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寧軍,晚明鎮遼之精銳,縱橫關內外二十載,是局勢的壓艙石,是戰事的救火隊,但其留給后世的背影卻撲朔迷離,耐人尋味。經過一年多的籌備,“探秘關寧軍”系列文章正式上線,我將以《地形集》《軍制篇》《戰例考》《人物志》四大板塊為綱,全面探尋明末遼東,深度探秘關寧遼軍。
本文《探秘關寧軍·軍制篇之四十一——關寧鐵騎:名將靠家丁,家丁靠勇敢》是我“探秘關寧軍”系列的第四十七篇文章。
書接前文《探秘關寧軍·軍制篇40——三眼銃還是弓箭?關寧鐵騎用啥兵器?》,我們來客觀地談談“關寧鐵騎”的戰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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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騎兵
在戰術層面,關寧鐵騎并沒有強到無敵的程度——論紀律不如嘉靖朝的戚家軍,論短兵格斗不如萬歷時的侵朝日軍,論弓馬嫻熟也不如同時代的滿蒙護軍——但是,在啟禎年間的明軍序列中,關寧鐵騎是戰略確定性、持久性最高的部隊——關外的事可以依靠它,關內有事也能指望它,一用就是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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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寧鐵騎長期處于高強度動員狀態,積累了一大批經驗豐富的核心老兵——也就是前幾期文章一直在提的“武裝家丁”。
他們對自己的武力有清晰的認知,對敵人的武力有準確的判斷,老話說就是:
“行家功夫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這種對于戰斗的諳熟,賦予了家丁們過人的勇氣,它不同于新兵“初生牛犢”的魯莽,而是一種老練的底氣,是“這個場面我見過”和“一切盡在掌控”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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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忬《修陳末議以贊修攘疏》有云:家丁皆“驍勇絕倫之人”
19世紀的英國實踐派軍事家弗雷德里克·納圖施·莫德在其著作《騎兵論》的第一章中指出:
對指揮官來說,一支騎兵成功的重要標準是:
1.清楚認識到騎兵部隊能力的上限;
2.知道通過何種手段能使騎兵部隊達到這一上限;
3.無論承平還是戰時,都不顧個人名譽與危險,能以鐵一般的意志去完成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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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騎兵論》第四章,弗雷德里克直言:“騎兵,是一種需要部隊里每個人都具備膽量與勇氣的兵種。”
《烈皇小識》就記載過一個關于“騎兵勇氣”的戰例。
后金天聰五年(明崇禎四年,1631年)九月中下旬,大凌河圍城戰期間,皇太極親率護軍阻擊明朝援軍,雙方在錦州城外對壘,爆發了騎兵大戰。
幾個回合下來,雙方戰至僵持,都想誘使對方主動出擊,皇太極甚至不戴頭盔從明軍陣前縱馬掠過,以自己為誘餌,挑釁明軍,氣場極其囂張。
眼見金軍這邊士氣暴漲,明軍陣列中突然殺出一騎,直取皇太極,此人正是祖大壽之弟祖大弼。
原文記載大弼單騎突陣,十分勇猛:
「四王子(皇太極)免胄掠陣,大弼突出搏之,刃幾中馬腹,虜號曰“祖二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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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的家丁
那個時代的明軍,士氣普遍拉胯:一隊敗走,全軍潰散;談虜色變,聞戰喪膽。將帥貼身蓄養的家丁,往往擔負著戰場“強心劑”“定海針”的作用,以一當十是家常便飯。
據《明史·滿桂傳》記載:明廷派往遼東的督餉郎中楊呈秀“侵剋軍糧”,官兵們十分不滿,遂在副將徐漣的鼓動下嘩變,還一度包圍了袁崇煥的官署,但最終因為“憚(滿)桂家卒勇猛,不敢犯,結隊東走”。
幾百個勇武的家丁,兵不血刃就驅散數千烏合之眾,這是明季戰場內外的常見操作——特別是在鎮壓農民軍和彈壓兵變的場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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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八年,遼東兵變,馬永臨危受命,出任遼東總兵,“率家丁三百余人捕之(嘩變軍頭)”,無一人得脫,“竟以家丁立功”。
這三百人都是馬永履職西北時積攢的“赳赳老秦”,個個忠于馬永,驍健敢戰,故能以寡敵眾,平定兵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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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實錄》記載,馬永率其“驍勇善騎射”的三百余家丁鎮壓了嘉靖十八年的遼東兵變
