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秀虹：論明代建陽刊小說的地域特征及其生成原因

建陽書坊刊刻小說的歷史很長，但就現存刊本來看，宋元時代刊刻的小說還不多，大量刊行小說是在明代。而從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虞氏書坊刊刻平話，到明代正德六年（1511）楊氏清江書堂翻刻《剪燈新話》和《剪燈余話》，一百余年間建陽書坊少有小說刊本傳世。

清江書堂刊本《剪燈新話》

與明代小說發展潮流相一致，建陽書坊刊刻小說興盛于嘉靖以后。根據筆者統計，明代建陽刊小說版本至少有131種[1]，其中絕大多數刊刻于萬歷和萬歷以后。

一、書坊定位與官方政策

明代小說興盛于嘉靖以后，這一發展狀況固然是由小說創作的情況所決定的，但我認為與建陽書坊有很大關系。因為明代前期建陽書坊刻書占市場份額很大，建陽書坊的刻書與經營狀況對于圖書的市場流通具有重要的決定作用，明代小說的傳播也受此影響。

從文本流傳來看，明代前期小說編撰和傳播的主流顯然是文言小說。成書于洪武十一年（1378）的《剪燈新話》在文人圈中影響極大，此后仿作很多。

明代前期廣為流傳的另一類文言小說是以元代《嬌紅記》為發端的中篇傳奇，到嘉靖時期至少已出現十幾部。這兩類小說坊間多有刻本，傳播相當廣泛。此外，繼承前代傳統，明代前期更有大量的文言小說集、文言小說叢鈔等選編與傳播。

然而，建陽書坊卻很少刊刻文言小說，建陽書坊刻書似有明顯的語體傾向。

宋代建安刻書中有《夷堅志》和《類說》，但屬于官刻。宋元書坊所刻文言小說現存只有宋麻沙鎮虞叔異宅刻印《括異志》十卷、元至正年間建安書肆雕印《新編連相搜神廣記》等不多的幾種。

明代宣德正統間建陽知縣張光啟刊刻《剪燈新話》和《剪燈余話》，不久遭禁毀，建陽書坊遲至正德六年才有這兩種小說的翻刻，但此后也未見重刊[2]。

此外，確證為建陽書坊刊的文言小說現存只有數種，即弘治十七年（1504）書林梅軒和江氏宗德書堂刻印雷燮《新刊奇見異聞筆坡叢脞》一卷，萬歷二十三年（1595）書林熊體忠宏遠堂刻印明莊鏜實輯《新刊列仙降凡徵應全編》二卷，書林陳應翔刻印唐牛僧孺撰《幽怪錄》四卷、附李復言撰《續幽怪錄》一卷，以及書坊承刻樂純《雪庵清史》等。

《續幽怪錄》

就是在中篇傳奇暢銷、書坊爭相刻印的萬歷年間，留存至今的建陽書坊刻書中也僅見雙峰堂刊余象斗編《萬錦情林》六卷、萃慶堂余泗泉刊《新刻增補全相燕居筆記》十卷。這在繁盛的建陽刻書中比例實在是很小的。

雖然現存刻本并不是當時刻書的全部，但與白話小說等其他類型刻書相比，就刻書的存佚概率來說，現存各類型刻書的比例基本體現當時刻書的大致情況。

建陽書坊很少涉足文言小說的刊刻，與書坊的讀者定位有關。建陽書坊刻書就內容來說以普及為主，偏重于正經正史，特別多經史類普及讀物，包括啟蒙、科舉輔助書，同時多刻與百姓日用密切相關的醫書、通俗類書等。

元代以后開始刊刻白話通俗小說，面向下層民眾這一普通讀者階層。文言小說使用文言敘事，大量插入詩詞文賦，表現文人生活和文人的觀念世界，充滿文人情趣，與識字量少、關心自己市井經驗的下層民眾離得很遠，不為市井大眾所接受，因而，面向市井大眾的建陽刻書也就很少留意這類小說。

《水東日記》

但語體的選擇只是建陽書坊小說刊刻狀況的一個方面。因為明代前期也存在通俗小說的編撰和傳播，從葉盛（1420-1474）《水東日記》卷二十一“小說戲文”的記載來看，當時書坊刊刻不少“小說雜書” [3]。而建陽書坊同樣少有刊本。

那么，為什么明代前期建陽書坊很少刊刻小說呢？有人認為是刻書業不夠發達的原因。事實上，元明之際的戰火雖然燒毀了建陽書坊一些板片，但并沒有毀滅性的打擊。

明代前期，據顧炎武《鈔書自序》，至于正統年間，“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 [4]。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太祖“命禮部頒書籍于北方學校。上諭之曰……向嘗頒與五經四書，其他子史諸書未嘗賜予，宜于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5]。

清代施鴻保《閩雜記》稱：“麻沙書板，自宋著稱。明宣德四年（1429），衍圣公孔彥縉以請市福建麻沙版書籍咨禮部尚書胡瀅，奏聞許之，并令有司依時值買紙雇工摹印。”[6]

明代嘉靖年間周弘祖《古今書刻》統計各地刻書，以福建最多，而福建又以建陽書坊最多，達367種，比南京國子監和各省都多。以私人之力統計必然不完全，但由此可見明代前期建陽書坊刻書之盛。

在如此繁盛的刻書中少有小說，當然有著多方面的內外因，我認為影響建陽書坊明代前期刻書狀況的因素首先在于官方的政策導向。

一方面，明初建陽書坊的地位很高，明代前期全國的科舉應試之書多出于建陽書坊，書坊承接了許多官方委托刻書的任務。

《明代建陽書坊之小說刊刻》

如成化二十三年（1487），禮部尚書丘濬進呈《大學衍義補》一書，孝宗命“謄副本下福建書坊刊行”（孝宗弘治實錄）卷七），丘濬《大學衍義補》最早的刊本即為弘治元年（1488）建寧府刊本。

成化十六年（1480），福建按察司僉事余諒請建陽書坊刻印丘濬輯《文公家禮儀節》八卷。當時福建巡撫、巡按以及建寧府、建陽縣的官員、書院大量刻書，刻書地點多為建陽書坊。

建陽書坊的地位源于明王朝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元代仁宗延祐年間（1314-1320）恢復科舉，就詔定以朱熹《四書集注》試士子。

明朝朱元璋推崇朱子學，洪武二年（1369）詔令天下立學，規定：“國家明經取士，說經者以宋儒傳注為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為主。今后務須頒降《四書五經》、《性理》、《通鑒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歷代誥律典制等等書，課令生徒誦習講解，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7]

這一政策對建陽書坊的發展非常有利，因為建陽是閩學中心、理學淵藪，是朱子一生講學終老之地，而且建陽書坊刻書向來以儒家經典為主，自宋代以來就特別用力于科舉考試用書，在讀書士子中擁有廣泛的市場。

