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沒有找到工作，我才流落到日本

上個月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北京校區做講座時，一位老師問我：“邢教授， 你在美國畢業后，為何沒有留在美國工作呢？”

我笑著說：“看來我真應該為此事寫一篇文章了。”這位老師問的這個問題，是我回國時經常要被問到的問題之一。今年六月份在山東考察蘋果供應鏈時，一位曾經在歌爾股份工作的高管在飯桌上，也問了我同樣的問題。

我1995年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畢業，獲得了經濟學博士。遺憾的是，畢業后沒有在美國找到工作，無奈之下輾轉到日本，被日本的國際大學收留。這就是我畢業后沒有留在美國的真實原因。

有意思的是，許多提問者都不太相信我的回答，他們經常會感嘆地說：“邢教授，你怎么可能在美國找不到工作呢？”

其實，除了能力之外，運氣是一個人找工作時的一個重要因素。回想當年在美國找工作失敗的經歷，我覺得自己那時的運氣比較差。

當時為了找工作，我寄出了50多份簡歷和申請材料，日本國際大學是我申請的唯一一所美國以外的大學。為了準備面試，我置辦了全套裝備：皮鞋、領帶、襯衣、西裝和風衣，還買了當時流行的黑色公文包。自費飛到華盛頓，參加完一系列招聘單位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舉辦的面試后，我收到了3所學校和世界銀行的再次面試通知。

但令人沮喪的是，這些歷程都以沒有被聘用而結束。

博士是學位中對一個人擁有的知識進行排序的最高級別。當時我堅信可以找到工作，就花費了400美元定制了一套博士服和博士帽， 這對于一個月只有1100美元助教收入的我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參加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的畢業典禮時，我戴著博士帽，穿著博士袍，跟著商學院院長舉旗的隊列，緩緩步入畢業典禮的大會堂。坐在大禮堂四周同年畢業的本科生和碩士生，向步入會場的我們這些博士畢業生行注目禮，此時是我5年博士寒窗苦讀的高光時刻。

我走上典禮臺，等候院長把博士帽的流蘇從右側撥到左側的時候，知識殿堂巔峰的榮耀與神圣沿著我的血管流遍全身。

我畢業的時候，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的經濟系在美國的大學經濟系中的排名是位居前20的，理論上講，這里畢業的博士在美國找一份工作的概率應該是挺大的。

我的論文導師Charles D. Kolstad也不差，他是美國著名的能源和環境經濟學家。根據谷歌的統計，以我的博士論文為基礎發表的論文“Do lax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目前被引用的次數已經超過了1000。美國經濟評論（AER）上發表的論文的引用率，平均也就260左右。 這說明我的博士論文做得也不錯。

但沒想到的是，學校的排名，導師的名氣和我的論文加在一起，都沒有說服一所美國的大學或者研究所雇用我，只能說明當時我的運氣太糟糕。

大約在我畢業的前一年，Kolstad教授想離開伊利諾伊大學，跳槽到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我畢業的時候，他正式全職加入了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并利用從美國的能源部拿到的150萬美元的研究基金，在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搞了一個環境與經濟研究院，并擔任第一任院長。

Kolstad教授治學嚴謹，他覺得我不是研究氣候變化的，就沒有在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給我提供一個博士后的職位，幫我渡過短期的難關。這屬于我找工作時沒有貴人相助的遺憾。

博士帽給我帶來的榮耀與神圣，很快就被一封封接踵而至的拒絕信消磨殆盡了。找不到工作的焦慮，讓我時常覺得這5年博士算是白讀了。

沒想到天無絕人之路。

有一天我去商學院的David Kinley Hall四樓查看信箱時，發現有一份來自日本國際大學的傳真，它帶來了一點小小的希望：日本國際大學的國際關系學院邀請我去面試，學校愿意為我去日本面試提供往返機票，在日本國內的交通和住宿費用。傳真的簽字人是秋田隆裕教授，他當時是國際大學的國際發展系主任。

｜我和秋田隆裕教授

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持有的是只可以進入美國一次的F1簽證。如果我去日本面試，再回美國時就需要再次申請入境簽證；如果我在日本面試后無法申請到回美國的簽證，我就會有大麻煩，不知道應該去哪里安身。

于是我就給秋田教授打電話，問他可否進行電話面試。秋田教授畢業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他非常理解我的困境。

幾天后，秋田教授告訴我，國際關系學院的院長Bruce Stronach教授現在在美國度假，他可以在美國面試我。國際大學的靈活性，讓我避免了去日本面試會出現回美國時的簽證問題。

