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踢碎了底線，也踢走了良知

hi，我是胖胖。

開頭，閑聊一個題外話。

前幾天和初中同學聚在一起喝茶，閑聊中，談及了當年學校對學生的嚴苛。

我記得當年我們上學的時候，一旦只要有學生遲到，或者違反了哪條所謂的紀律，哪怕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犯錯的學生脖子上都要被掛上一個超大的黑板，上面寫著犯錯的事由。

全校師生四面圍著看，犯錯學生就站在正中央，被廣播重復不斷地點著名字。

胖胖當時沒犯什么事，但那羞辱的場面至今仍記憶猶新。

我當時也不懂什么是“懲罰”的邊界，只是覺得，當著全校師生的面，如此去折辱一個學生，終歸不是教化之舉。

如此記憶直至幾年后，我才從《霸王別姬》、《活著》、包括金庸的《笑傲江湖》、《鹿鼎記》等一系列作品中，窺見了某種惡意的影子以及延續，這也是某些記憶里最擰巴、最怪誕的部分。

荒誕沒有褪去，只是換了個殼子，在某些繼承人的操作下，又活了回來。

這樣的學校，這樣的校長，就像是某些歷史陰影的保留地。

他們繼承不了教育的火種，而是某種不堪的懲罰人的手段。

有時候我甚至懷疑，那些人的精神血脈，從未更新過，只是換了一身正派的外衣，繼續干著無恥的壞事：在一個本該啟迪的地方，去復制愚昧。

這是胖胖當年所見學校虐待其中的一種，是屬于精神上的，這也是我在動筆之前聯想到的一段不堪的記憶，胖胖用作開頭，實屬臨時起意，不吐不快。

昨天，刷到一則關于肉體上的：

視頻中，孩子們被一個接一個地踢倒，一個成年人在孩子面前用腳去“處理”孩子，這一連串的動作不是教育，它是暴力。

最終，蒙某行為被定性為暴力體罰，違反《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中禁止肢體暴力的規定，后官方處置是解聘追責：

江南區教育局當日通報，對蒙某嚴肅批評教育并啟動解聘程序，后續將吊銷其教師資格證。

或許，在胖胖看來不能把這樣的行為稱之為“體罰”，而是一場赤裸裸的施暴。

一個成年人，在校園的操場上，對孩子拳腳相加。

這是“教育”兩個字最恥辱的時刻。

蒙某自己在家長群里解釋，說是因為聽錯鈴聲導致班級遲到，學生沒有按要求跑操，所以自己“情緒失控”。

這番解釋，實際上他在潛意識里仍然覺得自己有動手的理由。

這按我看來，就不是情緒失控，因為教師的職業，本身就意味著對情緒的管理與責任的承擔。

當一個成年人、一個被賦予教育權力的人，在操場上踢孩子時，他失控的不是一時情緒，而是職業底線。

這便是教育體系中最危險的思維殘留：

教師掌握著“懲戒”的權力，卻沒有接受足夠的情緒教育，也沒有真正理解“教育”的邊界，抽刀至更弱者。

教育懲戒權這幾年被反復討論。

有人主張要恢復教師的“威信”，有人認為現在的孩子太難管。

要我說，威信從來不是靠恐懼建立的。

一個靠暴力維持秩序的班級，只能培養出一群懂得服從的學生，而不是懂得思考的人。

《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也早已明確：教師不得以任何形式的體罰或變相體罰。

但為什么明文規定依然擋不住這種事一再發生？

因為制度的紙面力量，總是被現實中的人情、懈怠與僥幸消解掉。

暴力之所以反復重演，不是因為沒人知道不能打學生，而是因為很多人仍然覺得：“打幾下沒什么。”

這次事件還有一個極為關鍵的細節：

蒙某是“外聘教師”。

外聘兩個字，看似無關緊要，卻是整個事件的病根。

在現在的教育體系中，不少學校為了節省人力成本，或者因為編制緊張，紛紛引入外聘教師。

這些教師多數是臨時合同、待遇低、保障少，學校對他們的資質審查和心理評估往往形同虛設。

只要能上課、能帶班，就算“夠用了”。

而這樣的“夠用”，往往是風險的起點。

沒有教師資格證、沒有系統培訓、沒有情緒輔導機制，卻要他們承擔與正式教師同樣的教育職責。

出事了，學校一句“外聘教師已解聘”，輕描淡寫；孩子的身心創傷，卻被永久地歸檔在“意外事件”里。

這并不是第一次。

2023年梧州有教師毆打學生致腦震蕩，2024年柳州一教師扇學生耳光、逼鞠躬。

這些都是在這則新聞中胖胖挖到的另外兩起。

這些事件的共同點驚人地相似：

外聘、監管薄弱、師德考核形式化。

一次次的通報與整改，看似反省，實則止步于表面。

如果連準入機制都存在漏洞，那孩子就成了最容易受害的那一方！

當然，胖胖覺得還有一點，便是現在“教育懲戒權”的濫用。

當懲戒和暴力的界限模糊，教師就容易在“糾錯”與“報復”之間滑坡。

一旦情緒代替理性，那學校便不再是教書育人的場域！

如果為人師者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就不配拿起教育的戒尺。

所以，這在我看來不僅是一個踢人老師的問題，而是那整套讓人可以“情緒失控”而不被及時發現的系統。

為什么學校沒有監測機制？

為什么外聘教師沒有嚴格的準入？

為什么每次都是“已通報、已解聘、已道歉”？

這種重復的語氣，本身就說明問題沒有被解決，只是被掩蓋。

通報里說，會“加強師德師風建設”，但師德不是靠文件寫出來的，而是靠制度落實的。

沒有篩查機制，沒有持續監督，再多的口號都只是空氣，而如果教育的底線一次次被突破，我們所信任的育人場所，也就離安全越來越遠。

解聘施暴者不是終結，而是起點。

滿足于“一個人被處理了”并不是理性的做法，最重要的，是要把這類人會再次出現的可能性扼殺在搖籃里。

三尺講臺不是暴力的舞臺，它是喚醒、啟發和保護孩子的地方。

任何以“管教”為名的暴力，都必須被制度、法律和輿論共同釘死。

我一直覺得，現在有些人對教育出了兩種極端：

一種是過度包裝的溫情，動不動就要“感恩老師”“老師像媽媽”，另一種是毫無底線的暴力，動不動就要求“打罵管教”“小懲大誡”。

這兩種，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都把教師神化了。

神化的結果是什么？

當教師被推上道德圣人的位置時，任何情緒失控都會被美化成“為你好”，當教育變成一個一切都強調服從的系統，孩子是最方便被拿來出氣的對象。

一個能在操場上隨意踹學生的老師，或許不是個壞人，但一定是個被體制養壞的人。

當孩子成了紀律的試驗品，那教育的意義就只剩下一個詞：服從。

而當所有人都在服從的時候，就沒有人能教出一個真正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