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缺醫少藥，民間郎中‘大鍋藥’抗日軍細菌戰？中醫救千萬人

電影《731》預告片，讓我們知道侵華日軍731部隊在中國用活人研制細菌武器，以及細菌戰的反人類暴行。在抗戰那個艱苦年代，中國抗戰百姓雖然沒有疫苗和缺醫少藥，一些民間郎中卻用土藥方熬成的“大鍋藥”對抗日軍的細菌戰，讓死亡率驟然減少，取得了頗有成效的實戰效果。

731（趙林山執導的戰爭片）

如在1941年11月，湖南常德籠罩在一片戰時的恐慌之中。當時，日軍戰斗機如猙獰的惡鷹，低空掠過城區，然后投下了許多不明的布包。

幾天之后，常德市區和周圍突然爆發了大規模的鼠疫，大量患上鼠疫的病人都是高燒不退、咳血不止，通常在發病數小時內就痛哭離世。

這時候的常德，在抗戰時候缺醫少藥，正規醫院也就僅僅兩家，且藥品儲備匱乏。在眾人發愁之際，有一群背著藥箱，身著長衫的民間郎中主動站了出來，用藥方熬出了一鍋鍋“救命藥”，不少百姓喝下藥之后，病情獲得了緩解。

這不是虛構的抗戰故事，乃是記載在《常德市志》《湖南抗戰檔案史料》中的真實歷史故事。這些民間郎中用自己掌握中藥知識和土藥方，熬成的“大鍋藥水”，不僅是抗戰百姓對抗日軍細菌戰的絕妙藥方，也書寫了人類戰爭史上最悲壯的公共衛生防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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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軍細菌戰，無聲地屠殺

抗戰時候，資源貧瘠的島國日本為了解決常規武器耗費資源的短板，違反了《日內瓦國際公約》的人道主義精神，設立731、榮字1644等細菌武器研究部隊，打著防疫和給水的幌子，從事以活人為細菌武器實驗材料的罪惡勾當。同時，又把研究出來大量的細菌武器投放到中國戰場上，目的就是要在中國戰場上速戰速決，摧毀中國軍民的抗戰斗志，

根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解密的《日軍在華實施細菌戰檔案匯編》（2015年出版）記載，1940年至1942年，日軍731部隊在浙江、湖南等地發動了至少10次大規模細菌戰。

1940年浙江衢州鼠疫事件乃是最為典型的案例。當時日軍飛機在衢州、寧波一帶投撒的跳蚤攜帶鼠疫桿菌，導致當地疫情大爆發，僅衢州一地就造成200余人死亡。

最令人觸目驚心，就是日軍喜歡在醫療資源匱乏的農村地區投毒，目的就是測試細菌武器在無現代醫療條件下的殺傷力，但實質卻令廣大農民患上了疾病，甚至不少留下了后遺癥。

在日軍慘無人道的細菌戰攻擊下，抗戰時候的中國，積貧積弱，中國戰場上的醫療狀況也是令人窒息。根據1941年“重慶國民政府衛生署報告，國統區每萬人僅有0.2名醫生”[1]，對抗細菌的抗生素、青霉素屬于天價的奢侈品，疫苗更是普通民眾聞所未聞。根據一名叫李祖蔚的常德細菌戰幸存者回憶：“當時醫院早被飛機炸平了，發高燒的人躺在路邊，快死的人連買棺材的時間都沒有。”

二 民間三大抗疫奇招

在日軍慘無人道的細菌戰肆虐下，中國百姓在疫苗缺位、藥品斷絕的困境中，中國千年傳統的中醫就成為普通百姓對付日軍細菌戰的盾牌。當時，擁有傳統中醫技術的中醫生，也就是郎中挺身而出，用自己學到和祖傳的中醫中草藥知識，主動為百姓熬一鍋鍋沸騰的草藥湯，創造了民間防疫的奇跡。

民間郎中治療日軍細菌戰引發的傳染病，并不是盲目用藥，乃是傳承千年中醫的“瘟疫”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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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醫看來，鼠疫、霍亂屬于烈性傳染病，乃是屬于“溫病”的范疇，也就是由“熱毒之邪”入侵人體造成的。因此，治療鼠疫、霍亂等烈性傳染病，需要以“清熱解毒、扶正祛邪”。在這中醫理論應用在抗戰的民間疫情防疫，那是熬“大鍋藥”給患者。

民間抗疫奇招一：鼠疫克星——“解毒活血湯”

當時，民間中醫對抗細菌戰疫情的三大抗疫奇招。如第一，民間郎中就是用“解毒活血湯”，去搶救鼠疫患者的生命。

在1941年日軍在寧波細菌戰，寧波鼠疫爆發時，老中醫范文虎改良清代名方“解毒活血湯”，也就是用連翹、柴胡、葛根、當歸、桃仁、紅花等配方，煎煮后熬成大鍋湯，健康民眾服用為預防，患者加倍劑量。這樣，在寧波鄞縣姜山鎮300名服藥者中，死亡47人（15.6%），未服藥者死亡率達62%，還是頗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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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政府衛生署1946年編寫的《常德鼠疫調查報告》，在日軍細菌戰爆發的鼠疫疫情時候，常德城內有三個街區的百姓，堅持引用郎中用金銀花、連翹、薄荷、甘草配制熬成的“大鍋藥”，結果這三個街區的鼠疫感染率僅為 1.2%，遠低于全城平均 5.8% 的感染率。

