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學為何會成為“諾貝爾獎工廠”

瑞典皇家科學院于10月8日宣布，將2025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日本京都大學副校長北川進教授（74歲）等三人，以表彰他們在多孔性金屬錯體（PCP）領域的突破性貢獻，該技術可實現(xiàn)二氧化碳（CO2）等氣體的精準分離與儲存。這是繼10月6日，大阪大學坂口志文教授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后，日本在2025年迎來的第二項諾貝爾獎，也是日本歷史上第30位諾貝爾獎得主，化學獎領域第9人。

北川教授接受學生們的祝賀

“為什么又是京都大學？”這是日本社會之問？因為從理論上來說，日本排名第一的大學是東京大學，東京的早稻田大學和慶應義塾大學也不賴，為什么諾貝爾獎幾乎都落在“京大生”的頭上？

京都大學作為日本第二古老的國立大學，自1897年建校以來，已有21位諾貝爾獎得主與之相關聯(lián)（包括校友、教職人員或在校期間的研究），其中9位為本科畢業(yè)生。這在亞洲大學中位居首位，遠超東京大學（9位）。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自然科學類諾貝爾獎得主達18位，其中京都大學貢獻了三分之一，譬如2012年，京都大學教授山中伸彌以iPS細胞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2014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赤﨑勇教授，也是京都大學畢業(yè)生。2018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的本庶佑教授是京都大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獲得2019年的諾貝爾化學獎的吉野彰先生是京都大學畢業(yè)生。而2025年的諾貝爾化學獎也再次花落京大，讓北川進副校長獲得。京都大學因此有了“諾貝爾獎工廠”的美譽，體現(xiàn)了其在基礎科學研究領域的獨特優(yōu)勢。

京都大學校門

日本有793所大學中，為什么唯獨京都大學會成為“諾貝爾獎工廠”呢？

首先是因為京都大學擁有自由學術文化的核心傳統(tǒng)。

京都大學的校訓“自由的學風”源于建校初期，受德國洪堡教育模式影響，強調研究、教學和學習的自主性。不同于東京大學以培養(yǎng)國家官僚為導向的職業(yè)教育模式，京都大學從明治時代起就采用研討班制度，鼓勵學生從本科低年級起通過學術訓練培養(yǎng)研究興趣，并在本科三年級后自主選擇導師，形成小團隊深度合作。這種模式允許學生在同一領域積累5年以上研究經驗，極大激發(fā)原創(chuàng)性和獨立思考。例如，多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如湯川秀樹、朝永振一郎）曾在同一研究室工作，體現(xiàn)了團隊內部交流的長期效應。

在京都大學，學部（院系）與學科的轉換也是完全自由的，或者說，京都大學根本沒有“學科”這個概念。文學部的學生轉到農學部，數學系的學生跑到物理系的教室里去聽課，是完全自由的。這種自由，培養(yǎng)了不少學生的交叉領域或復合領域的研究能力。

幾乎沒有約束的這一自由氛圍，也體現(xiàn)在學校對學生奇思怪想的包容上，不僅學生可以將自己的反戰(zhàn)、抗議學校管理的大標語直接貼到校門口，而且在畢業(yè)典禮上，允許學生以奇裝異服參加，形成了獨特的“京大畢業(yè)禮”。

畢業(yè)典禮上，京都大學畢業(yè)生的化裝搞怪。

這種自由文化被視為京都大學“諾貝爾獎工廠”的精神基石，許多得主（如2014年物理學獎得主赤崎勇）在訪談中強調，京都大學的寬容政策讓他們能“堅持不受干擾的原創(chuàng)研究”。

其次是長效考評制度為原創(chuàng)研究提供“耐心資本”。

京都大學的科研評價體系以長期積累和原創(chuàng)性為核心，區(qū)別于許多大學強調短期成果（如高頻發(fā)表論文或快速應用轉化）的考核模式，考核周期十分寬松。

京都大學對教職人員和研究生的考核不像一些歐美大學那樣以年度論文數量或引用率為硬性指標，而是更注重研究的過程和潛在影響力。教授和研究團隊有較長的研究周期（5-10年甚至更久）來探索高風險、高回報的基礎課題。例如，201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得主山中伸彌的iPS細胞研究，從1990年代初起步到2006年取得突破，耗時近20年。京大的寬松考評環(huán)境允許他專注于這一長期項目，而不被短期成果壓力打斷。

諾貝爾獎級的研究往往需要數十年積累，短視的考核會扼殺高風險的原創(chuàng)課題。京都大學的長效考評讓教授學者們有時間打磨“冷門”項目。不急功近利的氛圍，讓他們敢于挑戰(zhàn)未知領域，而不是追逐熱門課題。例如，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吉野彰的鋰離子電池研究，始于1980年代的“無人問津”階段，但京都大學的放縱式支持讓他堅持到技術成熟。

京都大學的長效考評不僅關注成果，也包容探索中的失敗。許多諾貝爾獎級項目在早期并無明顯產出，甚至被視為“冷門”。例如，200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小林誠和益川敏英的CKM矩陣理論，提出時未被廣泛認可，但京都大學允許他們堅持研究，最終改變了粒子物理的格局。這種對長期探索的信任，降低了科研人員的焦慮，激發(fā)了原創(chuàng)動力。

三是因為有強大的基礎研究基礎設施和資源支持。

京都大學擁有10個本科院系、18個研究生院和13個研究所，研究活動集中在吉田、宇治和桂三個校區(qū)，配備先進實驗室和全球第二大的大學圖書館網絡（藏書超749萬冊）。其科研經費雖僅為東京大學的三分之二，但高效分配于基礎研究，避免短期實用導向。

此外，京都大學允許設立以教授名字命名的研究所，如湯川理論物理研究所，自1953年成立以來，已孕育4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湯川秀樹（1949年首位日本諾獎得主）的精神遺產尤為關鍵。產學研合作活躍，企業(yè)（如島津制作所）提供支持，推動從基礎到應用的轉化，例如2002年化學獎得主田中耕一的獲獎研究就源于企業(yè)與京都大學的聯(lián)合項目。

四是地理與文化環(huán)境的獨特優(yōu)勢。

京都大學位于古都京都，這里遠離東京的喧囂，融合千年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科技，提供理想的“隱居式”研究場所。正因為遠離東京那樣的政治中心，京都大學營造出了獨立于官僚體系的“潛心治學”環(huán)境。

這種“遠離政治中心”的定位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寧靜氛圍，讓教授學者們能夠專注于長期研究項目，也強化了京都大學的獨立性，避免了外部干擾。同時，京都大學實施通識教育與專業(yè)教育相結合，拓寬學生視野，培養(yǎng)跨學科能力，這在全球排名中體現(xiàn)為化學（QS全球第27）、物理與天文學（第26）等領域的領先地位。

北川進教授在獲獎后展示了自己的座右銘“無用之用”——引用的是中國古代思想家莊子的“無用之用方為大用”的哲理，以此來批評科學研究的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北川教授的座右銘，正體現(xiàn)了京都大學“不求近利，著眼未來”的學問精神。

京都大學的這種“諾貝爾獎工廠”培養(yǎng)模式，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真正的科學創(chuàng)新需要自由的環(huán)境、“慢熱”的耐心和對基礎研究的執(zhí)著投入，而不是指標式的短期考評與情緒擠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