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扎赫拉，我在伊朗長大

電影《喀布爾的女人們》

對于許多阿富汗女孩而言，她們的道路早已注定：在重男輕女的童年中長大，一生的喜悅只在當新娘的那天成為“一日女王”，然后重復著母親生兒育女的命運。

扎赫拉，一個在伊朗出生，在阿富汗難民家庭中長大的女孩，也曾遵循著這個劇本。直到有一天，她打開科幻書，知道了在遙遠的美國，有一群能復活恐龍的科學家。“婚姻不再是我追逐的夢想了……我向安拉祈禱，賜我一個充滿故事與冒險的人生吧……”

然而，在伊朗，阿富汗難民的權利常因政策變動而朝不保夕。她被逐出大學課堂，靠打零工維持生活，還因為國籍不斷丟掉工作。在最艱難的時刻，她又獲得機會，重返學校。

今天單讀分享入選者丁海笑的作品《扎赫拉》的第二篇，《波斯王國不在了》，講述（ 點擊閱讀第一篇）前，于伊朗與阿富汗之間掙扎求索的前半生。明天，單讀將繼續分享她的故事。

本文獲得單向街基金會“水手計劃”支持。

波斯王國不在了

撰文、攝影：丁海笑

“我是家里的第三個孩子，也是第三個女兒。在我們的文化中，生女不如生男金貴。所以當我誕生的時候，人們告訴我的父親：‘你絕后了。’我想父親對我——第三個女兒的到來是沮喪的。我還記得弟弟出生時的情景，人們在房子前的空地上宰羊獻祭，當時的我既害怕又困惑，不明白為什么每個人都那么興奮，紛紛向我父母道喜，而這些從未發生在我身上……”扎赫拉說道。

在阿富汗的傳統社會中，男孩的數量往往決定著家族的地位。兒子越多，父親在族人中的威望就越高，越受人尊敬，女兒則不同。人們普遍認為男孩長大后可以替家庭工作，幫助家族脫貧、變得更有影響力。

“宗教也多少會鼓勵人們生育，我記得許多諺語中都有一種說法：‘如果你擁有更多的孩子，安拉就會來幫助你。’阿富汗人的觀念依然照舊，伊朗人倒是會進步些。”

扎赫拉與弟弟

去德黑蘭周邊的帕克達什特市安家之前，扎赫拉的父母在伊朗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四處打工，哪里有活干就朝哪里去，有陣子在帕克達什特，有陣子又在馬什哈德。直到扎赫拉出生后，一家人才逐漸地安頓下來。

彼時的他們一貧如洗，住處是由農場主提供的勞工房。要住進這種房子，全家老小都得下地干活，靠種地抵房租，要是搬去別處，就得真金白銀地交租了。農場主不用支付工錢，就能讓這些阿富汗人扎在土地上，無償地替他們耕種。那些作物大多是伊朗人三餐里常見的香料或者沙拉菜，比如羅勒、香菜、番茄、黃瓜、哈密瓜、甜瓜等，根據季節輪種，供應德黑蘭的餐桌。

他們所住的土坯房不過是臨時居所，蓋得十分粗糙，泥砌的墻面凹凸不平，結構也很不規整。一排房子有八九間屋，有的住一戶，有的住兩三戶，十幾口人擠一間。只有一盞燈，那已是全部的電器。整排房子共用一個水龍頭和一間廁所。

“我們全家人都擠在一個房間里生活。那個房間既是客廳、廚房，也是臥室，有時連我祖父、叔叔也住在一起。”

四弟出生兩年后，母親又懷孕了，產下一對雙胞胎男孩，從出生那天起，兩個孩子就疾病纏身，其中一個被診斷為先天性腦癱，只能終身坐輪椅，吃飯、起居都需要照顧。父親變賣了所有的家當，不得不進廠打工，以支付高額的治療費用。然而僅僅過了一年，母親又懷上了第七個孩子。

