手改的,竟然是選官制度。
說起來,這事兒看著不大。
可那年冬天,隋朝頒布了一道新政:以后朝廷選拔官員,不再完全依賴世家舉薦,要通過統一考試來決定。
這就是后來的“科舉”。
聽起來挺公平的是吧?可在當時,這是件足以讓世家大族臉色大變的事。
得先說說那時候的世家是什么角色。
從東漢末年起,所謂“士族”就成了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常客。
他們靠的不是皇帝的任命,而是家族積累的聲望和人脈。
舉薦、聯姻、門第出身——這些決定了誰能當官,誰能掌權。
到了隋朝,權力更是牢牢掌握在幾大家族手里。
關隴集團、山東士族、江左名門,各個都是根深蒂固的老牌貴族。
朝廷里一半以上的官員,直接或間接都和這些家族有關系。
楊堅能稱帝,很大程度上也是這些世家推出來的結果。
但楊廣不想再受他們牽制。
他跟父親楊堅不一樣。
楊堅雖然不喜歡這些世家,但懂得依靠;楊廣卻想徹底擺脫。
他試圖通過科舉,把官員來源變成“寒門”——那些沒背景但有才學的讀書人。
對很多普通家庭來說,這無疑是個機會。
可對世家來說,就是赤裸裸地動了根基。
最先反應過來的,是關隴集團。
他們不是沒見過風浪,但這次不同。
科舉不僅打破了世家對官職的壟斷,還威脅到他們在朝堂上的發言權。
更重要的是,他們看見了皇帝要親手重建權力結構的野心。
而那會兒,楊廣還做了另一件事——遷都。
他下令從長安遷到洛陽。
理由是加強中央集權,方便南北統籌。
但熟悉局勢的人都知道,這其實是為了削弱關中世家的影響。
你把我們撇在老家,自己另起爐灶。”這是關隴集團的真實想法。
可楊廣并不打算回頭。
他還專門娶了江左蕭氏的女子做皇后,想借江南勢力來平衡北方世家的壓力。
這事兒引起了更大的反彈。
山東士族一向看不上江左集團,覺得他們在永嘉之亂時逃到南方,丟了士族的臉。
江左世家也不認同北方世家在北魏時期和胡人聯姻的做法。
原本互相看不上,現在卻因為共同的“敵人”——皇帝——開始默契合作了。
楊廣的動作太快了。
世家還沒緩過神來,他又在朝中開始清洗舊臣、提拔新人。
一些原本依靠門第上位的官員被免職,取而代之的是通過考試上來的寒門讀書人。
朝堂上風向變了。
議政的聲音變了。
連禮部的規制都改了。
可這也直接讓楊廣失去了根基。
誰都知道,搞改革最怕的就是沒有緩沖。
楊廣沒給舊勢力留余地,也沒足夠的時間培植新勢力。
于是一旦局勢動蕩,他成了最孤立的那一個。
公元613年,天下第一次大規模叛亂爆發。
河北義軍起兵,江南盜賊響應,關中動搖。
楊廣親征失敗,朝廷上下風聲鶴唳。
第二年,又是李淵起兵。
三萬人馬,幾乎沒遇到像樣的抵抗。
因為他背后站著的,是曾經支持楊廣上臺的那批人——關隴舊臣、世家子弟。
有人說,李淵是關隴的“保底牌”。
這話雖重,但也不算假。
朱元璋后來花了十五年才打下江山,李淵只用了不到一年。
這之間的差距,跟當時世家的態度,有直接關系。
而楊廣最后死在江都,身邊只有寥寥數人。
朝廷早已群龍無首。
大隋帝國這艘巨船,就這樣在激流中碎了。
不過,科舉制度活了下來。
李世民繼位后沒有廢除它,反而加以完善。
武則天更是在她的統治時期推動了殿試和糊名制度,讓寒門子弟真正有了出頭的機會。
那年,登科錄上有一個名字,出身貧寒,家在河南一個小鎮。
他是第一批通過科舉入仕的“非世家”官員。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敢說“非名門不可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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