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步入“超級老齡化”社會,養老金體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2025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已達15%,預計2035年將突破20%,老年撫養比(勞動人口與老年人口之比)從2020年的5:1下降至2025年的4:1。人口結構劇變疊加經濟增速放緩、就業壓力增大和財政收入停滯,養老金收支缺口持續擴大。如果不通過結構性改革,尤其是適度降低部分人員的福利支出,中國養老金制度將難以維持長期可持續性。
一、養老金缺口的現狀與壓力
根據中國精算研究院2024年發布的《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基金財務平衡及財政負擔能力2024年度精算報告》,2024年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年度缺口已達1-2萬億元,基金結余可支付月數降至15-18個月。這種缺口已存在多年,2021年,全國養老金支出約5萬億元,收入僅4.3萬億元,缺口約7000億元,而且預計到2035年,累計缺口將達8-10萬億元。這一趨勢在“十四五”期間尤為明顯,新增4000萬退休人員進一步加劇了收支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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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差異加劇了問題。2022年,僅廣東、上海、江蘇等8個省市實現稅收凈上繳,其余省份依賴中央轉移支付。2025年上半年,中央養老金調劑規模已達2716億元,用于“南金北調”,但仍不足以彌補東北、西部等地區的巨大缺口。例如,黑龍江2024年養老金缺口占其財政收入的30%以上,而發達地區如浙江雖有結余,但也面臨老齡化加速的壓力。
二、福利支出的結構性問題
中國養老金體系以第一支柱(基本養老保險)為主,覆蓋超10億人,但其設計存在結構性問題,高福利支出群體對基金造成的壓力尤為顯著:
1. 財政供養人員的高福利負擔
2020年,財政供養人員(包括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等)達6846萬人,占總人口近5%。這一群體享受較高的養老金替代率(部分地區達80%-90%),遠超普通職工(約40%)。例如,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月均養老金可達5000-8000元(之前有報道煙草部門退休人員最高達19000元),而城鄉居民有的養老金僅約200-500元。這種“雙軌制”遺留問題導致基金分配不均,擠占了普通參保者的保障資源,也造成了社會的不公。
2. 城鄉差距與低效補貼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繳費低(年均數百元),但覆蓋面廣,導致支出效率低下。部分地區為吸引人口或穩定社會,過度提高低收入群體的養老金標準,但未匹配足夠的繳費基數,長期看不可持續。
3. 早期退休與高福利疊加
當前退休年齡(男性60歲,女性50-55歲)偏低,且部分行業(如國企、事業單位)允許提前退休,導致繳費年限短而領取時間長。2025年雖已全面推行延遲退休(男性63歲,女性55-58歲),但存量高福利群體的支出壓力短期內難以緩解。
三、不降低部分人員福利支出的后果
若不調整部分人員的福利支出,養老金體系將面臨以下風險:
1. *基金耗盡與財政危機
精算模型預測,若維持現有結構與水平,全國統籌基金可能在2035年前后耗盡。屆時,中央財政需承擔更大補貼責任,但2025年上半年稅收與2019年持平,財政收入增長乏力。地方債務高企(如天津2022年債務率達250%),限制了地方填補缺口的能力。財政破產風險可能在三四線城市率先顯現,甚至波及二線城市。
2. 社會不公與矛盾加劇
高福利群體(尤其是財政供養人員)與普通參保者之間的待遇差距可能引發社會不滿。低替代率導致普通退休者生活質量下降,而高福利群體繼續享受優厚待遇,可能加劇階層分化。
3. 醫療與養老聯動危機
養老金缺口將擠占其他社會保障支出,如醫保。地方政府若無法支付醫保費用,公立醫院可能面臨破產,老百姓看病需自費,進一步加劇社會經濟壓力。2025年,醫療護理缺口已顯現,預計到2040年將進一步擴大。
四、借鑒日本經驗的啟示
日本作為老齡化先行國家,其養老金體系提供了一些可借鑒的經驗。
日本“三支柱”體系(公共養老金、企業年金、個人儲蓄)均衡發展,2025年公共養老金替代率約40%,通過政府養老投資基金(GPIF,資產規模1.3萬億美元)的高效投資彌補缺口。相比之下,中國第一支柱占比過高(95%),第二支柱(企業年金)覆蓋率僅10%,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剛起步,覆蓋不足5%。
日本通過以下措施緩解壓力:
- 延遲退休:2021年起強制企業為70歲以下員工提供就業機會,鼓勵“終生勞動”。
- 投資運營:GPIF通過全球化投資(股票占比25%)實現年均4-5%回報。
- 稅收激勵:iDeCo和NISA計劃鼓勵個人儲蓄,覆蓋率達20%。
- 護理整合:長期護理保險覆蓋40歲以上人群,減輕家庭養老負擔。
中國可借鑒日本的多支柱平衡和投資運營模式,但需結合國情。例如,日本全民覆蓋的國民年金適合中國城鄉居民低保體系;GPIF的多元化投資可為中國養老金基金提供參考。
五、改革建議:適度降低部分福利支出
為確保養老金體系可持續性,必須通過結構性改革優化支出結構,尤其是降低部分高福利群體的待遇,同時提升整體效率。以下為具體建議:
1. 統一養老金替代率
逐步縮小機關事業單位與普通職工的待遇差距,將替代率統一至50%-60%。例如,可將高福利群體的養老金封頂(如月均8000元),釋放資金支持低收入群體。
2. 加速延遲退休
加快實施延遲退休,2030年前將男性退休年齡提至65歲,女性60歲,同時鼓勵再就業,參考日本“終生勞動”模式,減輕基金支出壓力。
3. 發展多支柱體系
擴大企業年金覆蓋率(目標2030年達30%),并通過稅收遞延激勵個人養老金(參考日本iDeCo)。2025年個人養老金年繳上限已提至2萬元,可進一步推廣至中低收入群體。
4. 優化財政補貼與投資
中央應優化轉移支付,優先支持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養老金缺口。建立類似GPIF的全國養老金投資平臺,投資于國內外低風險資產,目標年回報率3-5%。
5. 整合養老與醫療
借鑒日本長期護理保險,試點“醫養結合”模式,通過社區養老和護理保險減輕家庭和財政負擔。
中國養老金體系正站在十字路口,人口老齡化、經濟通縮和高福利支出的疊加效應使其可持續性岌岌可危。不降低機關人員的福利支出,基金耗盡風險將在2035年前后成為現實,進而引發財政危機和社會不穩定。
只有果斷改革,才能避免“未富先老”的陷阱,為未來的老齡化社會提供堅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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