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年都城史，一個“和”字寫就：北京城里的民族團結交融印記

北京，承載著各民族共創中華文明的歷史記憶。從金中都“參用漢法”推動制度融合，到元大都“四方之民”共筑國際性都市；從明代四夷館譯寫多語種文書，到清代理藩院統合邊疆事務，這座有著800多年歷史的都城，以政通人“和”熔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制度基石，以經濟通“和”編織橫跨農耕、草原、海洋文明的商貿網絡，以文化融“和”滋養“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精神家園，以社會協“和”聚合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合”之都。

日前，由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聯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民族文化宮共同主辦的“史敘共同體——北京建都史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專題展覽在北京展出。展覽通過百余件古籍、檔案、文物及眾多圖片資料，以“和”為理念串聯起自金代建都起至民國時期各民族在北京交融匯聚的共同記憶，生動展現北京建都史中各民族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進程。

政通人“和”

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政治中心，北京城的營建凝聚了多民族的智慧和力量，見證了自金代以來歷代王朝在此依托中央集權體制，有效整合多元政治要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實現對邊疆地區有效的行政管理，維護遼闊疆域長治久安的歷史。

展品《元史·地理志》記載了元代大都路（今北京）的歷史沿革、城市布局以及定名“大都”等內容。當年忽必烈決定將統治中心從草原南移，委以精通儒學、通曉天文地理的劉秉忠總領營建都城。劉秉忠歷時兩年多，遍勘燕地，最終將城址選定在盧溝河（今永定河）沖積扇脊部，即今北京廣安門附近。元大都繼承金中都的城市基礎，同時通過引入《易經》哲理和中原文化，形成更為廣闊而先進的城市布局。正是忽必烈對中原文化的接納、劉秉忠對多民族文化的理解，讓元大都成為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融之地、多民族文化的融匯之城。

四夷館，是明代永樂五年（1407年）所設負責翻譯邊疆民族及鄰國文書并培養翻譯人才的機構。隨著明朝遷都北京，四夷館也隨之北遷。展品《高昌館來文》曬藍本，是明代四夷館中的高昌館編纂的漢文與回鶻文對照的官方公文集，收錄了15件西域地方政權呈遞明朝中央政府的文書。《高昌館來文》既彰顯了明朝對西域的有效統轄與治理，更實證了中原與邊疆在政治隸屬、文書制度上的深度往來。

▲《高昌館來文》曬藍本。　寧夢雯 攝

展覽中，一組老照片聚焦北京明城墻東南角樓，照片中城墻層層修繕的痕跡述說著一段跨越數百年的民族交融史。明嘉靖年間，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明朝政府加固城墻，磚石間見證了農耕文明與草原文明的碰撞與融合。清乾隆時期，城墻得到規范修整，琉璃覆瓦輝映出“天下一家”的治國理念。城墻上的彈痕與補砌又成為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共同抵御外侮、守護家園的見證。

經濟通“和”

自北京建都以來，歷代王朝中央政府不斷維護和鞏固“大一統”政治格局，為各民族經濟互嵌交融創造了良好條件。金代，北京依托大運河漕運，構建起跨地域、跨民族的經濟互通網絡。元明清時期，北京成為全國的商貿和消費中心。

貨幣鑄造與流通不僅為各族商旅的經貿活動提供了媒介和工具，還密切了各地區、各民族的經濟往來與互動。元代，忽必烈時期推行幣制改革，以紙幣為主、銅錢為輔，統一全國貨幣。展品元代貨幣“大元通寶”，錢文上有八思巴文與漢文兩種文字，既彰顯元代政權特色，又融入中原鑄幣傳統。展品中一枚明代的“洪武通寶”是明初朱元璋推行全國統一貨幣的實物見證。而另一組方孔圓錢清朝錢幣則見證了清朝平定西北后的經濟發展。收復新疆后，清王朝下令將準噶爾時期流通的舊式普爾錢幣盡數銷毀，統一鑄造并發行仿照中原形制的方孔圓錢。

▲大元通寶。

▲洪武通寶。

▲乾隆通寶。 寧夢雯 攝

明代典型的各民族商業往來可見于展品《玉堂薈記》。該古籍為明末清初楊士聰所撰，成書于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書中記載了崇禎年間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商人在北京地區開展商業活動的景象，反映了活躍的多民族經濟交流。

展覽中展出的清代著名宮廷畫家徐揚畫作《京師生春詩意圖》引人圍觀。該畫繪制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采用鳥瞰式構圖，描繪了京師全貌，舉凡紫禁城、景山、西苑、瓊島、天壇祈年殿等，無不收入畫幅之中。展示圖描繪了正陽門外的商業街區，此處店鋪櫛比，各族商賈匯聚于此，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

