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因牛李黨爭引發的科舉風波，最終導致了大唐的覆滅

大唐長慶元年三月，唐穆宗辛丑科科舉考試正式開始，這是唐穆宗李恒即位后的首場科考，因此不僅滿朝文武，就連藩鎮勢力也暗中關注著這場關乎大唐人才選拔的核心事件。所以唐穆宗對此十分重視，一再叮囑禮部按才錄取，可讓唐穆宗做夢都想不到，有唐一代最嚴重的一次科舉舞弊案就發生在這次考試。

唐代的科舉考試的核心權力掌握在 “知貢舉” 手中，“知貢舉”負責命題、閱卷與錄取全流程，可謂是位高權重，唐穆宗左思右想，決定由錢起的幼子錢徽出任“知貢舉”，此人雖然是世家出身，但為人嫉惡如仇，仕林風評甚佳，因此朝野上下對錢徽還是比較認可的。唐穆宗對錢徽本寄予厚望。

而就在開考前，宰相段文昌與翰林學士李紳（寫“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那位）聯袂而來，給錢徽遞上一個條子，意思就是照顧一下自家的子弟，一個是山南東道節度使令狐楚要為其子弟謀一個進士名額，這是宰相段文昌的嫡系，而李紳則收了淮南節度使王播的厚禮，需關照其親族。面對兩位手握實權的同僚，錢徽是左右為難，最終只能模棱兩可含糊應承。

等到放榜之日，段文昌和李紳卻發現自己推薦的人選落選，取而代之的是鄭朗、蘇巢、楊殷士等 14 名士子。兩人頓時顏面盡失 ，因為“收禮不辦事” 的事情傳出去，這二人的官聲就臭大街了。為了挽回顏面，段文昌徑直面圣，表示錢徽收受賄賂，此次科舉存在重大舞弊。

段文昌的指控極具針對性：“上榜的士子多為士門子弟，這些人平日不用功，此次卻能高中，其中必有貓膩”。段文昌還提出：“鄭朗是給事中鄭覃的弟弟，蘇巢是前宰相李宗閔的女婿，李宗閔在朝中威望甚高。而且楊殷士的兄長楊汝士是此次科考的 “副主考”，難免讓人質疑徇私舞弊 。

唐穆宗聽后也是吃驚非小，隨即召來宰相李德裕、李紳與元稹三位重臣問詢。李紳自然站在段文昌一邊，元稹素來痛恨科場請托，早年就彈劾過 “行卷舞弊” 的舉子，李德裕二十年前便與李宗閔結下過梁子。三人一致認為此事必須一查到底。于是唐穆宗下令，14 名中榜舉子即刻復試，考題由他擬定，考官由翰林學士白居易、賈餗擔任，確保公平，公正，公開。

考試完畢之后，當即批卷，可結果卻令人震驚，14 人中舉的人中，僅有 3 人勉強符合要求，其余 11 人的答卷，白居易評語是：“辭律鄙淺，蕪累甚多”。意思就是不及格。

在這種情況下，自然要追責，唐穆宗下旨：“主考官錢徽被貶為江州刺史，副主考楊汝士外放為開州刺史，李宗閔因 縱容親屬舞弊”被貶為劍州刺史”。

這場科場舞弊案核心不是在于錄取誰，誰受賄，其核心在此事成為 “牛李黨爭” 全面爆發的標志 —— 李宗閔是 “牛黨” 的核心領袖，他的失勢讓牛黨元氣大傷；而力主嚴懲舞弊的李德裕，作為 “李黨” 領袖，自此主政朝局四十余年。”

早在十二年前的元和三年，一場特殊的考試便已埋下了牛李黨爭的種子。當時的唐憲宗為平定藩鎮，憲宗急需敢言、務實的人才，為此特設 “賢良方正科”，以 “直言極諫” 為選拔標準，鼓勵士子針砭時弊。

在眾多考生中，伊闕縣尉牛僧孺、前進士李宗閔、陸渾縣尉皇甫湜三人脫穎而出，三人成績得到了主考官韋貫之的高度認可。韋貫之將牛僧孺定為第一，唐憲宗本已認可這份榜單，卻不料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得知后，竟然拒絕簽字，還稱此次考試存在 “私弊”。