《（萬歷）建陽縣志》

當時官方還規定理學諸子后裔可優免徭役，萬歷《建陽縣志》卷三“籍產志”之“賦役”載：“本縣昔為先賢所萃之鄉，故各家子孫俱得優免。朱文公伍拾丁石，而蔡西山壹拾玖丁石，游廌山、張橫渠各壹拾陸丁石，劉云莊壹拾肆丁石，劉瑞樟、熊勿軒各捌丁石，黃勉齋伍丁石。蓋士夫舉監生員吏承之優免，各縣所同，而先賢子孫之優免，則本縣所獨也。”[8]

為了取得這種優惠待遇，建陽刻書世家往往以名賢后裔自居，如劉弘毅慎獨齋刻印《十七史詳節》，就標明“五忠后裔”、“精力史學”。[9]

在這樣濃郁的文化氛圍中，當時無論官刻、家刻、坊刻都以理學名著為主，多刻宋元理學諸子著作。悠久的刻書歷史、理學名家的良好聲譽和特別有利于建陽刻書發展的政治文化氛圍，吸引了國子監乃至各地名士把經典著作和理學新作寄發建陽書坊刊刻。所以，建陽書坊稿源相當充足，銷量也 大。

另一方面，當時官方對文藝的管理也使得書坊不敢輕舉妄動刊刻違禁書籍。

關于明代前期戲曲、說唱傳播的禁令為學界所熟悉，如洪武六年（1373）詔令禁限戲曲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賢神像，這條禁令被寫進了洪武三十年（1397）正式頒布的《御制大明律》，永樂九年（１４１１）又再次出榜禁同類詞曲的演出、收藏、傳誦、印賣[10]。

這樣的規定對說書同樣有效，據褚人獲《堅瓠集》辛集卷二記載，就是在后來通俗文藝已經頗為繁榮的嘉靖、隆慶年間，王世貞的兒子王士骕還因為奴仆說平話而致罪[11]。

清抄本《堅瓠集》

而關于小說傳播的禁令現在所見似乎與建陽刻書關系較為密切。建陽書坊發展繁盛，必然也會產生一些非“經史有益之書”，由于建陽和建陽書坊引人注目的地位，“道所從出”、“文章萃聚”，官方對建陽刻書業的管理也較嚴。

如宣德正統間建陽知縣張光啟刊刻《剪燈新話》、《剪燈余話》后不久，明正統七年（1442），“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言五事……近年有俗儒假托怪異之事，飾以無根之言，如剪燈新話之類，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至于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日夜記憶以資談論，若不嚴禁，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惑亂人心 ，實非細故，乞敕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提調學校簽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歷去處，凡遇此等書籍，即令焚毀，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為邪妄所惑。詔下禮部議，尚書胡瀅等以其言多切理可行，但欲取太醫院藥于本監治病原無舊例難從。上是其議。”[12]

李時勉的奏疏有可能是針對張光啟刊刻《剪燈新話》、《剪燈余話》而發的。李時勉的奏書中雖言“剪燈新話之類”，而沒有直接提《剪燈余話》，但可能更為直接導致李時勉上書的是《剪燈余話》。

明萬歷間黃正位刊本《剪燈余話》

《剪燈新話》自洪武十一年成書，至此四海流傳四十余年，且已多有刊本。《剪燈余話》大約成書于永樂十七年，張光啟刊本是《剪燈余話》的第一個刻本。

《剪燈余話》作者李昌祺與李時勉同鄉且為同年進士，曾經是好朋友，李時勉為李昌祺詩集作過序，永樂十八年還為李昌祺的《至正妓人行》作過跋，張光啟刊本《剪燈余話》附《至正妓人行》及諸名公跋，李時勉之跋也在其中。

收入李時勉等名公之跋顯然是為了提高《剪燈余話》的身價，但是否正因為如此而更引起李時勉的注意乃至反感呢？

歷史細節無法還原，但從李時勉為《至正妓人行》寫的跋可以知道，李時勉不贊成李昌祺撰寫這樣的作品，認為“公為方面大臣，固當以功名事業自期”。

對比《剪燈余話》諸篇，《至正妓人行》已屬雅正。對于《至正妓人行》李時勉尚且認為不當用力于此，更不必說《剪燈余話》諸篇的“怪異之事”、“無根之言”；而且比之《剪燈新話》，《剪燈余話》對于男女之情更多露骨描寫，觸犯時忌的內容也更多，多處譏刺永樂朝“失節”大臣，“同時諸老，多面交而心惡之”[13]。

李時勉是明代著名的理學名臣，《明史》有傳，為了維護禮教，甚至曾經“廷辱”洪熙皇帝，據說洪熙皇帝就是被他氣死的。

可以想見，李時勉若讀到《剪燈余話》，必然如鯁在喉。正統六年，李時勉任國子監祭酒，兢兢業業教誨國子監學生，終于因為“經生儒士多舍正學不講”、沉迷于《剪燈新話》一類的小說而慨然上書建議禁毀。

《剪燈余話》卷首

而從“上是其議”看來，李時勉禁書的建議必然被采納了，因為此后二十多年不僅《剪燈新話》、《剪燈余話》未見傳本，其他小說也少有流傳，從現存刊本來看，成化以后才逐漸開禁。

又據施鴻保《閩雜記》記載：“宏（弘）治十二年給事中許天錫言今年闕里孔廟災，福建建陽縣書坊亦被火，古今書板盡毀，上天示警，必于道所從出、文所會萃之處，請禁偽學，以崇實用。下禮部議，遂敕福建巡按御史釐正麻沙書板。又嘉靖五年福建巡按御史楊瑞提督學校副使邵詵請于建陽設立官署，派翰林春坊官一員監校麻沙書板，且有官監校矣。”[14]

在建陽書坊這么一個偏僻的小地方設置一名專任官員， 可見中央政府對建陽書坊的重視，也可見建陽書坊之繁盛。嘉靖十一年（1532），福建提刑按察司還專門就建陽書坊刊刻的四書五經出了一道牒文，明文規范刻書的文字差訛和版式問題。可見政府的監管是有力的。