“童年讓我最懷念的是色彩，因為我們的生活就像黏土一樣灰暗——沒有色彩，沒有裝飾，沒有任何鮮艷的東西。唯一的彩色是一小塊一小塊的布頭，那是母親縫紉時留下來的，或者我從垃圾堆里撿來的，我將它們做成玩偶……”扎赫拉將石頭做成娃娃的臉，樹枝做成軀干，將五顏六色的碎布裁成小衣服。

“等我長大一點后，他們告訴我，我不能再出去玩了，因為我是女孩，女孩不應該玩耍，她們應該為組建家庭做好準備。玩耍、爬樹，甚至跑步，對女孩來說都是不好的……因此我總是嫉妒我的弟弟，因為他們才是被關注的焦點，我卻不是。”

“唯一能讓女孩們高興的事情，是我們成為新娘的那一天，那一天的你宛如女王，擁有自己的婚紗、化妝品和一切專屬于你的物品。所以小時候的我總是愛畫自己穿上婚紗的樣子，碧眼、金發——我從來不喜歡我的黑頭發。”

一個又一個弟弟出生后，母親要同時照料七個孩子，忙得顧不過其他事，扎赫拉五歲便學會了讀和寫，替母親完成了政府掃盲班的所有作業。到她入學前，已經能通讀小學課本了。上學對她來說無比乏味，唯一有趣的地方是學校的圖書館，那里讓她發現在自己的村莊之外，還有一個嶄新的世界。

扎赫拉讀到的第一本書是《侏羅紀公園》，她從書里得知，“有一個叫做美國的國家，那里有一群被稱為科學家的人，他們能讓恐龍復活，可以駕著汽車和直升機自由穿梭……”

從學校回家是一段漫長的路途，她邊走邊讀，完全沉浸在書里的世界，差點被車撞到。媽媽半開玩笑地說：“將來你要是嫁人了，娶你的人不用準備婚戒，只要一個書架就足夠了，讓你念書給他聽。”

她對那些科幻小說尤其著魔——“未來的人類會發生什么？他們是否仍然會像我們一樣的貧窮？或者世界會變得人人平等，無論你是貧窮還是富有？人類能否到月球旅行，潛入海底，鉆入地心？”

三年級的繪畫課上，扎赫拉畫了 UFO，“這是銀河系中的不明飛行物”，她告訴老師。老師卻問她為什么不能像個正常孩子一樣，畫一棟房子、一棵樹和一個家庭？因為她已經知道：外面還有一個遼遠的世界，那些她未曾去過的地方藏著更多、更有趣的事物。

“我一本接著一本地讀我能找到的書，除此之外，我的童年太無趣了。你只能等啊，等啊，等到你長大了，等到有一天結婚，成為那一天的女王，然后生兒育女，就像我媽媽的命運一樣。自從讀書之后，那便不再是我追逐的夢想了……于是我總是在向安拉祈禱，賜我一個充滿故事與冒險的人生吧……”

從小學到中學，扎赫拉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成績名列前茅。當她逐漸長大，意識到了自己的與眾不同：為什么別的同學家里有電視機，自己有單獨的房間？她開始為自己的原生家庭感到羞愧，時至今日，這種自卑感依舊困擾著她。

扎赫拉高中畢業儀式視頻截圖（左一為扎赫拉）

當時伊朗的學制是五年小學、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畢業后上一年的預科，再參加春季的大學入學考試。2003 年秋季的一天早上，預科才剛開學，扎赫拉正在上課，一位女老師突然闖進來，聲嘶力竭地嚷到：“誰是那個阿富汗女孩？”她故意把“那個”一詞說得很重。

“我是。”扎赫拉低聲回答，她是班里唯一的阿富汗學生。女老師神情冷漠地說道：“你不被允許上學。”

“突然之間，構成我身份的一切都被剝奪了——我唯一擅長的就是當個好學生，而他們把我趕了出來，現在我什么都不是了。”

