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唯一被判處死刑的老紅軍

1970年3月11日上午，幾輛警車駛入江蘇省常州市西郊五星橋北側的一處公墓。幾個公安人員從中間的一輛囚車上押下一個身材高大頭發花白的老者。五花大綁的老者被警察喝令跪在地上。一聲槍響，老者血流滿面橫尸當場。

這個被執行槍決的老者不是汪洋大盜，不是土匪蟊賊，而是一個早年參加革命，南征北戰，出生入死，為共和國的建立立下赫赫戰功的老紅軍戰士，一個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的革命老人。

他叫蔡鐵根，他是因為在自己的日記上對建國后動蕩不安的社會做了一些反思而被當作反革命執行槍決的。被自己奮斗了三十多年的共和國執行死刑時，他已是五十九歲的花甲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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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蔡鐵根出生于河北省蔚縣大磨鄉塔頭村的一個富裕農家。因家境較好，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31年，蔡鐵根以優異成績考取了當時國內極負盛名的廈門大學。1936年12月，蔡鐵根冒死輾轉來到延安，在紅軍總政治部做了名宣傳干事，并于次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戰爆發后，蔡鐵根編入八路軍115師，東渡黃河，開赴敵后，投身于抗日戰爭的滾滾洪流。抗日戰爭時期，蔡鐵根先后任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冀熱察挺進軍騎兵大隊政治教導員，冀熱察挺進軍第九團政治處副主任，中共桑干河區工委書記兼廣靈區大隊政治委員。參加了平型關和平西抗日根據地歷次反“掃蕩”戰斗。

解放戰爭時期，蔡鐵根先后任晉察冀軍區第一野戰軍冀察縱隊第七旅政治部主任、晉察冀野戰軍第二縱隊七旅政治部主任，參加了綏遠、張家口、古北口、懷來、新保安、太原等戰役。新中國成立時，蔡鐵根已成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軍政大學政治委員，一總隊總隊長。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盡快建立一支強大的正規化現代化的人民解放軍，中央軍委決定成立陸軍大學，為我軍培養高級指揮員。劉伯承元帥決定把校址設在南京原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并決定將校名改為軍事學院。

開學后，蔡鐵根和許多軍隊中的高級干部一起，成為了軍事學院高級系的第一批學員。1952年夏，蔡鐵根以全優的學習成績從軍事學院高級系畢業，調任軍委軍訓部任條令處長，一年后又升任訓練總監部條令局局長，參與制定編撰我軍第一部正規化內務條令。1953年7月，該內務條令經蔡鐵根修改定稿，國防部長彭德懷審閱，毛澤東主席審查批準在全軍頒布實行。1955年6月，劉百承元帥親自點將，將蔡鐵根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軍事學術史教授會副主任，戰史教授會主任。

建國初期，毛澤東號召我們國家團結在蘇共周圍，一切向蘇聯學習，政治上向蘇聯一邊倒。因此，軍事學院課程設置和訓練安排都照搬了蘇聯那一套。軍事學院的軍事教程在戰史戰役戰例上，也多講的是蘇軍在二戰時的著名戰役經驗。而且，為了加快我軍的現代化建設，劉百承元帥給學員的學習時間和考試制度都制定得很嚴格。

個別農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的部隊將領在學校學習感覺吃力，對學校的規章制度頗為不滿，1956年2月，有原四野在軍事學院學習的將領給林彪寫信，攻擊軍事學院只講蘇軍二戰經典，不說我軍的三大戰役。還別有用心地編造說，劉百承元帥在學校公開說，毛主席的游擊戰過時了，小米加步槍落后了。同樣是游擊戰出身的林彪看后對劉百承元帥很忌恨，就去向毛澤東主席告御狀，說軍事學院存在嚴重的教條主義，不讓黨員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只學習外國軍事思想。

并說：蔣介石就是依靠黃埔軍校起家的，劉百承把軍隊所有的高級將領都吸收到軍事學院學習，將來部隊的將軍們都是劉的學生，以后的軍隊就不姓毛，要姓劉啦。林彪的話引起了毛澤東對劉百承的猜疑和忌憚，于是下令國防部長彭德懷調查軍事學院的教條主義。

1957年2月，彭德懷派出了以陳賡、黃克誠大將為首十二人調查組，頗有聲勢地開進了軍事學院，對軍事學院的“教條主義”展開調查。一個月后，調查組給軍委的調查報告稱：“軍事學院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表現在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太適應。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后，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

林彪看過報告后說：“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軍事學院，司令部在我們訓練總監部。”于是，毛澤東主席安排彭德懷在軍事學院和訓練總監部開展反教條主義。