所以，明代前期建陽書坊少有小說刊刻決定于當時小說創作情況，但也與書坊的讀者定位和官方的政策導向與文化管理有關。

《建陽刊刻小說與地域文化關系研究》，涂秀虹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9月版。

二、題材選擇與理學的影響

建陽書坊的經史類典籍和理學著作的刊刻自明代中葉以后有所衰退 ，一方面是因為統治階層日益腐敗，無力倡導和維護理學，另一方面是心學的興起使理學熱潮弱減。

心學的興起對于建陽的文化思想影響不大，但客觀上影響了建陽書坊刻書的稿源和銷售。又根據《建陽縣志續集·典籍》記載：“天下書籍備于建陽之書坊，書目具在，可考也。然近時學者自一經為書，外皆庋閣不用。故板刻日就脫落。況書坊之人茍圖財利，而官府之征索償不酬勞，往往陰毀之以便己私。不可慨嘆。故今具紀其所有者，而不全者止錄其目。好古而有力者能搜訪訂正而重刻之以惠后學，亦一幸也。”[15]

由此可見，明代中期建陽書坊刊刻經史類典籍乃至科舉參考書的衰退有著諸多具體的原因，其中越來越暴露弊端的八股取士制度對于建陽刻書有很大影響。建陽刻書的巨大支柱是輔助科舉考試和蒙童學習的經史類普及讀物，但八股考試改變了從前士子遍讀經史的學習方式，使得建陽刊刻的經史類圖書失去了銷路而萎縮。而官府的征索又加重了書坊的負擔，加劇了書坊的衰落。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又由于此時全國小說圖書市場逐漸興盛，建陽書坊因為本來就有著良好的通俗圖書刊刻傳統，所以，通俗小說很快成為書坊刻書的支柱品種。

明代建陽小說刊本現在所知131種，從萬歷年間余象斗刊刻《三國志傳評林》之《三國辯》、《水滸志傳評林》之《水滸辨》看來，現存的刊本只是當時刻書中的一部分，佚失的版本應該比現存的還多。

余象斗刊本《三國志傳評林》

但是，建陽刊刻的通俗小說仍然有著建陽這個“閩邦鄒魯”、“道南理窟”明顯的地域特色。這一地域特色充分體現在建陽刊小說的題材選擇上。檢視目前所知建陽書坊刊刻小說，可見其明顯的題材特征，即以講史、神魔、公案三種類型為主，其中講史小說刊本69種，神魔小說刊本27種，[16]公案小說刊本18種。

從現存刊本來看，建陽書坊少有人情小說。人情小說在明代后期的主要類型是“艷情小說”，這類小說在嘉靖后期開始出現，到萬歷后期形成高潮，像《如意君傳》、《癡婆子傳》、《浪史》等作品大量出現，但是，現存刊本多出于江浙一帶，而建陽刻本今見惟有種德堂刊《繡榻野史》。

其中“種德堂”是建陽熊氏書坊之一，但此《繡榻野史》不一定刊刻于建陽，因為明代后期熊氏種德堂在金陵有分店，其刊本有一部分刻于金陵。[17]而此本《繡榻野史》不是建陽刊小說常見的上圖下文版式，而是圖版夾于正文中間，左右兩半葉合成一幅，上下卷各十二幅，是江南刊小說常見的版式。[18]

我們不能以現存小說刊本情況斷言建陽書坊不刊艷情小說，但從存本在題材類型上的比例可以推斷建陽書坊有著較為明顯的題材取向。

《增訂建陽刻書史》

以《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為典范的講史小說無不是以綱常義理為旨歸，宣揚忠孝節義、懲惡揚善。建陽書坊組織編撰和刊刻的神魔小說雖然是在《西游記》影響下產生的，但實際上都融合了講史小說的影響，是講史小說發展的一個支流。

這些神魔小說顯然不同于傳統的志怪小說以鬼神為表現對象、追求怪異的敘事趣味，而是通過神仙佛道的修行故事，達到教人向善的目的，所以與講史小說實異途同歸， 為儒教之補。

而公案小說向來被視為廣義的講史類小說，建陽書坊刊刻的公案小說還經常與法律文書上下欄刊刻，是普及司法知識的一種手段，也是法律文書的派生物，當然既有益于教育，又符合理學的精神。

事實上，結合建陽書坊對通俗小說題材的選擇來觀照文言小說，我們會發現建陽書坊刊刻小說的語體傾向也主要取決于題材的選擇。文言小說中的剪燈系列和中篇傳奇在題材上屬于人情一類，特別是被稱為“話本”的中篇傳奇，其題材與通俗小說之艷情一類相接近。正因為題材的原因，建陽書坊極少刊刻。

從建陽書坊刊刻小說的題材取向，我們不由得想到程朱理學最為人們所熟知的一句“語錄”：“明天理，滅人欲。”在通行的文學史和常見的文學研究論文中，說到程朱理學無不視之面目可憎，古代社會后半段社會生活的所有不合理，乃至文學發展之癥結幾乎都歸之于“理學殺人”、“以理害情”。

幾百年來人們對朱熹理學太多誤解，朱熹思想在元明清三朝被樹為官學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很多文人又往往因為政治話語的需要有意曲解朱熹思想。

《朱子全書》

事實上，朱熹集儒學之大成，建立了倫理、哲學、政治三位一體的倫理型理學體系，這一思想體系確實以“三綱”“五常”、“明天理、滅人欲”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但“三綱”“五常”思想其實早在《尚書》中就已萌芽，《論語》就已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千百年來成為封建社會普遍遵循的最高的道德原則，有其恒久的合理性。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朱熹強調“欲”與“人欲”的區別，“欲”是人性的本然，“食色性也”[19]，而“人欲”則是人所追求的私欲邪念，所以朱熹強調以理節欲。

有學者指出，這種表彰普遍道德原則的心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理性自覺，表達了在天、地、人三才之中，追求理想人格和完善道德原則，以更好地盡人性與盡物性，從而，贊天地之化育，使人與天、地并立，以實現當時理學家所向往的那種“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以道自任”的理想境界[20]。

《朱子語類》

這也是朱子學自南宋至于清代為有膽識、有魄力的帝王所推崇、為文人士大夫普遍認同的重要原因。在建陽刊的很多小說中，我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朱子思想對作者的深刻影響。

正因為如此，理學思想成為影響建陽書坊刊刻小說題材選擇的重要原因。盡管建陽刊小說題材類型上的特點有著文學發展內、外多種因素的作用，與當時文化政策有關，還與書坊長期大量刊刻史部圖書以及講史平話的積淀有關，但是最主要的生成動力是建陽地域文化形成的道德基準和書坊主的自覺選擇。

在福建乃至全國，閩北地區是一個獨特的區域，它分布于武夷山脈建溪一線，包括了建寧府、邵武軍、南劍州三州府，建陽則處于這一地域網絡的中心。

這一地區被稱為“道南理窟”確實非常形象，因為理學家在這里扎堆出現。至少從南唐時代開始，建安江文蔚、朱弼都是名重天下的儒學名家。

宋代閩學的著名理學家從“南劍三先生”的楊時、羅從彥、李侗以下，武夷“胡氏五賢”：胡安國、胡寅、胡寧、胡宏、胡憲，以及游酢，劉勉之，劉子翚，到朱熹，其生活地域基本上集中于以建陽為中心的閩北走廊。