阿富汗人向伊朗的遷徙之路最早可追溯至 19 世紀末。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伊朗開放邊境，接納了大批阿富汗難民，給予其有限的公民權利。1990 年代中期塔利班的崛起，及本世紀初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又導致有更多的難民逃亡到伊朗。目前生活在伊朗的阿富汗人已達數百萬名。伊朗政府的朝令夕改，導致其對阿富汗難民的態度也反復無常，這多緣于國際局勢的風譎云詭、善變的政府和恣意的民眾。

扎赫拉一家較早地取得了伊朗的臨時居留卡（Amayesh），根據歐盟庇護署（EUAA）的研究報告顯示，持卡者享有極為有限的教育、醫療和指定領域（通常為基礎性勞動行業）的就業權，但未經允許不可離開其登記省份，也不得申領駕照和銀行借記卡（截至 2021 年）。居留卡需每年續簽，逾期可能面臨注銷、拘留甚至遣返的風險。

伊朗尚無明文規定阿富汗難民子女的教育權利， 導致適 齡兒童一部分進入伊朗的義務教育系統，一部分進入阿富汗定居點的自治學校（后逐步被政府關停），其余兒童被迫輟學。高等教育機會更是嚴格受限， 2003 年，伊朗通過一項針對外國國民的教育政策，最大程度地限制了阿富汗學生接受教育的機會，尤其是參加大學預科課程。

在老師宣布新政的第二天，扎赫拉還是去了學校，她坐在熟悉的教室里，卻已不再是學生，她只是一名未經許可的旁聽者。老師有時禁止她進入教室，有時默許她來聽課，但測試時不收她的試卷。周圍同學對待她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她才逐漸地面對現實——她必須去工作了。

她干過制鞋、理發、美容、服裝銷售、食品加工、給家居雕像噴油漆……許多工作短到連她自己也記不得了。最長的一份工作是在制衣廠干了五年，制作“芒托”（一種黑色的穆斯林女性服飾），她被允許居家完成。她常會突然丟掉工作，和其他失業的伊朗人不同，這并不是受到伊朗的經濟問題——美國經濟制裁的影響，而是她的國籍——阿富汗。

而自 2007 年起，伊朗便不再派發臨時居留卡給新申請的難民，而那些新抵達的難民大多非法滯留在伊朗，不能工作、上學，隨時面臨被捕和遣返回國的風險。

她記得在制衣廠工作的時候，有一天早上，工友阿里出去買東西，她卻再也沒能見他回來。原來阿里因為沒有合法的證件，被街上巡邏的警察帶走，要將他遣返回阿富汗。等待他的不知是何等的命運。

伊朗工地上的阿富汗少年

在輟學兩年后的一天，姐姐回家后對扎赫拉說道：“你知道你可以重返學校了嗎？”當時扎赫拉還在食品廠里上班，聽到消息后，她只是淡淡地應了聲：“挺好的，幫我報名吧。”第二天姐姐回來告訴扎赫拉：“學期結束了，明天將是你的首場考試。”

盡管輟學在家，但扎赫拉從未放棄過學習，最終她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復學后的第一場測驗。她半工半讀，兩年后，被伊朗的頂尖學府德黑蘭大學錄取，那是每個伊朗孩子都夢寐以求的大學。接到電話的那一刻，她的手上還縫著衣服。

“我仿佛剛從最艱難的處境中爬起來，轉眼就躍上了云端。”她為這遲來的喜悅感到一絲失落，人生仿佛跟她開了一場玩笑，在她被生活重塑了自我的時候，上天卻又還給了本應屬于她的東西。

扎赫拉的人生似乎即將迎逢一絲的轉機，而命運的河流不止，終究將扎赫拉一家推向了不同的彼岸。

隨著阿富汗的戰事趨緩，新政權對境外的阿富汗僑民不斷地拋出橄欖枝，希望大家回國參與新阿富汗的建設。畢竟這是一個由海外流亡者所建立起來的政權。伊朗也和新阿富汗達成協議，鼓勵難民們自愿遣返。

