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號沒能形成戰斗力，背后原因是什么，為何沒有吸引教訓？

在美國海軍雄心勃勃的藍圖中，福特級航空母艦本應是未來數十年內維持其全球海上霸權的定海神針。這項計劃建造10艘巨艦以逐步取代尼米茲級的宏大工程，承載著美國海軍對下一代海上打擊與遠程投送能力的全部期望。

然而，作為系列首艦的“福特”號，自2005年切割第一塊鋼板起，便踏上了一條充滿荊棘的坎坷之路。

這艘被寄予厚望的超級航母，從其誕生之初就伴隨著超預算和延期交付的魔咒。更令人費解的是，后續開建的“肯尼迪”號、“企業”號等艦艇，似乎并未從首艦的挫折中汲取足夠的教訓，而是沿著近乎相同的技術路徑進行復制，導致問題被系統性地繼承和放大，形成了一種“開局即鎖死”的被動局面。原本象征著技術飛躍的航母平臺，如今卻深陷于進度延誤與系統失靈的惡性循環，其核心癥結恰恰源于那些曾被大肆宣揚的“跨代”技術創新。

“福特”號服役多年卻遲遲未能形成完整戰斗力，其背后是四大關鍵系統的集體“掉鏈子”。

第一、旨在提升效率的電磁彈射系統，在實際測試中的故障率遠高于設計目標，其平均故障間隔與海軍期望值相去甚遠。

第二、同樣號稱“先進”的阻攔裝置，在高強度使用下屢屢出現液壓故障與剎車系統失靈，嚴重影響了艦載機的安全回收能力。

第三、作為航母彈藥輸送生命線的武器升降機，在“福特”號交付時竟幾乎全部未能完成驗收，這無疑是對其作戰能力的巨大諷刺。

第四、集成度極高的雙頻雷達也因結構復雜和兼容性問題，迫使海軍考慮在后續艦艇上換用更為穩定的單頻系統。最令人尷尬的是，這些系統性問題并非在嚴酷的實戰環境中暴露，而是在港口調試階段就已頻頻“崩盤”，使得任何試圖掩飾的努力都變得徒勞。

追根溯源，“福特”級的困境本質上源于一場過于激進的“賭博式創新”。在自信于自身技術領先地位而忽視潛在風險的心態驅使下，項目決策者放棄了尼米茲級經過驗證的成熟技術體系，試圖實現一步到位的代際跨越，將過多尚未經過充分驗證的新技術集成于一身。

這種脫離工程實踐常識的冒險，對于航母這類極端復雜的系統工程而言，無異于一場豪賭。航母的發展歷來需要通過漸進式的優化和多個代際的積累來確保可靠性，而非將所有賭注押在一次性的技術飛躍上。然而，“福特”號恰恰缺少了必要的技術過渡和模塊化試驗緩沖階段，導致艦體建造進度與各子系統成熟度嚴重脫節，使其不幸淪為一座漂浮在海上的“測試平臺”。更為嚴峻的是，后續艦艇照搬首艦設計的決策，使得問題不再局限于單艦，而是擴散至整個艦級，形成了系統性風險。

既然問題如此明顯且嚴重，為何美國海軍不及時暫停項目，進行徹底的技術反思和系統返工，反而要繼續推進后續艦艇的建造？

首先，航母建造有其固有的漫長周期，設計往往在開工多年前就已凍結，當問題充分暴露時，后續艦艇的關鍵模塊建造已大部完成，進行顛覆性調整的空間極其有限。

其次，僵化的預算撥款體制構成了強大阻力。美國國會的年度撥款機制要求項目必須按計劃推進，任何重大延期或方向調整都可能觸發預算凍結、項目重啟審查甚至政治問責，這使得相關方寧可硬著頭皮繼續建造，也不愿承擔“停下來”所帶來的巨大政治與程序風險。

再者，盤根錯節的軍工承包體系形成了固化的利益格局。“福特”級項目涉及數百家承包商與供應商，任何核心系統的更換都意味著繁重的重新談判、供應鏈調整與測試驗證，其中涉及的政治博弈與利益摩擦，其復雜性甚至超過了工程技術本身。

“福特”級航母的坎坷歷程，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美國軍工復合體所面臨的深層結構性危機。在重大裝備研發過程中，本應嚴謹科學的工程決策，時常被政治意志和軍工集團的游說活動所扭曲，導致技術指標脫離工程現實，陷入自我陶醉的邏輯空轉。與此同時，美國工業體系的空心化趨勢也在此暴露無遺。造艦能力過度集中于少數船廠，關鍵供應鏈脆弱不堪，缺乏有效的備選方案，使得整個體系難以應對重大技術升級帶來的挑戰，一旦主系統出現問題，便會產生連鎖反應，波及整個項目。

因此，“福特”級的困境絕非偶然，也非孤例，它是美國軍工體系在特定政治、經濟和制度環境下結構性惰性的必然產物，其教訓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