由于理學家如此密集，所以，閩學在閩北的影響非常深入，地位極其穩固，宋代“慶元黨禁”中，閩北地區無一人充當反閩學的干將。[21]

朱熹去世正當黨禁最烈之時，慶元六年（1200）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陽九峰山大林谷，參加葬禮的有六千人，其中不乏遠道而來的朱子門人，但如此多的人數，必然更多的是本地人。

《閩學源流》根據歷代文獻統計，列出朱熹門人有姓名記載的511人，其中占比例最多的還是閩北三州府，有84人。通過門人弟子的遞相承傳，朱子思想源遠流長。尤其在建陽，由于政府的扶持與嘉獎，從宋末到明清，大量立祠堂、建書院、修復閩學學者創辦的書院，弘揚閩學精神。

《閩學源流》

元代、明代，朱子著作遍行天下，“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22]，宋以來的刻書中心建陽得天時地利，大量印行朱子等理學家著作。

同時，建州由于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是唐以來世族匯集之地，早期移民從中原地區帶來崇儒重教的傳統，教育極為普及，是宋以來福建地區教育最發達的州府，而福建又是全國教育最發達的地區。

所以，建陽刻書家很多都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較高的文化修養，宋以來不少書坊主都能親自編書，他們很多都是幼讀詩書、參加科舉考試未能成功而重操父輩祖業的文人，如明代余象斗即如此。

朱熹等理學名賢使建陽山川為之生色，建陽人引以為豪，根據嘉靖《建陽縣志》記載，小小一個建陽建有48座坊表，這些坊表以弘揚理學道統為主，題名多如“南州闕里”、“道學淵源”、“世家先哲，力扶道統”、“道學傳心，斯文纘緒”等，最值得注意的是書坊所在崇化里的“書坊”坊表，“內八坊，曰崇孝，曰崇弟，曰崇忠，曰崇信，曰崇禮，曰崇義，曰崇廉，曰崇恥”，[23]由此可見建陽刻書所處的濃厚的理學氛圍。

《宋明理學》

理學對建陽的影響至為深遠，教育的普及更使理學深入普通民眾，理學成為建陽書坊主自覺的思想意識，由他們編撰和刊刻的小說必然受到理學強調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的影響，故建陽刊刻的小說在內容上重視社會性，在風格上則骨力剛健，以“天理”為旨歸，著力于教化人心。

就是到了天啟、崇禎，建陽書坊已逐漸走向衰落，對市場極為敏感的建陽書坊也仍然沒有改變道德尺度以挽救自己的衰勢。

三、編刻類型與稿源

建陽書坊刊刻小說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剪燈新話》、《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典范作品，一類是這些典范作品影響下產生的作品。

典范作品大體都是江南刊本的重新編刻，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三大奇書的各種版本占現存建陽小說刊本將近一半，其中絕大多數為簡本。

典范影響下產生的作品也有一些版本來自江南，如三臺館刊楊爾曾編訂《新鐫全像東西兩晉演義志傳》，如煥文堂印萬卷樓刊本《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等，但是絕大多數出于建陽書坊組織文人自編。

這些作品因襲摹仿，其敘事水平與元刊平話比較接近，藝術成就遠遠無法與典范作品相比，因此，時至今日，這些小說已多被市場流通所遺忘，這是傳播史上優勝劣汰的必然規律。

建陽刊小說的編刻類型有其深層的生成原因，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稿源，特別是小說作者的構成。

《唐書志傳通俗演義》

對于建陽書坊來說，稿源的問題其實是書坊發展的瓶頸。當閩學發展走過了它的黃金時代，閩北文化復歸于它山林的偏遠和沉寂時，稿源問題特別突出的表現出來，并最終限制了建陽刻書業的持續發展。

隨著明代弘治、正德以后封建統治能力的下滑，理學在民眾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也逐漸減退，建陽書坊理學著作和經史類著作稿源不足，這是明代正德、嘉靖以后建陽書坊向小說刊刻轉型的重要原因。但是，建陽刊刻小說若要持續發展，小說稿源同樣是最為關鍵的因素。而建陽書坊不容易獲得高質量的稿源。

從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全部作品和作者來看，典范作品的作者都不出于建陽，如“剪燈”系列的瞿祐《剪燈新話》和李昌祺《剪燈余話》，中篇傳奇的（元）宋梅洞《嬌紅記》，白話長篇小說羅貫中《三國志演義》、施耐庵《水滸傳》、吳承恩《西游記》。《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的作者研究至今存在爭議，但這些作者也與福建地區無涉。

《嬌紅記校證》

典范影響下的作品其作者或者是建陽文人，包括建陽書坊主，更多的則是建陽書坊聘請的文人，多來自江西。筆者對“三國”、“水滸”、《剪燈新話》、《剪燈余話》之外的90種刊本進行統計，除34種不明作者或不明作者籍貫之外，32種出自福建文人，其中以建陽刻書世家之熊大木、余邵魚、余象斗之作最多；11種出自江西文人如鄧志謨、朱星祚、黃化宇、吳還初等；其他浙江、金陵、湖北、河南、安徽、甘肅等地各有少量，其中如馮夢龍等可能系偽托。

從已知情況來看，建陽書坊組織編撰小說的作者都是名不見經傳的下層文人，文學修養不高。但他們中有的人閱讀面很廣，所謂“博洽士”，善于做編輯的工作。如熊大木，《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等數種小說之外，還編校、集成《日記故事》、《新刊類纂天下利用通俗集成錦繡萬花谷文林廣記》、《新刊明解音釋校正書言故事大全》等，就是《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全漢志傳》、《南北宋志傳》等小說，嚴格說來也具編輯性質，因為都有所據舊本，結合史料及其他傳說資料編寫而成，所以，我們往往稱之為“編撰”，而不稱之為“創作”。

又如鄧志謨，其編輯情況與熊大木非常相似，《鐵樹記》、《飛劍記》、《咒棗記》等小說之外，還有《山水爭奇》等七種“爭奇”、《故事白眉》、《故事黃眉》、《鍥旁注事類捷錄》、《古事鏡》等等，編了很多書，基本都屬于類書。

利用舊本，大量抄錄史料及其他資料，拼湊痕跡比較明顯，這是建陽書坊編撰小說的基本特征；甚至如公案小說，多轉錄、拼湊而更換書名。

《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平話》

由建陽書坊編撰和刊行的很多小說都具有開拓新題材的意義，如《南北宋志傳》、《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列國志傳》、《包龍圖判百家公案》等小說，開啟了楊家將、說唐、說岳、列國志、包公等小說題材的創作；大量同類型小說的刊刻從小說史發展的角度、從小說文體與小說類型形成的角度、從普及小說接受從而推進小說發展的角度來說有其重要意義，但若每一部小說單獨分析，其敘事藝術成就不高。