伊朗出臺了一項新規，阿富汗人只要放棄其難民身份，返回阿富汗取得新阿富汗護照，就能以留學生身份入讀伊朗的大學。

“于是在 2010 年，我第一次被‘送回’了阿富汗，我說‘送回’其實很奇怪，因為我從來沒去過阿富汗。”

為了能進入德黑蘭大學，扎赫拉去了趟赫拉特，取得了阿富汗公民身份，申請了新阿富汗護照，正式地成為了一名“阿富汗人”。

不過，扎赫拉入籍阿富汗的代價，也意味著她主動放棄了難民的庇護權。留學簽證一年一簽，男生必須返阿申請，女生則可以在伊朗的基什島（Kish Island）辦理。完成大學學業后，扎赫拉將不能以難民的身份繼續留在伊朗。對于未來，她的前途未卜，可能隨阿富汗動蕩的局勢而隨波逐流。

扎赫拉雖在伊朗長大，會講一口純正的波斯語，卻逐漸和其他的外籍留學生走到了一塊——盡管處境上有所不同，但她們惺惺相惜，通過說波斯人的小話或揶揄身邊的男性，來交換彼此的友誼。在她的眼里，自己從未真實地生活于這片土地，而是抽離的，有意無意地被排除在“伊朗人”的范疇之外。

大學徹底改變了扎赫拉。她開始質疑過去的一切，開始思考“我是誰”“想成為怎樣的人”。當她在閱讀文學作品時，一切為之變幻，她覺察到內心深處蘊藏著對詩歌、藝術及文化的熱望，以及旅行，認識形形色色的人，傾聽他們的故事。

“而就在那時，我正好碰到了你——你活成了我夢想的樣子。當時的我，夢想著環游世界，跟不同的人交談，學習陌生的語言，觀察他們是如何生活的，也許再將這些見聞書寫成文。而眼前這個跟我同齡的家伙，竟然過著我魂牽夢繞的生活，或者說，他正過著本該屬于我的人生。我不知他是否知曉，或許我該告訴他，我曾如此地嫉妒他，但我沒能說出口。你背著行囊無所畏懼地浪跡天涯，雖然我知道你也有所懼，但如果是我，我至少不會害怕。我像是困在籠中的囚鳥，而你卻是自由翱翔的飛鳥。”

作者在伊朗搭車的旅途中所攝

大學二年級時，她便辭去制衣廠的工作，開始兼職為企業翻譯英文信函，收入不算豐厚，但可在經濟上自給自足。昔日的工作經驗也為她的生活帶來了益處，發型可以自行設計，還能親手為自己量體裁衣。

可她的兄弟姊妹就沒那么幸運了。大姐在 13 歲那年，接受了一位同族男人的求婚，那個男人承諾將支持她念完大學，但婚后即反悔了，她不幸淪為一位傳統的家庭主婦——14 歲懷孕，生育了四個孩子才得到一個男孩。二姐患有天生的肺疾，對念書也不感興趣，至今未婚在家，靠做些簡單的手工活謀生。

某天，讀高中的弟弟放學回家，宣布要跟朋友一道偷渡去土耳其。父母一輩子都在逃亡，從阿富汗到伊朗，他們深知那都是些什么日子，現在總算是安穩一點了。房子雖小，但好在一家人團聚，孩子、孫子也紛紛長大、成家，生活終于有了盼頭。

最小的弟弟卻不懂得這些流亡的苦楚，走的態度很堅決。而他的父親當年又何曾不是如此呢？有其父必有其子，這似乎是烙印在家族血脈里的宿命，歷史總在重演。

“這個家總是在吵架，每個人都爭論不休，各說各話，永遠不會有什么結果。”扎赫拉說。但母親偏愛自己的小兒子，賭氣地說道：“我的孩子要走，我也要跟著去。”