1958年的5月到7月，彭德懷主持在北京三座門國防部會議廳召開了時間長達兩個月之久的軍委擴大會議，軍隊一千多名高級將領參加了會議，主持南京軍事學院工作的劉伯承和一批從事軍隊正規化建設訓練教育工作的同志如葉劍英、粟裕、蕭克、李達、郭天民、陳伯鈞、鐘期光等受到了激烈的批判。訓練總監部工作的不少同志如李鐘奇、吳偉、趙凌漢、葉楚屏、揚海、陳緒英等則干脆成了“肖克、李達反黨集團”的成員。

1958年7月10日，軍委擴大會議改在北京懷仁堂舉行。這一天，毛澤東親自參加了會議。在會上，毛澤東主席點名批評了劉百承元帥和主持訓練總監部工作的蕭克大將。不少主管軍隊訓練和教育工作的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圍攻，66歲高齡的劉伯承和葉劍英、粟裕、蕭克、李達等人都被迫上臺做了檢討。1953年由蔡鐵根主持編撰的軍隊《內務條令》因是參照當時蘇軍的條令編寫的，觸動了部隊中一些政工人員的地位與職權，引起了政工人員尤其是總政治部的強烈不滿，也被當作教條主義受到了一些與會將領的激烈批判。蔡鐵根被責令上臺檢討。

蔡鐵根是個剛直不阿敢說真話的軍人，他認為自己沒有錯誤，不愿意做檢討。他問軍事學院政委鐘期光將軍：“政委，還有沒有道理？共產黨就不講真理嗎？”鐘期光苦笑著回答：“我的同志，難道你不知道真理也要服從組織嗎？”

輪到蔡鐵根上臺檢討了。他還沒有開口說話，下邊一些對《內務條令》不滿的將領便一片謾罵：“操他媽！”、“拉出去槍斃！”、“狗娘養的！”…… 蔡鐵根氣急了，便大聲抗辯：“你們錯了，內務條令是經軍委審閱，彭德懷部長審查，毛主席批準頒布實施的！”

會場一片嘩然。主席臺上一個上將氣急敗壞地喊道：“把他拉下去！”于是，一個中將沖上臺來，伸手打了蔡鐵根兩個耳光，又有人沖上來，扯下了蔡鐵根的肩章領章帽徽，七手八腳地動手將他拉了下去。

1958年10月，南京軍事學院奉命對蔡鐵根進行了“徹底清算”，決定對蔡鐵根開除黨籍、軍籍，剝奪軍銜，行政上連降五級，調離部隊，轉交地方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
總政則在1959年4月的批復中又加上了一句可再降一級（降到副團級）。因為處理無法可依，蔡鐵根被補劃為“右派分子”。而其時“反右”斗爭已過去一年多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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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鐵根被處理后，其妻怕受牽連，堅決地與他離了婚另嫁他人。1959年5月，蔡鐵根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來到江蘇省常州市，到機械工業局做了名巡視員。

其時正值“大躍進”如火如荼的年代，蔡鐵根的任務是下到常州的工廠督促各單位增產“放衛星”。他以巨大的毅力忍受著精神上的痛苦和長期艱苦戰爭生活給他身體上帶來的傷痛，投入到一個他并不熟悉的新的工作中去。

慢慢地，蔡鐵根有了一群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他們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心地磊落的蔡鐵根常常會對朋友談及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對國家前途和政策的憂慮和不解。蔡鐵根沒想到，這些所謂的朋友中，也會有一些落井下石的小人，會做出賣友求榮之事。

在工作中，蔡鐵根認識了一個叫曹二谷的轉業軍人。此人原來是一家工廠的秘書，１９６０年１０全家被下放到宜興縣丁蜀鎮。此后，二人繼續保持書信往來。在信中，蔡鐵根曾經流露過對現實生活的不滿。1961年2月，蔡鐵根還花錢帶曹二谷在湘江紹興旅游了幾天。

1962年5月，曹二谷因參加當地教師搞的“青年學社”組織，被宜興縣公安局傳訊。傳訊中，曹二谷交代說，他和常州市一個“右派分子”蔡鐵根是朋友，并且交出蔡鐵根先后寫給他的１９封信。公安局讓曹二谷密切注視蔡鐵根的動向。

曹二谷希望通過在蔡鐵根問題上立功，然后全家再遷回城市。于是從１９６３年７月至１９６６年６月，曹二谷先后到蔡鐵根家里去過十多次次。蔡鐵根喜歡喝酒，曹二谷每次去總帶上幾瓶酒，先把蔡灌醉，再記下他酒后露出的“真言”。但是，公安局認為，沒有足以證實蔡鐵根進行所謂“反革命活動”的證據。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常州城也陷于大混亂中。1966年8月27日，常州市工業局人保科長和一群紅衛兵氣勢洶洶地闖進蔡鐵根家門，翻箱倒柜，抄家搜查。最后，搜出了厚厚一摞40多本日記。

