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真：有許多事要做，卻一件也不曾做——鄭振鐸1939年的精神內耗

1939年的上海“孤島”，在如此群敵環伺的惡劣環境中，“意志不堅定者更將趨向歧途”，意志堅定者如鄭振鐸，也不免陷入了“精神內耗”。

《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吳真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39年1月，鄭振鐸在《華美》周刊上發表散文《在腐爛著的人們》，如此刻畫因對抗戰前途喪失希望而沉淪腐爛的人們：

在腐爛著的人們無目的地在漫游著；他們對于自己沒有信任，對于朋友沒有信任，對于國家的前途沒有信任；他們自己覺得在黑漆漆的長夜漫游著。這漫漫長夜，他們覺得永遠不會變為燦爛光明的白晝。……

在腐爛著的人們一窩蜂的在那些腐爛的百貨商店，旅舍，戲館以及酒館里進進出出。從酒館里出來的是紅紅的臉，帶著微醺，一支牙簽還斜銜在嘴角。給晚上的西北風一吹，更顯得酒力的微妙作用；覺得這便是抗抵，這便是爭斗。[1]

文章中還說，在腐爛著的人們相信著突現的奇跡。以此，他們相信神道、星相、命運，熱衷于看相算命，委身待運。

這篇文章，其實也是鄭振鐸寫給自己的警醒。此年他與妻子高君箴一起沉溺于打麻將，日記中稱為“雀戲”“雀戰”。

3月19日，在寓晚餐，餐后雀戲至二時許才散，輸了近二十元。他在日記中自責：“此種勞民傷財之戲，漸宜戒止也！”

3月28日，鄭振鐸與徐調孚、周予同到王伯祥家祝賀“伯翁”五十大壽。壽宴后，大家賭了一場，鄭振鐸負二十余元。第二天與太太同到暨大同事張耀祥家中雀戰，至深夜一時許始回，勝約三十余元。

4月5日下午三時，同到張宅雀戲。至夜十一時半許散，負三十余元，“精神已經很疲倦了”。雀戰得勝的最高紀錄是10月15日，贏了八十余元；輸的最高紀錄是8月20日的六十余元，這天他再一次發誓不打——“戲無益！”

8月29日，仍在張宅雀戲，勝五十元，還了賬上的舊欠。“尚有許多事未做，而耽擱了下來，去從事無益之戲弄。”

鄭振鐸與妻子高君箴

9月1日，又是熬夜雀戰，又是自責：“有無數的事要做，但都放下了，卻去做這不急之務。到底是好整以暇呢？還是糊涂？亟應自省。”

孤島上的文化人，處于民族家國的道德理想與日常生活壓力的緊張拉扯之中，這種張力帶來了無時無刻的焦灼與疲倦。越是疲倦，越是逃向“雀戲”；游戲勝負立見的刺激一方面舒緩了焦慮，散場之后，又加重了玩物喪志的負罪感。

《譯報》主筆胡仲持的女兒回憶其父在孤島“低氣壓”中的高度精神緊張——

物價飛漲而我們家人口又多，加之父親周圍一些沒有職業的親友，經常在我家吃飯，幾乎每天開飯兩桌。沉重的生活擔子，復雜的斗爭形勢，使我父親每天睡眠極少，而神經又極度緊張，但仍不停止寫作，直至昏厥到神志不清，甚至一反常態，跺著腳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跪在《魯迅全集》的書箱前痛哭。在這樣的時候，又是地下黨的朋友們的深情關懷，給他以幫助。王任叔等同志像哄孩子一樣，教他打牌，做游戲，故意讓這個從來不會打牌的人取勝，以放松思想，解除煩惱。[2]

《鄭振鐸日記》

上半年，鄭振鐸的學術寫作陷入停滯狀態，他在日記中不斷地給自己打氣——

2月25日，預備寫文一篇，但始終寫不出來。

4月30日，整理書箱及寫目錄。“惜一分陰！”

5月26日，每天胡里胡涂的過去，要寫的東西始終沒有動筆，不知如何是好。

5月27日，雀戰至十一時半，散，計負六十五元，為年來負得最多的一次。精神頗不愉快！明天一定要動手工作了！至少有一個月以上不曾動過筆墨，似乎過于懶惰與不振作了！應努力，惜寸陰！