▲清代《京師生春詩意圖》局部。　吳艷 攝

文化融“和”

作為多民族匯聚之地，北京文化內核以儒家文化為主導，并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元素。自金代以來，歷代王朝中央政府在治國理政過程中，都將儒家思想精髓深度融入官方教育體系與禮制儀軌之中。從建筑到文學、藝術，共同的價值追求與審美取向凸顯出北京作為都城的文化包容性和交流樞紐作用。

展品明代古籍《萬歷野獲編》歷學篇中詳述了元明兩代漢歷與回回歷同算、比對的過程，實證了北京作為科技交匯中心對多種文化的兼收并蓄，彰顯儒學為基的治理體系對不同文化的兼容智慧。

從展品清代翻譯科試題中可以看出，清代科舉首創翻譯科，培養了大量翻譯人才，不僅發揮了儲才取士的功用，同時有力促進了滿、蒙古、漢等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展品中還有乾隆帝為了闡揚關羽所代表的“忠義”文化精神的諭旨。關羽以其所承載的忠、義、仁、勇等文化精神，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道德楷模。歷代王朝對關公的尊崇，正是各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鮮活例證。

展廳中，循環播放著關于居庸關云臺的宣傳片。云臺位于居庸關南北關券城間，是藏傳佛教過街塔的基座。在過街塔的內壁，除刻有藏傳佛教的人物形象及裝飾圖案外，還有用藏文、八思巴文、維吾爾文、西夏文、漢文五種文字刻寫的《造塔功德記》等多篇銘文。這些跨越民族與語言的銘文，不僅承載著歷史的厚重，更是各民族長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動見證。

社會協“和”

在歷史長河中，歷代中央王朝“大一統”的政治格局為各民族交流往來提供了廣闊舞臺。各族工匠攜手修筑城池宮殿；各族百姓比鄰而居，共同勞作生活；各族學子同堂求學，追求理想。經過長期交融共生，北京逐漸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格局，展現出各民族和諧互通、共居共榮的社會景象。

展品《金史·張浩傳》，記載張浩出身于高句麗王室家族，因通曉漢文化及中原禮法制度而獲得重用。海陵王決定遷都中都后，命其增廣燕京、營建宮室。后張浩奏請金王朝，四方百姓遷居中都可免除10年賦役的優惠政策，以此充實中都人口，這些舉措帶動了中都的發展以及各民族間的往來交流。

元代刻本《事林廣記》中的“步射總法插圖”與明代“宣宗行樂圖”，勾勒出卷檐帽從草原到中原的發展變化，講述著各民族交融的故事。卷檐帽本源于游牧民族，圓頂、窄檐微翹，能在騎射時遮陽護頸，元代時廣泛使用。到了明代，卷檐帽形制上仍保留元代設計，但使用場景卻悄然轉變。如“宣宗行樂圖”所示，紫禁城的皇室貴族均佩戴卷檐帽，帽子材質更為精細，符合皇家貴族的身份地位。與此同時，卷檐帽也在民間流行，深受明代社會各階層的喜愛。

展覽中一張老照片上印滿北京胡同名和地名，與其同時展出的明代《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則系統梳理了北京城坊巷布局。書中記有帶著鮮明民族色彩的胡同名，如“衚衕”是蒙古語對小巷的通稱。清代，又出現了一些來自滿語的胡同名，如“昂邦章京胡同”，“昂邦章京”是滿語，官名，譯為總兵。這個胡同在今東城區北新橋街道，清代時屬于鑲黃旗地界。隨著各民族交錯居住，昂邦章京胡同名稱在民間按漢語發音逐漸訛傳為“按班張”，后定名為“案板章胡同”。北京胡同的名稱，反映出各民族混居背景下語言互融、文化共生、生活互嵌的社會生態。

此次展覽布展形式豐富，除了實物展示、圖文介紹等，還專門設置了互動體驗區、主題印章打卡區、知識翻板問答墻等，觀眾紛紛表示，展覽沒有讓文物“靜靜躺在展柜里”，而是充分利用數字化呈現和互動交流等各種方式構筑起“歷史與當下的橋梁”，以豐富的背景故事為文物增添“有溫度的細節”。觀眾能夠由此“走進”歷史，真切觸摸到北京800余年建都史中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深厚根基，深刻體會到中華文明的特質和魅力。

監制 |肖靜芳

統籌 |安寧寧

編輯| 周芳 吳艷

制作 |魏妙

來源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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