于是，我就開始認真準備即將到來的面試，并焦急的等待Stronach教授通知我面試的時間和地點。

幾個星期后，Stronach教授給我打來電話，他問我可否去芝加哥面試。我說沒問題，從香檳開車去芝加哥大約3個小時，不算遠。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面試地點是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的一個咖啡廳，時間是在Stronach教授登上去日本的飛機之前的兩小時。

我當時覺得這樣的面試安排也太隨便、太不嚴肅了，嚴重懷疑身為院長的Stronach教授沒有看上我，他就想走個過場，然后把我從候選人中刷掉。

但是，我無法拒絕這個面試安排，因為我需要一份工作。盡管挫折不斷，我依然保持著有1%的希望，就要做100%的努力的心態。為了面試不遲到，我提前一天就趕到了芝加哥，在一個朋友的家里借宿了一晚。我很清楚，Stronach教授是要在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坐飛機返回日本的。如果我遲到了，他是不會等我的，這個機會就沒有了。

面試那天，我提前半個小時就趕到了預定的咖啡廳。我進咖啡廳時，Stronach教授已經坐在那里了。他給我要了一杯咖啡后，就開始面試我。也許因為是在咖啡廳，整個過程不像傳統的工作面試，卻像兩個陌生人第一次在咖啡廳見面，從簡單的寒暄，自我介紹開始，然后進入共同關心的正題。Stronach教授很健談，說話時總帶著微笑，沒有居高臨下故意難為工作申請人的傲慢。這也讓我放松不少， 降低了對他的偏見。

我們談了不到一個小時，Stronach教授就趕飛機去了。

一個月后我收到了國際大學用傳真發來的聘用通知書，此時，我依然沒有收到任何一所美國的機構雇用我的通知。于是，我決定接受國際大學的聘用，去日本開始我的博士畢業后的工作生涯。

當我離開中國去美國留學的時候，我沒有想過要在國外工作，更沒有想到要在日本工作。此前我的生活中與日本有關的事就兩件：1984年中國政府邀請了3000個日本青年訪華，我去天安門廣場參加過與日本的訪華青年的聯歡活動；在去美國留學的途中，我是從東京轉機飛往美國的。在東京成田機場候機時，我上過一次廁所。對日本的印象就是廁所很干凈，既沒有排泄物的異味，也沒有掩蓋異味的刺鼻的香味。

國際大學是日本第一所用英語作為教學和工作語言的研究生院。就工作而言，在國際大學任教對于日語五十音都不會的我沒有劣勢。但是日常生活中，因為不懂日語，剛到日本的時候的確充滿了挑戰。

我從美國飛到日本后，在1996年4月10日從東京乘坐上越新干線，穿越日本最長的隧道——大清隧道，來到了位于南魚沼市的國際大學。22公里長的大清隧道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在他的名著《雪國》里提到的隧道，而南魚沼市就是川端康成筆下的雪國的一部分。

這里冬季的降雪經常會累積3～4米，也是著名的溫泉之鄉，并出產日本最好吃的大米：魚沼越光米。

去新干線的浦佐車站接我的，是院長的秘書山田女士，她的英語很不錯。她見到我后的第一句話就是“邢博士，你真的很高！怪不得院長從美國回來后，就興奮的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高的中國人。”

我心里想，也許我的身高是院長Stronach決定雇用我的主要原因？！

山田女士是一個自來熟。在10分鐘的路程上，她問了我許多問題。一個讓我至今記憶猶新的問題是“Stronach院長是如何把你從美國給騙到雪國來的？”我心里很清楚，這是我唯一的工作。不來就意味著在美國繼續失業。

為了不讓她失望，我說：“Stronach院長告訴我，這里有日本最好吃的大米，冬天可以滑雪和泡溫泉；我也想體驗川端康成筆下的浪漫的雪國生活，就決定離開美國了。”

當我剛到日本的時候，我的姥爺就對我說，“日本好， 離家近，回家方便”，現在想來的確如此。從日本飛到上海也就3小時；從芝加哥飛回上海，需要17個小時，還要倒時差，太不方便了。

近幾年，“潤日”突然成了一個新潮。來日本旅游、留學、投資、置業的國人越來越多，許多上海人把日本稱為“后花園”，而我純粹是一個偶然機會才在30年前流落到日本的。

其實，人生的道路是不可以設計的，努力沿著眼前可走的路向前走，就會走出不同的精彩。

作者

｜投稿 tougao9999

簡介：日

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 著有《中國出口之謎：解碼全球價值鏈》。

本文轉載自

“邢予青東京漫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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