明代小說的典范之作多已在嘉靖之前產生，但是，為數很少的幾部作品遠遠無法滿足讀者的需求，而此時通俗小說的創作尚處于不自覺的狀態，因此建陽書坊主以其商業敏感率先組織文人編撰小說，對于小說的發展顯然有其重要意義。

可惜的是，建陽書坊未能與高水平小說作家合作，未能獲得高質量稿源，這是與建陽當地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的。

宋代閩北地區曾為全國文化最發達地區，這有著天時地利人和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帶動閩北地區文化發展的理學屬于山林文化，它不依賴于城市的發展，甚至它必須逃避城市發展的喧囂，它要求學者遠離城市歸于山林，讀書思考，涵泳性情，正如李侗傳于朱熹的指訣：“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建本與建安版畫》

閩北由于武夷山的阻隔，有深山大川之靜僻，非常適合理學家體認天理的默坐澄心，同時離南宋的政治文化中心臨安不太遠，若以當時的半壁江山而論，建陽甚至正好處于全國中心的位置，因此又很方便于以天下為己任的理學家感觸國家民族命脈，適時干預時事。這是閩學能建立集大成的思想體系，而又能成為主流意識的客觀原因之一。

然而，時至明代中葉，山林文化衰微，城市文化成為主流，而通俗小說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與城市化的文明程度密切相關。

從宋元話本、元刊雜劇來看，很多小說戲曲都出自“古杭新編”，蘇杭一帶由于城市規模大，經濟發達，是小說戲曲之淵藪。而且江南地區當時事實上已初步形成以蘇、杭為中心城市的經濟區，包括鎮江、應天（南京）、松江、常州、嘉興、湖州等地在內，類似于今日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區，構成了都會、府縣城、鄉鎮、村市等多層級的市場網絡。

江南地區人口密集，明代，蘇州、杭州與北京、南京是全國人口最多的城市，比如蘇州，據《明史》記載，洪武二十六年編戶四十九萬一千五百一十四，口二百三十五萬五千三十 。弘治四年，戶五十三萬五千四百九，口二百四萬八千九十七。萬歷六年戶六十萬七百五十五，口二百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五。[24]

可以想見，在江南地區這個龐大、密集的人群中，有多少藝術人才，有多少熱衷小說戲曲的讀者，每天演繹著多少小說戲曲取之不盡的市井故事素材。

而閩北，歷來以山林文化著稱，它培育出了唐宋以來大量的詩人和學者，武夷名山曾吸引眾多道、釋修行者。興于宋代的建陽刻書正源于此深厚的文化意蘊。

《謀利而印：11至17世紀福建建陽的商業出版者》

但是，它處于深山，刻書興盛的麻沙和書坊更是兩個遠離塵囂的秀美山村，明代的建陽經濟文化都不發達，就城市化的發展程度來說與杭州、蘇州、金陵等地相比更是望塵莫及。由于計產育子、溺嬰等習俗，建陽乃至福建人口長期增長不大。

根據萬歷《建陽縣志》卷三“籍產志”記載，萬歷二十年建陽人口為“戶二萬五千四十六，內寄莊戶二百二十三，口八萬三千三百七十一”。[25]又由于福建山水阻隔的地理特征，福建從來未能形成調控全局的文化中心，閩人善于經商，但是，福建的商業貿易也始終未形成統一的區域性市場網絡。

閩南地區商業貿易發達，宋代泉州刺桐港、明代漳州月港都曾經非常興盛，一度甚至成為全省的經濟中心，但以閩南一帶為中心主要向海外輻射，與閩北、閩西內地的交流由于交通不便相對較少。

明代景泰年間至于天啟，是漳州月港最為興盛的時期，這個時期也是建陽刊刻小說的興盛時期，但是，我認為兩者沒有必然聯系。閩南對外貿易的商品中也有“建本文字”，但是，建陽書坊刻書是以江南刻書為向心的，其版本翻刻、編撰取材、圖書集散都主要與江南地區交流，從圖書銷售的角度說，通過江南地區流向全國的市場絕對要比通過閩南流向海外的市場大。

《書香建陽》

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建陽書坊相當于當時全國圖書行業的小商品生產（加工）地，小作坊密集，生產成本較低，生產水平也較低，但生產量很大。

城市文明和市民文化的發展先天不足，沒有喧囂城市那家長里短的豐厚積累，天馬行空的空曠想象也受阻于觸目的群山，缺乏敘事文學豐厚的土壤，必然，建陽的小說編撰和小說刊刻缺乏原創性大手筆的精品。

建陽經濟不發達，在宋元時期尚有銀礦和建茶產業，至于明代，則惟以書坊書籍為當地最大產業。

萬歷《建陽縣志》卷三“賦役”說：“今潭產至單微。”[26] 卷一記各鄉市集：“在鄉一十六里鄉市各有日期。如崇化里書坊街、洛田里崇洛街、崇文里將口街，每月俱以一六日集……是日里人并諸商會聚，各以貨物交易，至晡乃散，俗謂之墟。而惟書坊書籍，比屋為之，天下諸商皆集。次則崇洛綿花紗布二集為大，余若崇泰里馬伏、石街、后山街……則聚無常期，亦不過魚鹽米布而已。”[27] 明代建陽產業單一，商業不盛，經濟相對落后。

明代，似乎福建文化的輝煌已成過去，特別閩北地區區域文化呈明顯弱化趨勢。

從一些數據統計看來，明代福建進入政府中樞的官員已經很少，遠遠無法跟宋代相比，跟鄰近的江西相比也大為遜色。明代閩北乃至福建都已經很少產生著名文人，像明初楊榮那樣的名人極少。

以科舉及第情況來說，明代與宋代遠遠無法相比，而嘉靖以后閩北地區更明顯衰落，明前期該地區進士總數119人，而嘉靖及其以后只有66人，僅占明代該地區進士總數的35%；從各科平均及第人數來看，嘉靖以前每科及第近3人，嘉靖以后則為1人左右。

《福建科舉史》

而狀元、榜眼、探花這三鼎甲中，僅明初洪武十八年（1385）建陽的丁顯中狀元，其余空無一人。[28]根據萬歷《建陽縣志》卷二“書院”之“同文書院”條下小字記載，“其地方業儒者少” [29]，建陽縣學生員也不多。