李吉甫認為：皇甫湜是復核官王涯的外甥，很有可能徇私，更重要的是，憲宗當時主張武力削藩，而牛僧孺卻反對，這無異于否定皇帝的成績，在李吉甫看來，這些士子 “借直言之名，行攻訐之實”攻擊朝政，若不嚴懲，恐動搖朝政根基。

憲宗一聽有理，于是將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取消成績，且 “永不敘用”，主考官韋貫之被貶為巴州刺史，復核官王涯外放為虢州司馬。這一判決引發朝野嘩然，許多大臣認為李吉甫是 “挾私報復”，憲宗在壓力之下，將李吉甫貶為淮南節度使。

經此一役，以牛僧孺、李宗閔為核心的 “牛黨” 雛形初現，而以李吉甫、李德裕為代表的 “李黨” 也隨之形成。兩派的分歧，不僅在于 “削藩與否” 的政見之爭，更源于截然不同的出身背景的差異，李德裕出身 “趙郡李氏”，這是門閥世家，屬于 “五姓七家” 之一。 李德裕不經科舉，憑借父親李吉甫的功勛入仕，初任秘書省校書郎，最后做到西川節度使，但必須指出的是，李德裕全憑政績晉升，所以在他看來，科舉會形成 “座主門生” 的利益集團。

而牛僧孺、李宗閔則是典型的 “庶族士子”。他們沒有門閥背景，科舉是唯一的入仕途徑。唐朝科舉錄取率極低，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庶族士子”只能抱團取暖，所以牛黨成員格外重視 “座主門生” 關系。牛僧孺及第后，拜宰相權德輿為師；李宗閔則與楊嗣復、楊虞卿兄弟結為盟友，這些在李黨眼中，這便是 “結黨營私”，是對科舉公平的破壞。

而唐朝的的科舉制度并不完善，已陷入嚴重的 “勢門壟斷”。李德裕對這種現象深惡痛絕。這種對科舉制度的不同認知，讓牛李兩黨在每一次科考中都針鋒相對，而科舉制度，也逐漸淪為黨爭的 “角斗場”，而科舉制度的倒退，直接堵死了底層士人的上升通道。山東人黃巢便是其中的代表 —— 他多次參加科舉，卻因無牛黨背景，每次都名落孫山，而落榜后的憤怒最終化為顛覆大唐的怒火。

科舉制起于隋而成型于唐，它的第一大作用是打破了貴族對官場的壟斷，使“寒門出貴子”成為現實，因而收獲了一片贊譽聲。可實際上，直到唐朝結束我們都沒有看到“寒門出貴子”的盛大景象，真正的貧寒之家，靠科舉出人頭地仍然是遙不可及的夢。

在唐朝289年的歷史中，產生了141名狀元和830名進士，合計971人。下面我們來扒一扒，這971人里有多少人是出身寒門？先說明一下，這里的寒門，是指經濟上貧窮、政治上前幾代都無官職的家庭。141名狀元里，只有5人出身寒門，但這種所謂的“寒門”其實并不“寒”。《新舊兩唐書》中記載的830名進士中士族大姓有589人；小姓有109人；余下是寒門有132人。這132人平均到唐朝的289年中，平均2.2年才有1個寒門子弟考中進士，何其可憐！而且，嚴格地講，這132人也不能算寒門的，因為他們幾乎都是“兩代無官的書香門第或名宦之后”。

尤其是中唐以后的五姓七望的重新崛起，與它們利用了科舉制、掌握了科舉權有密切關系。比如五姓七望中的范陽盧氏，中唐之后，每年有大量子弟參加科舉考試，累計考中進士的人數居然超過百人。這一現象，讓人深思。這一方面說明這些貴族們已經適應了科舉考試，形成了通過讀書而做官的風氣；另一方面還說明，他們利用了貴族的身份和“朝中有人”的便利，擠上了科舉這條窮人的“獨木橋”，比窮人家的子弟考上容易得多！如此，則窮人想出頭，寒門想出貴子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回望中晚唐的科場風波，我們會發現：科舉制度本是為打破門閥壟斷、選拔賢才而設，但當日漸淪為黨爭工具時，它便不再是王朝的 “續命丹”，反而成了加速滅亡的 “催命符”。這一歷史教訓，至今仍引人深思。

我是清水阿嬌，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