扎赫拉清楚地知道，阿富汗人在伊朗沒有未來，永遠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力氣為生，朝不保夕。她果斷支持弟弟的決定，從工友那里打聽到了蛇頭的信息。不到兩周時間，這個家庭便各分東西，從此骨肉相離。

“我們沒有足夠的錢，所以不得不做一個殘酷的抉擇——誰該離開，誰該留下……”

大姐的丈夫比她大十幾歲，患有中風，需要她獨自撐起整個家；二姐是個裁縫，事情來得突然，舍不下家里的衣服；扎赫拉不想放棄學業，而且總得有人做出犧牲；四弟在德黑蘭的一所農業大學念書，是除父親外家里唯一的成年男性，他要留下來承擔照顧姐姐的責任，而且如果計劃失敗，只有他有資格去出面跑關系。

最后，扎赫拉的父母決定帶上一對雙胞胎弟弟——其中一個患有嚴重的智力障礙，無法正常說話和走路。他們先到了烏爾米耶，與那里的蛇頭會合。伊朗與土耳其之間群峰林立，全是危險的山道，為了提防邊境線上荷槍實彈的士兵，他們只能晝伏夜行，還得輪流背著殘疾的弟弟，攀爬崎嶇的山路，經過整整兩周的艱苦跋涉，才終于抵達了土耳其。

一到土耳其，他們就直奔聯合國難民署，申請第三國的庇護。七年之后，他們被美國接收。而她的四弟后來也踏上了流亡之路，他先隨一群非法移民流浪到了希臘，在街上睡了好幾個星期，又輾轉到了德國，在難民營里待了數月，最后到達西班牙，獲得了公民身份。

“我記得那是 2012 年，是我人生中最晦暗的一年，也就在那一年，我遭遇了可怕的事情……”

扎赫拉剛過完 26 歲生日的那個周末，從姐姐家回到德黑蘭，在她租住的“家”附近——位于德黑蘭城鄉之交、密布著黃灰色塊建筑的區域，被四個陌生的伊朗男人當街攔住。

“他們可能喝醉了或者嗑藥了，這讓我感到很震驚，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穆斯林國度……他們開始碰我，我咒罵他們，然后他們就開始發瘋一樣毆打我……”

光天化日之下，四個男人在大街上用隨手的木棒輪番對她拳打腳踢，他們看上去有三四十歲，眼睛里充滿著仇恨的情緒，叫囂著波斯人至上的種族優越論。圍觀的伊朗人里沒有人出來制止，也沒人敢伸出援手，他們只是冷漠地、似笑非笑地冷眼旁觀著，有人甚至在用手機拍攝下這血腥的場面，嘴里嘟噥著從未見過男人對女人施暴，興許能傳上 YouTube。

“我掏出手機想報警，他們就把我的手機砸了，又將我所有的東西都毀了。只有一個老婦人過來想幫我，結果被他們一拳用力揍過去，把她的半邊臉都打青了……”

暴徒離去后，扎赫拉在那孤立無助地躺了幾個小時，沒有人上前來。她拖著傷痕累累的身體，驚恐絕望地走向警察局，該向誰求救呢？她想到半年前扔下她、偷渡去土耳其的父母，他們或許也自身難保。沒有人可以依賴，她只能撥通了一個最熟悉的室友的電話，讓她取來自己的護照，交給面無表情的警察。幾個警察用獵奇的眼神掃視她，不屑地瞥了一眼她的護照：阿富汗。順手便將它扔出門去，用波斯棒（Persian Meel）一般的警棍指著她，厲聲地說道：“滾！”

滾，在這個殘酷無情的世界上，她又能去往哪里呢？去依靠她已成家的姐姐？去找那半工半讀的弟弟？或者去投奔剛剛被土耳其政府收納、不用再露宿街頭的年邁的父母？還是繼續回到自己住的那條街……“不！”這輩子也不想再回去。