飲用“大鍋藥”的人群中，即使出現輕微病情，也大多能逐漸康復，死亡率不足 5%，與未飲用者 30% 以上的死亡率相比，堪稱“奇跡”。

浙江義務老中醫樓樟法熬制的“大鍋藥”不僅供應本村，還通過商販傳遞到周邊村鎮。當時，飲用“大鍋藥”的12個村莊，鼠疫死亡人數總計不足 80 人，未飲用的相鄰 6 個村莊，死亡人數超過 300 人。為了表彰老中醫樓樟法的治病救人，義烏縣政府還特意給他頒發了“濟世救人”的匾額，贊許他做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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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霍亂：石灰+藿香的“土法滅菌”

為了消除霍亂病毒，當時民眾在每口井投入石灰50斤，街道潑灑5%石灰水，借此消毒，殺滅霍亂病毒。同時，藿香、蒼術、陳皮煎湯，配合大蒜搗汁服用成治療霍亂病的藥湯。服用此大鍋湯的民眾，霍亂死亡率從51%降至11%。

第三，傷寒疾病：青蒿黃芩湯

當時河北阜平村民，誤將治瘧疾的青蒿（含青蒿素前體）用于傷寒發熱患者，發現退熱效果顯著。于是經過衛生處改良，熬成了“青蒿黃芩湯”，使傷寒患者康復周期縮短40%。

如1942年日軍轟炸云南保山之后，當地郎中連夜支起百口大鍋，根據《滇南本草》記載的防疫方劑，用板藍根、蒲公英、金銀花等數十味草藥熬制的湯劑，為逃難百姓提供免費湯藥。根據《保山縣志》記載，在抗戰時候，服用人群傷寒發病率較未服用者大約降低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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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疾病治愈奇跡的背后，也是由于“大鍋藥”有多么神奇的療效，卻是這些中藥材精準契合了當時的防疫需要。現代醫學研究也證明，這些草藥中的有效成分能抑制多種致病菌的生長，增強人體的抵抗力。同時，老百姓集體服用“大鍋藥”，也有了心理上慰藉，減少對疾病的恐慌情緒，再加上隔離、消毒等防疫措施，形成了“藥物+行動”對細菌戰的雙重防護。

郎中“大鍋藥”幕后的血淚故事

如在抗戰的浙江衢州航埠鎮，村民們自發成立“送藥隊”，青壯年都是輪流值守大鍋，老人孩童們用陶罐分裝藥湯。就是這一種集體互助的防疫網路，活生生在細菌戰中撕開一道生命通道。

但在抗戰細菌戰的艱苦環境中，“大鍋藥”的熬制與發放，也不是一帆風順，幕后也是郎中們辛苦付出的血和淚，以及那一份責任意識和擔當。如在河北定縣，郎中李培生為了湊齊熬藥的藥材，冒著被日軍封鎖的危險，獨自一個人進山采挖板藍根、金銀花。在途中，李培生雖然被日軍巡邏隊發現，在逃跑時候腿部中彈受傷，卻為了治病救人，依然堅持把藥材送到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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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寧波疫情爆發時候，郎中們為了“大鍋藥”能即使送到百姓的手中，成立了專門的“送藥隊”。當時，郎中隊的隊友們背著藥桶，穿梭在寧波鼠疫大爆發的街巷中，挨家挨戶為民眾送藥湯。在1940 年 11 月，就有 5 名郎中在送藥過程中感染鼠疫去世，他們的名字至今可在寧波的“細菌戰受害者紀念碑”上。

在晉察冀邊區，民間郎中和當地百姓利用竹篩、彈殼等簡陋工具，將中藥制成丸劑和片劑，抑制瘧疾、流感等疾病的傳播和蔓延。

抗戰時候，中國民間郎中為救治百姓的努力，可謂是“一鍋草藥，救一城百姓；一顆仁心，抗萬千細菌。”

結語

可以看到，抗戰時候的民間郎中，雖然沒有先進的醫療設備，也沒有豐厚的資金報酬，更沒有基本的防護措施，卻憑借所掌握的中醫知識，以及“醫者仁心”的胸懷，堅持在細菌戰的防疫一線上。這些郎中用盡心血熬制的“大鍋藥”，乃是對抗細菌戰的“武器”，更是中華民族不屈不饒和團結互助精神的象征。

現在，中醫藥仍在抗疫中發揮作用，從抗戰的“大鍋藥”到新冠“清肺排毒湯”，治療疫情的千年醫學智慧從未褪色。

參考文獻：

[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侵華日軍細菌戰檔案匯編》，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