明朝中期,大同屢次發生兵變,參將、總兵、巡撫接連遇害,一時間無人敢接這塊燙手山芋,明廷遂派名將梁震出馬。
據《九邊考·大同·經略考》記載:“梁震養家丁數百,俱勇悍……邊軍懾服不敢桀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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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震率五丁馳至云中,“(大同)鎮素憚震,由是貼服”
梁震的家丁經常教訓大同邊軍:“爾敢蔑主將者,恃其眾耳。我輩在此,無不當百,五步之內恐而不得其眾也。”
梁震的家丁很牛,個個自信能打一百個,他們是有這個資本的。據《明史·梁震傳》記載:大同總兵梁震“素蓄健兒五百人,前后百十戰,未嘗少挫”。
梁震去世后,他的家丁編入營伍,“邊將尤頗得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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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的金國鳳
還有一些將領,家丁人少勢微,縱使貴為總兵,也要吃憋。
崇禎十二年(1639年)十月下旬,時隔12年后,清軍再犯寧遠,守軍總兵金國鳳率部迎戰。
這一仗從早上(辰時)一直打到太陽偏西,奮戰在金國鳳身邊的,始終是包括其義子兼旗鼓金士桂在內的21個親丁,他們占據城北山岡高地,戰至“矢盡力竭”,仍不見大部隊跟進接應,最終孤軍被圍,全部陣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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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疇在戰后的報告中描述道:
「總兵金國鳳,素懷忠勇,見大眾無能力戰,營伍多有奔回……遂自率親丁數十人下馬與虜步戰,矢盡力竭,頭上脅下刀箭重傷,遂頃刻殞命于戰場」
洪承疇在報告中無情地揭露了“各營有監標、有鎮標、有撫標,號令不能通行,眾心不能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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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標”是太監直屬部隊;“鎮標”是總兵直屬部隊;“撫標”是巡撫直屬部隊
此戰中,監標和撫標對應的責任人分別是關寧總監高起潛、撫臣方一藻,他們的部隊不聽總兵號令倒也可以預見(其實參戰的還有“道標”,即寧前兵備道丘民仰的部隊,但洪承疇沒提),最可悲的是這個“鎮標”。
鎮標按理說是總兵自己的部隊,卻為何見死不救?
其實,此戰中的鎮標部隊,本身就不是一個整體,具體是由副總兵周祜(領中權中營),參將李永功(領團練左營)、都司張國壽(領團練右營)以及內丁都司許成功(領在營家丁)這四位共同負責。
共同負責,等于共同不負責,結果可想而知。
尤其可悲的是這個“內丁都司”——我們這幾期文章一直在講家丁如何如何給力,是主將可以信賴的心腹,但這么一看,到了動真格的時候,在營家丁還是不如隨任家丁靠得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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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遠一戰七個月后,中權中營坐營副將周祜隨吳三桂在杏山迎戰清軍,“眉胸中二槍,身負三箭”而亡,結局壯烈
金國鳳殉國后,明廷痛定思痛,大幅強化了總兵事權,以避免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但從客觀事實上來看,他們的操心也是多慮了,因為他們選擇的繼任者是吳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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驍勇的夷丁突騎
吳三桂,吳襄之子,祖大壽的外甥,他們這一系遼西土生土長的軍閥世家,對“事權不一”的抗性更強,因為他們手中握有朝廷經制外的精銳部隊——“夷丁突騎”。
據《綏寇紀略·補遺上》記載:吳襄曾向崇禎皇帝介紹,他豢養了三千家丁,“臣(吳襄)所食者粗糲,三千人皆細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紈羅紵綺。故臣能得其死力”。
后來,吳襄退休,去京城養老,吳三桂接手了這“三千家丁”,帶領他們在松山、杏山一代和清軍“拉鋸”,打出了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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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十三年(1640年)九月上旬,明清兩軍在松山一代接觸,多爾袞孤軍犯險,東協副總兵祖大樂、團練鎮總兵吳三桂、分練鎮總兵劉肇基三軍聯合出擊,雙方在松山以西的黃土嶺狹路相逢,爆發混戰。