她想到了死，但這個念頭一閃而過，作為逃亡到伊朗的阿富汗難民后裔，早已習慣在寒風中、在冷嘲熱諷的夾縫中艱難地活著——“在那之后，我開始受到心理創傷，感受到人們是多么的麻木不仁。我開始變得懦弱，變得不夠堅強，不再足以支撐自己……”

當她第一次向我傾訴這些時，渾身顫抖著，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放聲哭泣。那時她已經四個月沒有回家了，即便是那個簡陋得只夠容身、僅有過幾年殘碎回憶的暫租房。從出生的那天開始，她就一直更換著住所，躲避著警察、流氓、小偷、種族主義者無處不在的騷擾。她說她害怕直視陌生人的雙眼，那會讓她產生不信任的感覺，即便是在行駛的列車上面面相窺的乘客，也會讓她感到恐懼。

我靜靜地聽著，偶爾補充幾句看法，但大量的時間里，我感到非常的內疚，像一個偶然竊聽者一樣忐忑不安。我們談話的基礎是不平等的，并非像兩個初涉世事的小伙伴在分享彼此的秘密，因為與我身體上的流浪不同，她是國籍上的流浪，是這個世界的流亡者。

在德黑蘭，人們抱怨得最多的是美國的經濟制裁——1979 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與原本交好的美國決裂，從此一蹶不振。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每張倨傲的古波斯面孔上都掛著一副氣餒的神情——“我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卻過著近乎赤貧的生活。”

德黑蘭貧民窟

然而，人人都渴望逃往美國。我碰到過一位年近五十、事業有成的醫學教授，他終其一生的努力就是為了移民美國，為此他孤注一擲，花光了所有積蓄，卻還是被美國拒之門外。在一遍又一遍的挫敗之后，他有些悲壯地對我說道：“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什么時候都不算晚。”

在夾雜著宗教色彩的民族主義運動后，波斯人在某種程度上對異國、異族、異教徒持有懷疑和敵視的態度。越是敏感而謹小慎微的人群，越是像刺猬一樣將自己蜷縮起來，這些刺猬也隨時可能變作傷人的自大者，去擠壓更弱小的群體。

“在這個社會里，女人是羊。”扎赫拉作了這樣的比喻。在男尊女卑的伊朗社會中，性別問題是除族群、身份之外困擾她的另一難題。那時，她的內心充斥著灰色的世界觀，就如同籠罩著這座城市的塵霧一樣。

在伊朗，限制像沉重的枷鎖，束縛無處不在。男女朋友的關系被嚴格禁止，男人和男人牽手可以，但男人和女人則不行，連一同上街也會受到管束。扎赫拉和弟弟曾在街上被警察拘捕，警察將他倆關押在不同的房間，盤問他們之間的關系。

“姐弟？怎么證明！”而后警察做了一項愚笨的調查，分別詢問他們父母的名字，看是否對得上號。五年過去，扎赫拉談起此事時仍心有余悸，更對警察事后未曾道歉而感到耿耿于懷。

我時常會因為拍到街上的婦女而遭到喝止，細問其原因，竟然是她的丈夫不允許。扎赫拉有一位已婚的大學室友，由于恪守著丈夫的命令，從未和男同學說過一句話。上學與生育也須經丈夫的同意，許多女人因為無法忍受家庭暴力而試圖逃離這個國度，法律甚至允許丈夫因此而拘留自己的發妻。

在德黑蘭的街頭，穿卡多爾（Chador）的已婚女性雙目中摻雜著說不出的復雜訊息，不像友善和慈祥的眼神，也不是嫉恨與恐懼，更多的是躲避你不禮貌的、好奇的注視，讓我覺得德黑蘭的冬天格外寒冷。