6月15日，在家寫《風濤》[3]，好久不曾動筆，覺得很吃力！

7月2日，心里和天色一樣的陰晦。有許多事要做，卻一件也不曾做。

7月30日，不知怎樣的，有些無端的悽楚。

12月17日，今日是四十三歲的生辰。正是壯年努力之期，至少應每半年出書一種。

在這樣的心境中，鄭振鐸還是在年底交出了兩篇學術研究文章，一篇是近兩萬字的《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4]，一篇是近三萬字的《劫中得書記》（包括一篇長序和八十九則古籍版本提要）[5]。二文皆在他主編的《文學集林》上發表。

此年11月，鄭振鐸與開明書店的徐調孚創辦了《文學集林》，廣邀巴金、葉圣陶、豐子愷、李健吾、柯靈、耿濟之等名家撰稿，可以說是“孤島”上最負盛譽的綜合型刊物。

鄭振鐸主編的《文學集林》第一輯，封面左下照片是隨政府內遷、此年不幸病逝于云南大姚縣的曲學大家吳梅。本期刊發一篇紀念吳梅的文章。

截至1941年6月，《文學集林》共出五輯，由開明書店總經售，除了上海版，刊物并在桂林分店依照上海紙型重印，銷量甚佳。抗戰時期上海的文藝刊物在大后方同時重印發行的，似乎只此一家。

鄭振鐸在每輯《文學集林》上都有文章發表，徐調孚說：“鄭先生從內地接下這個任務來托我編的。編到第五期，錢完了，就停刊了。”[6]

《文學集林》每輯采用不同的刊名，以書的單行本方式發行，這樣就避免了向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登記。萬一被查禁沒收，牽連不廣。這一謹慎做法，后來就證明了其必要性。

鄭振鐸12月29日記寫：“聞《集林》遇劫，為之大驚！”這個時間正是《文學集林》第一輯發行之后，但他日記沒有記錄此事的下文，查當天報紙，《大公報》《申報》均報道：

【滬日方特務隊在租界橫行竟搜查協豐印刷店并綁去店主毛樹鈞】日本特務隊員四人，二十九日晨九時許乘汽車至福煦路搜查協豐印刷店，將店主毛樹鈞綁入汽車，駛往滬西，并搜去該店承印之開明書局《文學集林》及新智書局《國際英文選》兩書紙版。[7]

《申報》1939年12月30日報道，日本特務到租界抓捕抗日人士。

日本特務越權到租界抓捕，立即引起公眾關注，租界捕房為此展開調查，發現店主毛樹鈞經營的印刷所承印《文學集林》等各項書籍，被懷疑其中夾有抗日書籍，致被日人綁架到憲兵總部審問關押。日本特務從《文學集林》等九十二本承印書籍中沒能找出“抗日”證據，經過租界捕房和律師的交涉，于1940年1月6日釋放了毛樹鈞[8]。

在“孤島”上，鄭振鐸和他的朋友們善于與敵偽周旋，小心謹慎地維護著《魯迅風》《文學集林》《民族公論》等多種進步刊物的編輯與運行。

“孤島”束縛了他的自由，然而復雜的斗爭環境也激發了他的戰斗潛能，同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許覺民說——

孤島的四周固然布滿著豺狼，文化戰線上的戰士自不能失去警覺，但是租界的特殊位置，卻給了孤島的文化陣地多多少少施展的機遇。困難自然是說不盡的，一種書刊被撲殺了，像孫悟空的七十二變又派生了另一些新的來；某些固定名稱的刊物，不時地更換著每期不同書名的叢刊，以避開捕房的追蹤。我的感覺是雖然緊張一點，但是在隙縫中搶得到一點“自由”，比國民黨地區那種天羅地網式的統治寬松得多。[9]

鄭振鐸從2月5日開始整理家中書籍，因久不開箱，有許多書都已為蟑螂作根據地了。整理藏書又燃起購書沖動，他每天到四馬路及三馬路各書肆一行，抑制不住誘惑，每天都會挾一兩種古書回家。