明清兩軍從中午開始,一直打到日落方才收兵,均宣稱自己取得了勝利,但總的來說,清軍損失更小,被割首級只有個位數,反觀明軍一邊,僅吳三桂一部事后上報的陣亡人數就達到162人,損失戰馬168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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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吳三桂傳》記載:吳三桂有“夷丁突騎數千,尤為雄悍,敵望之輒遁”
期間很多精彩的戰斗瞬間也被記錄下來,例如吳三桂在戰報中稱曾遭遇清軍一頭目:
「內有猙獰一賊,率領黃旗,其盔鎧鞍轡裝飾獨異,每陣躍馬爭先」
吳三桂麾下內丁守備吳用仁率眾圍攻之,亂箭攢射,此酋墜馬,吳三桂令人速取首級,卻遭清軍“抵死撲救”,雙方遂圍繞這位“墜酋”(中箭墜馬,生死不明)展開激烈爭搏,引發了一場“環擁攢砍”的大亂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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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洪承疇評價道:
「遼東馬兵驍勁,前后與賊沖戰,最后猶能擁護步兵,共斬四級,則馬兵之銳氣自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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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疇:“遼東馬兵驍勁,前后與賊沖戰……”
「所惜(關西)步兵素未經練,倉促轉調,安營未定,賊已先沖,故傷亡之數甚多」
「關內西兵馬戰不能如遼東之驍勁,而馬步相兼炮火整齊,故能往來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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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疇:“關內西兵馬戰不能如遼東之驍勁……”
崇禎十四年(1641年)四月末,明清兩軍再戰松山城下,吳三桂率領這三千家丁坐鎮西石門,這里是明軍陣列的最左翼,首當其沖。
明方史料記載:
「賊虜先自西石門突出精騎七八千,團練鎮將兵鼓銳當先,直沖十余合,兵氣強勁,虜鋒被挫,當陣斬虜首十顆」
三千關寧鐵騎,面對清軍主力的強勢壓迫,以38人陣亡、38人重傷、48人輕傷的代價守住了西石門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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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將靠什么?
土生的遼西軍事貴族,很少到外鎮任職,根基就在遼西,因而有條件穩定經營家族產業,也就養得起千人規模的私人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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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聯想一下前文提過的那些名將:
李成梁,鐵嶺人,本地發跡履職遼東,蓄養四千健兒,積功封寧遠伯爵;吳三桂,前屯人,本地發跡履職遼東,蓄養三千突騎,明朝滅亡前加封平西伯爵;梁震,陜西人,山西發跡履職大同,蓄養五百悍丁(稍遠些,少養點),朝廷倚重,縱橫九邊,“救火隊長”般的存在。
這些是靠著在發跡地附近長久扎根,私營產業,故家丁人多勢眾,功成名就的案例。
而那些四處調任,沒有穩定產業的將領,就沒法養活這么多家丁了,結局也就更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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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我們在《探秘關寧軍·軍制篇37——“關寧鐵騎”是私人武裝嗎?》和《探秘關寧軍·軍制篇38——“關寧鐵騎”到底是群什么人?》中提到的那位副將程彥勛嗎?雖然任職經歷很豐富,但輾轉調任也耗盡了他的家底,僅能勉強養活二百人的隨任家丁。
這二百人,就是關鍵時刻能陪他共生死的人(大小戰守,靡不同生死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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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末戰場交鋒的規模、規律來看,100人是個坎——通常的混戰,三位數的親隨護衛足以保主將周全,達到四位數就能建立功勛——而如果人數少于100,就危險了。
如趙率教,陜西人,外地將領履職遼東,經營前屯衛時只帶了38個家丁,后來發跡,鎮守山海關,跟在身邊的可能還是那幾個人,己巳之變時力戰身亡;金國鳳,宣府人,外地將領履職遼東,官至寧遠團練總兵,陣亡時貼身家丁21人。
當然,家丁多了也要編營入伍,從下期文章開始,我們就來研究“關寧鐵騎”的營制劃分和編制序列。
作者/首發時間:/20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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