德黑蘭街頭的女性

在伊朗法律里絕對禁止的婚外情，現實生活中卻對男性網開一面。當法的解釋權偏向男人，自然會設置更多的自我免責條款，為自己的過失開脫。再者，在沖動面前，沒有戒律可言。

在扎赫拉做秘書工作時，一個周末，老板把她叫到辦公室，提出與她發生關系，在她嚴詞拒絕后，也因此丟掉了工作。更令人忿忿不平的是，第二天早上，竟然是老板夫人打來電話，用責備的口吻說道：“你是像蛇一樣勾引我丈夫的女人。”

那次對話的兩年前，扎赫拉為了獲得伊朗留學簽證，曾去往阿富汗邊境城市赫拉特，這是她第一次踏入她的祖國。在她的印象中，阿富汗是一座座灰蒙蒙的城鎮，是比伊朗更保守的國度，享有更少的自由，宗教沖突也屢屢發生。

她在一位女性朋友家寄住了五天，朋友和她的丈夫是當地一所大學的同學，婚后的生活看上去十分美滿，讓扎赫拉非常羨慕。丈夫是個名義上的女性主義者，曾寫過幾篇關于阿富汗女性地位的論文，但這并不代表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也這么想。五天后扎赫拉回到伊朗，這個美麗的謊言便被揭穿了。

扎赫拉接到朋友丈夫悄悄打來的電話，他在電話里向她求婚，讓她做他的第二任妻子。后來，她的朋友對丈夫手機上的陌生號碼產生了懷疑，打來電話反復追問。扎赫拉卻選擇了對自己的朋友緘口，她不想傷害任何人。但她明白，這樣的婚姻就像稻草，有一天隨時可能引火自焚。

還有一次，一個朋友的丈夫提出想和她一夜情，她生氣地拒絕了，并質問他，既然你愛著你的結發妻子，為何還能有非分之想？男人卻認為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他們可以對妻子不忠，但反過來則不行——這在邏輯上似乎并不能成立，若天下女人都為自己的丈夫守身如玉，那又從哪里能找到偷腥的“貓”呢？這樣便存在一個偷情的世界，同性之間、鄰里之間相互隱瞞，彼此心照不宣地，活在真實的謊言中。

當我問扎赫拉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是什么的時候，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一年前扎赫拉和同學前往伊斯法罕旅行，只有匆匆兩日，離開德黑蘭僅 414 公里，但這卻是她一生中唯一可以謂之“旅行”的經歷。

當她看到伊斯法罕郁郁蔥蔥的樹木、漂亮的綠色屋頂，特別是見到那些“笨拙、勢利”的本地人將她們當作外賓、在她面前手足無措地說英語的時候，她一刻也無法停止歡笑。她仿佛忘掉了烙印在她身上的民族印記，她的長相、膚色、口音，一些本不該被附加的身份。一個與我同齡的、經歷并不簡單的女人，幸福感竟然來自于一種錯覺。

“我喜歡你，就像喜歡茶。”（注：“茶”在波斯語中，是一種對中國的隱喻。）扎赫拉微笑著對我說，她的臉貼近出租車的椅背，輪廓隨著街燈的光線晃動，深棕色的眼睛里透露著迷惑與渴望的訊息。我想，這是來自另一個陌生星球的信號，但它并不陌生，因為在夜空下抬起頭便可見到它的星芒，不過那好似來自幾萬光年以外。（直到十幾年后的現在，我仍無法理解那句無意的話的確切涵義，也從未向她求證。）

“那天第一次見你，雖然只有匆匆的半日，但后來我回到宿舍，突然止不住傷心地哭了起來。那讓我清醒了一陣，給一個朋友打了電話，說我真的愛旅行，喜歡這樣的生活方式……”

我深呼了一口氣，窗外又恢復到無邊界的黑暗背景，沉默了良久，大腦里一片盲白。我們都是流浪在異鄉的游牧者。而對她而言，旅行或許只是為了離開吧。

（未完待續）

編輯：王泓鑫、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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