顯然，由于地處偏僻，文化衰退，閩北本地較少產生人才，也留不住人才，更不能吸引外來人才。這是建陽刊小說作者構成的根本原因。建陽經濟文化不發達，民間資金積累薄弱，使得建陽書坊主未能有大手筆、大魄力向外地組織高水平的作者和稿源。

而建陽之外經濟文化發達地區，也許已經具備了創作較高水平小說的力量，但是，又缺乏像建陽書坊這樣的組織推動力，很遺憾，同時期同樣未能產生高水平小說。于此可觀明代嘉靖、萬歷時期小說面貌生成之一斑。

《福建通俗文學匯編·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四、版式特征與刻工及讀者

假如說稿源問題還主要決定于客觀條件的話，小說的版本面貌、版式特征則不能不說是建陽書坊的自覺選擇了，建陽書坊有其明確的讀者定位和銷售策略。

建陽刻書集中于崇化書坊和麻沙兩個鄉鎮，熊、劉、余、楊等幾大刻書家族之外，還有很多書戶，幾乎家家刻書。

建陽書坊刊小說現存版本都很復雜，版本復雜的原因之一是當時每一部小說行世之后，都有好幾家書坊競相翻刻，現存版本往往是好幾家書坊刻本拼湊而成的，或者書版為別家書坊獲得后挖改[30]。

書坊以家庭為單位，各書坊之間雖有合作[31]；但從同一姓氏有好幾家書坊，而且版面題署常見挖改看來，可能競爭多于合作。

這樣的民間商業經營形式一方面具有優長，小作坊運作，經營方式比較靈活，為求銷售、競爭市場，在刻書內容和版式上力求創新。另一方面也有嚴重局限，那就是資金薄弱，資本積累與文化積累層次低，小本經營，盡量壓低成本。甚至因惡性競爭而導致盜版、偷工減料等，最終徹底毀壞了建陽刊本的聲譽。

與建陽刊小說作者少名家相比，刻工水平更為直觀地表現出來。建陽刊本大部分給人這樣的印象：圖像簡陋，多錯字、俗字、字句脫漏，版面較為擁擠，小型開本等。因此，歷代文人對建陽刊本多無好評。

即以版式而言，建陽刊小說有其明顯的特征，即上圖下文的版式。據筆者統計，在現存131種建陽刊小說版本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上圖下文的版式。

《福建傳統印刷圖鑒》(建本卷）

上圖下文的版式，幾乎是建陽刊小說的標志性版式，人們往往以此作為判斷是否出自建陽書坊的重要標準。

建陽刊本小說上圖下文的版式有其悠遠的歷史和深厚的傳統，是建陽書坊刻書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特有的版刻風格。

從版畫藝術的角度，對于宋元建陽本上圖下文的版式及其版畫藝術成就，歷來評價很高。

誠然，在版畫藝術發展史上，建陽刊本有其重要的地位。但是，插圖版畫發展至于萬歷時期，金陵、新安等地版畫精美佳作如林，相比之下，建陽刊本小說插圖比之宋元似乎更為簡率了。

若以建陽刊本上圖下文小說中的一幅圖與江浙本同題材小說插圖中的一幅進行對比，建陽刊本實遠為粗樸稚拙。建陽刊小說大量的圖像都是略具形似而已，絕大部分的圖像構圖雷同，同樣的圖像在一本書中、乃至在好幾本書中重復出現而用以表現不同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是很常見的。

房屋無論家居還是酒肆、旅館、寺廟道觀，造型一律，只以門上表明“店”字、“廟”字等區別。插圖很少背景，往往只有很簡略的人物動作，人物造型也沒有大的區別，更沒有人物表情等細致的刻畫，雕刻確實非常粗糙，客觀地說藝術價值不高。

《日本翻刻建本漢籍圖釋》

那么，是否由于建陽缺乏優秀的刻工呢？建陽不乏技術精良的刻工，根據方彥壽統計，嘉靖《邵武府志》、《建寧府志》、《建陽縣志》至少有84名刻工多次參加雕刻；而崇禎年間何喬遠《閩書》的刊刻，征集了福州、泉州、漳州、興化、建寧五府近120名刻工，其中將近50名來自建寧府。[32]

官府主持刊刻的這些方志都質量很好，刻工精美。現存宋、元、明建本無數，絕大多數的經史子集類圖書都是刻印精美的善本。

這一方面在于經史子集往往由官方或個人委托書坊刊刻，書坊必須按照委托要求刊刻，同時資金也較為充足；另一方面是由于經史子集的讀者定位在于較高文化層次的人群，這個人群同時也是經濟能力較好的人群，消費能力較強。

建陽書坊刊小說少量版式是卷首冠圖、單面全幅的形式，如人瑞堂刊《隋煬帝艷史》、熊飛雄飛館刊本《英雄譜》等，圖像精美，多出于明代后期，明顯受江南刊本影響，可能不刻于建陽本地。

《英雄譜》插圖刻繪者劉玉明，據方彥壽考證，是著名刻工劉素明的弟弟。劉素明長期生活于外地，經常與金陵、杭州、徽州等地的版畫家合作，故學界對劉素明籍貫有多種說法，方彥壽根據建陽書坊《貞房劉氏宗譜》記載認定劉素明是明代建陽刻書家劉弘毅的五世孫。

雄飛館刊本《英雄譜》

《三國志演義》版本中有一種吳觀明本，刻工吳觀明為建陽人，但一般認為此本也不刻于建陽。從這些情況看來，建陽刻工中的一些翹楚都主要活動于江南一帶。

這不是偶然的，福建的書畫界從來不乏才俊，如宋代蔡襄、蔡京的影響及于全國，著名畫僧惠崇便是建陽僧人，至于明代，書畫界亦頗多閩人，但他們多供職于朝廷，或主要活動于福建之外的地區。這種情況正是由當地的經濟狀況所決定的。

明代建陽刊小說少量標署了刻工名字。這些小說多上圖下文，刻工名字往往標于圖像上，可能是專門刊刻圖像的刻工。

如正德六年（1511）楊氏清江書堂刻印《剪燈新話》，署“書林正己詹吾孟簡圖相”。嘉靖二十七年（1548）葉逢春刊本序言中說明圖像刻工是葉蒼溪。

建陽刊多種《三國志傳》版本都題“次泉刻”，萬歷間喬山堂劉龍田刊本題“三泉刻像”。 李仕弘昌遠堂刻本《全像華光天王南游志傳》末葉插圖題“劉次泉刻像”。 芝潭朱蒼嶺梓《唐三藏出身全傳》題“書林彭氏□圖像秋月刻”。

這些刻本中有些圖像質量較好，如葉逢春刊《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史傳》，但大多數刻本圖像較為簡陋。