蔡鐵根有記日記的習慣。被貶常州后，他仍堅持記日記，在日記中記下了自己蒙冤的委屈，對三年自然災害的看法，對社會狀況、國民經濟生活和一些政策的意見，還有對康生和毛澤東的批評。他不愿意自己的日記被人拿走，他大聲對那些抄家者吼道：“放下我的日記，日記內容擴散了，我不負責任。”

但那些人不顧他的阻攔，拿了他的日記，如獲至寶，揚長而去。
蔡鐵根的日記很快被送到公安局。不久，常州公安局便通知曹二谷來到常州，對蔡鐵根“深挖猛批”。為了立功，曹二谷在公安人員的授意下對蔡鐵根做了些捕風捉影的誣蔑陷害。蔡鐵根曾帶曹二谷在浙江紹興旅游。軍人出身的蔡鐵根走到哪兒都愛觀察地形。當時，臺灣蔣介石匪幫正在叫囂反攻大陸。蔡鐵根對曹二谷說，蔣介石回來了，他會帶人在紹興的山上打游擊。而曹二谷卻對公安人員說，蔡鐵根有組織武裝上山打游擊，建立反革命游擊根據地的企圖。

1966年9月17日，蔡鐵根被常州警方拘留，幾天后，警方又拘留了與蔡鐵根來往密切的李業舫、余須涌和屠蘇。半月后，被牽連入獄的多達上百人。最后，這些人中有四十五人被定為“蔡鐵根黑幫分子”。

蔡鐵根入獄后，對于逮捕他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在第一次審訊中，他對審訊人員說：“憑什么審訊我？我犯了什么法？十六條里，我夠上哪一條？把我關了十幾天有什么根據？依什么法律？”對方理屈詞窮，只好打了他幾拳。

在蔡鐵根的一生里，這已是第三次坐牢了。第一次，是國民黨的監獄。那是1936年。那時，他為了抗日，在陜西參加了王以哲的東北軍。因有文化，在師部做了個參謀。但那軍隊卻不抗日，而是開往陜北打紅軍。蔡鐵根就暗中聯絡了隊伍里三十多個愿意抗日的熱血青年，大家準備拖槍去投奔紅軍。但事情最后敗露了，蔡鐵根也被關進了監獄里。借著放風的機會，蔡鐵根翻過高墻逃了出去，奔波幾天幾夜終天跑到了延安參加了紅軍。

第二次，是日本人的監獄。那是1938年，蔡鐵根在平西根據地做冀熱察挺進軍騎兵大隊政委。根據地附近的山上，有一股百十人的土匪武裝。蔡鐵根赤手空拳深人匪窟，將土匪改編為我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黑馬隊。他帶著這支隊伍越過平漢線，到處撥炮樓，燒據點，使日軍聞風喪膽。后因叛徒出賣，他被日軍俘虜，受盡酷刑。但幾天后，他在獄中組織難友們奪了日寇的槍逃出了魔窟回到了部隊。他沒想到，這第三次，會坐的是自己為之奮斗了三十多年的新中國的牢房。

1969年11月，常州市公檢法軍管會決定將有關涉案人員集中在一起，深挖猛追。辦案處所戒備森嚴，窗戶都糊得嚴嚴實實，與外界完全隔絕。每天連軸審訊，威嚇、誘供、逼供，無所不用其極。最后一次，所有罪犯一律用噴氣式刑罰押上臺，拳腳相加，進行批斗。1970年3月11日宣判書下達，認定“以蔡鐵根為首的反革命組織在常州大肆進行反革命活動，攻擊紅太陽，企圖上山打游擊建立反共根據地，判處蔡鐵根、吳翼兩人死刑，立即執行。”

1970年3月11日上午9時40分，蔡鐵根這位跟隨共產黨革命幾十年的老紅軍，倒在了常州西公墓刑場上，倒在自己黨的槍口下。他死時，他最大的兒子剛剛十二歲，最小的女兒僅僅九歲。

蔡鐵根被捕時，他最大的兒子才9歲。三個幼小的孩子以反革命子女的身份度過了14年難以想象的苦難歲月，生活中充滿了屈辱、恐怖和危臉，精神和身體上留下了永遠難以平復的傷痕。

粉碎“四人幫”后，１９７８年１月，在蔡鐵根一些生前好友的資助下，他的三個孩子到北京上訪。在胡耀邦、黃克誠、蕭克、李達等一大批領導同志的直接關心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蔡鐵根的冤案終于昭雪，他被定為烈士，骨灰盒安放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