《劫中得書記》

5月25日自我反省：“購書之興，迄未衰，是一大病！愛博不專，尤為不治之癥！”但還是繼續地買買買。

8月15日的日記又再反省——

書囊無底！因為整理，便感到不夠，感到收藏的貧乏，感到有若干必要的書還未購入。不知什么時候才有滿足的可能。

1939年，舊家珍藏的各朝各代善本古籍，源源不斷地從長江中下游的淪陷區流散到上海，進一步推高了上海古舊書業的行情。

鄭振鐸日記和《劫中得書記》記錄此年他在四馬路各書店買到的古籍，多為常熟、杭州、蘇州等地藏書家的舊藏。

比如他花五元買下的明刊《琵琶記》，原藏家的扉頁識語寫于二十八年前：“民國元年六月十八號，同樂之、中甫游永定門。途經琉璃廠，于舊書攤上，以銅元八枚易之。”[10]

《劫中得書二記》新校本

這是時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廳衛生處處長陳萬里的藏書，陳氏當時隨軍撤退到浙江山區，他杭州家中藏書皆被盜劫，鄭振鐸還買到陳萬里所藏內府鈔本曲數種。

上海藏書家也在出售舊藏以濟困。晚清重臣李鴻章晚年寓居上海，小兒子李經邁經商有方，20世紀30年代曾建有枕流公寓、丁香花園等上海灘頂級公寓洋房，其藏書樓“望云草堂”亦富藏精善本。

李經邁于1938年去世，其子無意在滬久留，遂將藏書中的珍本賣給漢文淵書店，其余書捐給震旦大學。此批“合肥李氏書”在1939年夏天經漢文淵書店轉賣給來青閣[11]，5月21日，鄭振鐸從來青閣購得二十六種古籍，共一百三十元，當時付了二張支票，“款尚不知如何籌法也”！

接下來一星期，鄭振鐸沉浸于給新獲古書寫提要，他欣喜地發現，來青閣這批合肥李氏藏書中最為精者《佛祖統紀》《午夢堂集》，皆入自己手中。

世界書局創始人沈知方1939年9月11日病逝于上海，他的粹芬閣藏書在生前即已散出，此年7月23日，鄭振鐸日記載他在中國書店，“見沈氏書散出者不少，頗思得之，而苦于有心無力”。

他在《劫中得書記序》中亦記“今歲合肥李氏書、沈氏粹芬閣書散出”，限于財力，鄭振鐸只購得沈氏書的七八種，其余都被北平的書店網羅而去。沈氏所藏《異夢記》是罕見的善本，鄭振鐸略一躊躇，書已為“平賈”所攫，攜之北去。

1939年，從北平南下的書商（鄭振鐸稱之為“平賈”“平估”）明顯增多，來薰閣、修綆堂、富晉書社等六家北平書店來滬設立分店。

《鄭振鐸年譜》

7月25日鄭振鐸記：“赴中國書店等處，四顧幾皆為某種人，可驚！”

9月5日，到中國書店等處，“剛到了一批書，已為平估一搶而空”。由于南北匯率的差價，再加上北平的藏書家更多、市場更大，“平賈”在上海收購江南的圖籍，打包北去，得利可達三倍以上。“以是南來者益眾，日搜括市上。遇好書，必攫以去。諸肆宿藏，為之一空。”[12]

鄭振鐸《求書日錄》歷數“平賈”的危害——

而他們所得售之誰何人呢？據他們的相互傳說與告訴，大約十之六七是送到哈佛燕京學社和華北交通公司去，以可以得善價也。偶有特殊之書，乃送到北方的諸收藏家，像傅沅叔、董綬經、周叔弢那里去。殿板書和開化紙的書則大抵皆送到偽“滿洲國”去。

我覺得：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在美國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將來總有一天，研究中國古學的人也要到外國去留學。這使我異常的苦悶和憤慨！更重要的是，華北交通公司等機關收購的書，都以府縣志及有關史料文獻者為主體，其居心大不可測。近言之，則資其調查物資，研究地方情形及行軍路線；遠言之，則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獻于千百世。[13]