葉逢春本《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史傳》

從建陽刊小說的整體情況來看，建陽刊小說的刻工絕大多數不是名家，而且往往連名字也沒有留下。

跟金陵、新安等地刻工多署名的情況對比，建陽刊小說不署名不是偶然的，它說明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建陽刻工沒有專業意識，建陽書坊不重視刻工素質。

曾有論者以前人所謂“建陽故書肆，婦人女子咸工剞劂”[33]為據說明建陽刻書業是多么發達。而我認為，婦人女子都能刻書固然說明建陽刻書業刻工需求之大，但也恰恰說明建陽刻書業刻工素質不高，不一定是專業刻工，很可能是婦人女子閑時兼作。

這是符合建陽地區的經濟文化狀況的。閩北是福建的糧倉，所以本地的生業結構向來是以農為本，農閑之時幫點工貼補日用，至今如此。

由于偏僻閉塞，信息流通少，如《邵武府志》所稱，“奇技淫巧，不接于目，故工安其拙，舟車不通，故商賈不集”。有學者認為，閩北長期作為物資輸出地的社會經濟特征，使其安于本土，勤務農、力稼穡，導致商品經濟的萎縮及民風的變化。[34]

建陽并不發達的經濟狀況和建陽書坊的小本經營，使之無力聘請書畫名家和著名刻工。以農為本的生業結構使書坊的商業經營成本很低，衣食無憂的小農經濟形態使其沒有發憤商賈的奮斗精神，又由于相對的閉塞，因此書坊和刻工安于現狀，只求微利，不思進取，沒有強烈的創新意識，不像新安人那樣，書坊主有意刊刻傳世之作，刻工則立志成為名刻工。

事實上，建陽刻書的地理條件、經濟文化狀況在其發展之初就已經存在，但宋元時期因為理學的興盛等各方面的天時地利，建陽刻書先天的營養不足沒有暴露出來。而書坊主們顯然斟酌過自己的實力，經濟的實力，文化的實力，選擇了基層讀書士子為對象，在版本、版面、字體、用紙、刻工等方面都沒有太高的要求，唯有實用與普及。

《福建通俗文學匯編·春秋五霸七雄列國志傳》

對比宋代建陽坊刻（家刻）與官刻、以及其他地區的坊刻，就可見出這樣的特點。

明代建陽書坊的小說刊刻也正是如此，把自己的銷售定位于文化層次較低、消費能力較弱的普通民眾。如上圖下文的版本形式，就體現了書坊主以圖釋文、以圖補文的刻書理念，正是其普及通俗經營策略的直觀體現，也是有著強烈商品意識的出版手段。

事實證明他們的策略在很長時間內是有效的，從元代到明代萬歷的小說圖書市場中，建陽書坊占了很大的份額。不可低估建陽書坊商品意識與出版手段的重要意義，他們在競爭市場、拓寬銷路的同時也普及了文化。

當然，對于書價，目前未見能直接說明建陽刊小說價格的資料。結合沈津等學者所列舉的一些書價，我試圖作些推論。

建陽刊本中有些書價格不菲，如《大明一統志》，九十卷，十六冊，萬歷十六年（1588）楊氏歸仁齋刻本，劉雙松重梓，每部實價紋銀叁兩。

《大明一統志》

《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選唐詩訓解》七卷，明李攀龍輯。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居仁堂余獻可刻本。藏美國哈佛，計四冊，扉頁刻“唐詩訓解。二刻。李于麟先生選。書林三臺館梓”。鈐有“每部紋銀壹兩”木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170卷），宋祝穆輯。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元富大用輯。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書林劉雙松安正堂刻本，共三十七冊。每部實價紋銀叁兩。[35]這些著作的讀者定位較高，應該是經濟能力較好的讀書士子。

同時期有的書價格略低，如葉德輝《書林清話》記載，萬歷三十九年（1611）劉氏安正堂又刻有《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價銀壹兩。

此書未注明冊數，沈津懷疑有誤，認為沒有理由會這么便宜。但若以卷數來比較的話，《新編古今事文類聚》221卷售價三兩，此125卷售價一兩，則似乎相差也不是特別大；更重要的是從題目和卷數來看，《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應該是個更為普及的本子，未知版式與《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是否有差異，但可能定位是購買力略差的讀者群。

又根據方彥壽記載，崇禎元年（1628）陳懷軒刊刻明艾南英編《新刻艾先生天祿閣匯編采精便覽萬寶全書》三十七卷，扉頁有“每部價銀一錢”字樣。這部書與《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讀者定位相似，都是普及性著作。所以，這么便宜的價格是可能的。建陽刊小說所定位的讀者群與此相似或略低，價格應該也相接近或略低。

還有另一個參照系，即曲詞刊本的價格。據沈津介紹，《新調萬曲長春》，六卷，明程萬里撰，三冊，明萬歷年間書林拱塘金氏所刻。每部價銀一錢二分。

《月露音》

同類著作，杭本價高。如《月露音》四卷，八冊，寫刻精美，圖尤雅致。萬歷杭城豐東橋三官巷口李衙刊發。每部紋銀捌錢。可見，建陽刊本價格不及杭本一半。曲詞較雅，定位應該是比小說讀者文化水平略高的人群，消費能力也略高，因此，建陽刊小說應該比《新調萬曲長春》的價格水平略低。

綜合起來考慮與推測，比如二十卷的《三國志傳》，大概是四錢左右的價格。對比《列國志傳》姑蘇龔紹山刊十二卷本每部紋銀壹兩的價格，和《封神演義》舒文淵刻二十卷本每部紋銀貳兩的定價，則建陽本的價格優勢很明顯。明代文人對各地圖書質量與價格多所議論，此推論或許相去不遠。

以上從明朝的社會政治與政策導向、從建陽的經濟文化以及作者、刻工等各方面分析了建陽刊小說地域特色之所以形成的諸多原因，對建陽刊小說的藝術價值作了相對客觀的評價。

然而，建陽刊小說在小說創作和傳播史上的重要意義是不容置疑的。建陽豐富的林木資源使刻書具有優越的物質條件，其悠久的刻書傳統足以在讀者心中樹立無形的品牌，它擁有當時全國數量最多的書坊，由于低成本運作，它能讓江浙精雕細刻的書坊難以實現的大批量快速刻書成為現實，這對于通俗小說的傳播來說，甚至與高質量的稿源同樣重要。

《明代建陽書坊牌記考釋》

《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可能成書于元末明初，但由于沒有刊刻，當時知道的人很少，流傳相當有限。嘉靖元年到萬歷中期，《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在江南等地的刊刻還不是太多，可是，建陽的版本已經有幾十種，有的書坊板片因刷印太多模糊了而新雕。嘉靖開始建陽書坊大量刊行通俗小說，這些小說以其刊刻迅速、價格低廉而把通俗小說向最廣大的民眾普及。