原來上海尚有一批兼具財力與眼光的商人藏書家，即鄭振鐸所說的“有力者”，本地書店收得好書，往往先被這些滬上藏書家所截留。中國通商銀行的常務董事謝光甫，“每天下午必到中國書店和來青閣去坐坐，幾乎是風雨無阻。他所得到的東西似乎最多且精”[14]。

《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鄭振鐸先生書信集》

1939年6月18日，謝氏逝世，鄭振鐸在日記中感嘆：“書友又少一人矣！”在租界工部局當大買辦的潘明訓，也是古書巨擘，其“寶禮堂”專藏宋元版，陸續收得一百多部宋版書。

潘氏也于此年6月去世，精刊善本失去了這些滬上“有力者”的收購攔截，就會被南下的書賈搜刮之后流向偽北平甚至海外。鄭振鐸在《劫中得書記》中呼吁：“安得好事且有力者出而挽救劫運于萬一乎？”

失去了“有力者”盟友，鄭振鐸只能挖肉補瘡，抵押出售自己藏書，以供拯救文獻之資。

日記中記載，6月2日，他整理出二十箱書籍，又有四箱計劃押給大銀行家葉景葵[15]，計一百二十多種、四百多冊，以罕見本、精本書居多。

他在日記中寫的估價是“約可得八千余”，發誓“當于最短期內，設法贖回！”但是最后葉氏的估價才二千元。《劫中得書記》說：“先所質于某氏許之精刊善本百二十余種，復催贖甚力。計子母須三千余金。”[16]

也就是說，葉景葵只給鄭振鐸不到四個月的資金周轉期，就催促他盡快贖回抵押古籍，而且還產生了利息一千一百元，最后“子母”（本金加上利息）三千一百元。

1933年1月，鄭振鐸就曾向葉景葵抵押書籍借得兩千元，“周息壹分”，年底時支付了利息款兩百元[17]。

《為國家保存文化：鄭振鐸搶救珍稀文獻書信日記輯錄》

1939年的這次借款，葉氏卻催促得緊，可能是因為他當時也在謀劃著跟鄭振鐸一樣的古籍搶救工程——因鑒于古籍淪亡，“及今羅搜于劫后，方得保存于將來”，此年5月，葉景葵與張元濟、陳陶遺發起籌設上海合眾圖書館，葉氏自捐財產二十萬作為經費，藏書亦捐入館中[18]。

“平賈”成群搶購，抬高了書價，鄭振鐸越來越追不上漲價的速度。8月16日記說： “借洋六十元。連同余下之四十元，存入銀行，因明天有中國書店之支票一百元，須來兌現也。此款為購買明版《英烈傳》[19]者，明刊小說最罕見，故不惜重值購入。然囊中所余不過十元而已，此十元尚須維持家用若干日，不知如何過日子！好書之癖，終于不改，只用自苦耳。”

但是那天下午，他又去中國書店，買書二冊，花去三元。8月19日，身上只有一元幾角了，第二天為經濟問題，妻子與之吵架。日記中說，“對于書的篤好，終于使精神受了無窮盡的苦悶。”

8月22日，鄭振鐸取得七月份薪水一百余元，不到數天便將用完。9月2日剛把多年苦心搜訪的戲曲珍藏賣給北平圖書館，一拿到款項即去葉景葵處贖回抵押的四箱書，售書所得七千元，才三天時間就只剩下數元了。

《書物を焼くの記：日本占領下の上海知識人》

他在日記中寫道——

在“古書”中搬弄，大似猢猻弄棒，且似染上些市估氣息，大可自笑，亦自哀也。

毫無節制地購書，引起了家庭矛盾。

鄭振鐸1928年出版的《家庭的故事》收入一對姊妹篇《風波》和《書之幸運》，故事是連貫的，寫一個名叫“仲清”的知識分子家庭的矛盾糾紛。仲清之妻宛眉染上了打牌的癖好，而仲清嗜書如命。仲清對妻子沉溺于打牌十分不滿，在經濟拮據的情況下，妻子對他還不斷地節衣省食甚至借貸購買古書也抱怨不休，兩口子時常發生沖突，二人相互約束——

“你少買書，我就少打牌。”