從熊大木開始出現的通俗小說新編雖然今天看來藝術粗糙，但當時一再翻印，也為江浙等各地書坊大量翻刻，最大限度地普及了通俗小說。通俗小說的繁榮造成了小說傳播的巨大聲勢，也更擴大了《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等名著的影響。

可以想象，若沒有通俗小說繁榮的局面，沒有大量的通俗小說培養大量的讀者，那么《三國志演義》、《水滸傳》兩部名著獨秀于空林，恐怕像一些文言小說那樣逐漸被遺忘并不是不可能的。

以嘉靖之后通俗小說刊刻的盛況反觀明代初年通俗小說的刊刻，我們不能不肯定建陽書坊對于小說創作與傳播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

注釋：

[1] 此就目前所見所知統計，包括一些已佚版本，還包括現存一些上圖下文版式的殘本（殘葉），學界一般歸為建陽刊本。同一種小說若存不同版本，以不同版本數計。以下涉及統計數字，亦以此為標準。

[2] 國內現存《剪燈新話》明刊本四種，建陽刊本占了兩種，在《剪燈新話》的刊刻中建陽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張光啟刻本是《剪燈余話》的第一個刻本，在《剪燈余話》的傳播中具有重要意義。但這與建陽總體上較少刊刻文言小說并不矛盾。根據學界研究可知，《剪燈新話》的明代刊本并非僅此四種，洪武永樂年間已有刊本，但已不存，永樂十九年之后由瞿暹刊刻的本子國內不存，但朝鮮、日本的本子多源于此本。張光啟“命工刻梓”時《剪燈新話》已經是“四海盛傳”了。另外，張光啟出于文人雅好與推廣《剪燈余話》之意合刊二書，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此后“剪燈系列”出現的一系列新作，尚未見建陽書坊刊本。

[3] 葉盛《水東日記》，中華書局1980年版《元明史料筆記叢刊》，第213頁。

[4]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刻本影印本，第1402冊，第82頁。

[5]《明實錄》第二十八冊，《太祖洪武實錄》卷二百0九，長樂梁鴻志民國二十九年影江蘇國學圖書館傳鈔本，第九葉。

[6] 施鴻保《閩雜記》卷八“麻沙書板”，光緒戊寅（1878年）申報館印。

[7] 佚名《松下雜鈔》卷下，孫毓修編《涵芬樓秘笈》第三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據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年影印本影印，第三冊，第368頁。

[8]《（萬歷）建陽縣志》，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第350頁。

[9] 方彥壽《建陽刻書史》，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頁。

[10] 參看程華平《明清傳奇編年史稿》，齊魯書社2008年版，第2、4頁。

[11] 參看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頁。

[12] 《明實錄》第九七冊，《英宗正統實錄》卷九十，民國二十九年影江蘇國學圖書館傳鈔本，第六葉。

[13] 祝允明《野記》卷一， 1936年商務印書館影印。

[14] 施鴻保《閩雜記》卷八“麻沙書板”，光緒戊寅（1878年）申報館印。

[15] 袁铦《（弘治）建陽續志》，齊魯書社1995年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明弘治刻本影印本，史部第176冊，第87-88頁。

[16]其中包括近年由潘建國發現的書林文萃堂刊《新刻全像五鼠鬧東京》，見潘建國《海內孤本明刊<新刻全像五鼠鬧東京>小說考》，《文學遺產》 2008年第5期；葉明生發現的書林忠正堂刊《顯法降蛇海游記傳》，現存清乾隆十八年文元堂重刊本，參看葉明生《海游記校注》，臺灣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民俗曲藝叢書》2000年版。

[17] 劉世德《（三國志演義）熊成冶刊本試論》，《文獻》2004年第2期。

[18]當然并不排除此本刻印于建陽。很有意義的是，由此亦可見明代后期建陽書坊與江南書坊的合流。此合流體現在多方面，一是建陽書坊刻書地點的遷移，如建陽葉氏、余氏、熊氏等刻書世家都于金陵設立分肆。二是刻工的合流，建陽的優秀刻工如劉素明既為建陽書坊刻書，又為江南書坊刻書；建陽書坊也聘請江南刻工，如余君召刊本《英烈傳》刻工署王少淮；建陽書坊還聘請建陽與江南的刻繪名家聯手合作，如蕭氏師儉堂刊戲曲《幽閨記》即為劉素明與版畫高手蔡元勛、劉松年的合作。劉素明還與江南很多刻繪名手合作為江南書坊刻書。三是版面形態，明代后期建陽書坊不少刊本，如熊飛刊《英雄譜》、人瑞堂刊《隋煬帝艷史》，以及大量的戲曲刊本，都是江南刊本所常見的大幅全圖的插圖版式，故而學界多認為這些刊本不刻于建陽本地。而建陽書坊刊本的插圖形式也影響了江南刊本，除江南刊本也有上圖下文的版式外，如余季岳刊《按鑒演義帝王御世盤古至唐虞傳》所用的月光版插圖形式就為后來李漁刻書所采用。建陽書坊與江南書坊的合流推動了明清刻書業的發展，推動了小說藝術的發展，而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由于經濟文化中心的轉移，建陽書坊在刻書業中的重要地位逐漸被淡化，建陽書坊逐漸消亡了，但建陽書坊的刻書和經營經驗融進了以江南為中心的刻書業的長遠發展之中。

[19] 《孟子章句》卷一一，中華書局1998年版《四部要籍注疏叢刊·孟子》，第89頁。

[20] 劉樹勛主編《閩學源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頁。

[21] 林拓《文化的地理過程分析》，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頁，。

[22] 王颋點校《虞集全集》上冊，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58頁。

[23] （嘉靖）《建陽縣志》卷四《治署志》附坊表，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影印。

[24]《明史》卷四十，志第十六，地理一，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冊，第918頁。

[25] 《（萬歷）建陽縣志》，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第341頁。

[26] 《（萬歷）建陽縣志》，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第343頁。

[27] 《（萬歷）建陽縣志》，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第265頁。

[28] 林拓《文化的地理過程分析》，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頁。

[29] 《（萬歷）建陽縣志》，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影印《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第300頁。

[30]比如《全漢志傳》的版本即如此，序文、卷端的題署和卷終的牌記所署書坊不一。

[31]如余彰德與余象斗就曾合作刊刻《古今韻會小補》。

[32] 方彥壽《建陽刻書史》，中國社會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390頁。

[33] 方日升《古今韻會舉要小補》卷首，李維楨撰《韻會小補再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二一二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

[34] 林拓《文化的地理過程分析》，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頁。

[35] 沈津《明代坊刻圖書之流通與價格》，《書韻悠悠一脈香——沈津書目文獻論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4-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