“你不打牌，我也就不買書。”

他們倆常常的這樣牽制的互約著，卻終于大家都常常的破約，沒有遵守著。[20]

鄭爾康（鄭振鐸之子）后來說，仲清和宛眉的人物原型，正是鄭振鐸本人和他的妻子高君箴，“當作者在寫這兩個短篇時，與小說中雷同的情節，正在他的家庭中交替發生著呢”[21]。

《西諦書話》

與大多數上海的中產階級主婦一樣，高君箴酷愛雀戰，“在麻將桌前一坐一個通宵也是常事”，鄭振鐸1939年、1943年的兩種日記里，“箴”或者在娘家高宅，或者在張宅及自己家，組牌局“雀戰”至深夜。妻子對于“雀戲”的沉溺，正如鄭振鐸對于買書的沉溺，何嘗不是對現實生活的逃避。

然而1939年鄭振鐸的借錢買書，還是引致了夫妻間的多場爭吵。9月5日記：“今日又與箴詬誶，痛苦之至！完全不能了解我的工作性質與興趣所在。做一個庸碌無腦筋的人，在家庭里一定幸福得多。”

9月中旬，鄭振鐸向中國書店出售了二批古書，第一批獲款一千五百元。他計劃再售去幾批書，籌集萬元以備緩急之用。

《西諦書跋》

從9月至11月中旬的不到三個月時間，鄭振鐸共購入一百一十種古籍，耗費近三千余元，深感有心無力：“以余之孤軍與諸賈競，得此千百種書，誠亦艱苦備嘗矣。”[22]

注釋：

[1] 鄭振鐸《在腐爛著的人們》，《華美》周刊第1卷第49期，1939年1月。

[2] 胡德華《復社與胡仲持》，《上海“孤島”文學回憶錄》上冊，第62頁。

[3] 《風濤》是鄭振鐸寫明朝東林黨人與魏忠賢斗爭的短篇歷史小說，刊載于1939年7月世界書局出版的《大時代文藝叢書》之六《十人集》，列在第一篇。

[4] 鄭振鐸《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文學集林》第1輯，1939年，第53—134頁。

[5]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文學集林》第2輯，1939年，第39—105頁。

[6] 姜德明《徐調孚與“文學集林”叢刊》，《叢刊識小》，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8頁。

[7] 《大公報（香港版）》1939年12月30日，第3版。《申報》1939年12月30日第8版亦有同條報道。

[8] 《華成印刷所主被綁案》，《申報》1940年1月7日，第3版。

[9] 許覺民《孤島前后期上海書界散記》，《收獲》第6期，1999年，第135頁。

[10]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西諦書話》，第233—234頁。

[11] 同上書，第226頁。

[12]同上書，第209頁。

[13] 鄭振鐸《求書日錄》，《西諦書話》，第410頁。

[14] 1945年鄭振鐸《求書日錄》記：“雖然他已于數年前歸道山，但他的所藏至今還完好不缺。”謝光甫藏書在其卒后十年（1949年）散出，多被上海的舊書店拍賣，現上海圖書館、上海師大均有其過藏之書。

[15] 葉景葵（1874—1949），字揆初（一作葵初），光緒二十九年進士，浙江興業銀行、漢冶萍鐵廠、中興煤礦公司等實業的創辦人，也是大藏書家。

[16]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西諦書話》，第209頁。

[17] 柳和城《鄭振鐸寫的兩件借據》，《百年書人書樓隨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90—192頁。

[18] 《創辦合眾圖書館意見書》：“抗戰以來，全國圖書館或呈停頓，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書亦多流亡，而日、美等國乘其時會，力事搜羅，致數千年固有之文化，坐視其流散，豈不太可惜哉！本館創辦于此時，即應負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責任。”《葉景葵年譜長編》，柳和城編著，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935頁。

[19] 萬歷版《皇明英烈傳》，原為沈氏粹芬閣藏書。

[20] 鄭振鐸《書之幸運》，《鄭振鐸全集》第1卷，第23頁。

[21] 鄭爾康《鄭振鐸》，北京：北京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07頁。

[22] 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序》，《西諦書話》，第2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