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白羊座生活在清朝晚期，會怎么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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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講一個歷史上白羊座的故事～

郭嵩燾生于1818年4月11日，是個典型的白羊座。

他不僅是個白羊座，而且有名、有才，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被稱為“洋務第一人“。才能和見識與曾國藩、李鴻章不相上下，然而他卻沒有像曾、李那樣建功立業，名傳歷史，原因是什么？就是因為他是一個”狗血“的白羊座。

”成也白羊，敗也白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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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白羊座，他熱情、很容易接受新鮮事物，所以在對待洋人這個新問題上領先了同時代的人一大步。

二十多歲的郭嵩燾也想像好友曾國藩那樣，通過科舉當官，可是他屢試不第。雖然傷心失望，但作為白羊座，他是不會就這樣沉淪下來，而是樂觀地來了一次Gap Year，跑到浙江去當幕僚，豐富一下社會經驗后再去考試。

一到杭州，他就趕上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郭嵩燾看到大清被英軍的堅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擊敗后，震驚了。對英國人一番研究后，他得出了一個結論：這些人很優秀、很文明，很值得中國好好學習！

而此時其他士大夫還認為那是一幫禽獸般的蠻夷，甚至林則徐也認為英國人的腿都不能打彎。

從那時起，郭嵩燾就意識到必須要向西方學習，他的思想開始偏離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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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 year結束后，他終于通過科考步入了仕途。此時太平天國運動卻風起云涌開始了，郭嵩燾四處動員，勸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出山，創辦湘軍。自己也時而帶兵打仗，時而籌集糧餉。他受曾國藩之托到江浙一帶籌餉，來到上海，再次零距離接觸了外國人。

年輕時的郭嵩燾

那時的上海在郭嵩燾眼中是前所未見的“世外桃源”。英國人已在這定居多年，道路是“雄敞可觀“，洋房高大明亮，當他來到雄偉而不失溫馨的法使館和英使館內，看的是四周圍干凈的玻璃窗欞，感受的卻是近代西方文明，他感嘆地說：“細致精妙，非中國所能為也“。

接觸到的外國人，他也由衷地感覺舒服。英國領事一見到他，先脫帽致意，然后握手問好。一位姓Smith的年輕人會說漢語，帶他參觀了艦艇，詳細講解，全程微笑，舉止優雅。

他從未見過這么有禮貌的人，與使館內服役的“大聲喧嘩、狀貌獰異、氣焰囂張“的中國人，形成了對比。

郭嵩燾還喝了葡萄酒，覺得“酒味甘濃“；吃了黃油面包，覺得“甜膩可口“。這一圈下來，他不僅看到外國的堅船利炮，還看到了職分有別，秩序井然，更看到了背后的人文教養。總之一個字，贊贊贊！

這與當時其他的中國人形成鮮明對比，他們還停留在“天朝上國“的優越感中，鄙視外國人，更不愿意了解外國人，說他們是野獸蠻夷。郭嵩燾這樣外國人點贊打call，無疑是逆天，會被臭罵成漢奸。

但是白羊座坦率的性格，讓他敢說直說，不僅明目張膽地夸西方，還毫不留情批評國人不懂洋務。

他的弟弟就說他“心直口快，往往面責之處，直與人以難堪。” 李鴻章說他“嫉惡太深，立言太快。“他自己也說，“別人都不敢談洋務，而我偏要談，即便全天下的人譏諷我，謾罵我，我仍然要談。因為中國要走對外開放，這是歷史所趨！“（至于謗譏遍于士大夫，洶洶然不可向遜，鄙人之談如故“）

白羊座的性格也讓他自信了解洋務比任何人都深刻，畢生認定了一件事，就一直堅持下來了。他以畢生了解西方，宣傳、從事洋務，縱令朝野恥笑，仍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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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郭嵩燾被調往中央，受到咸豐皇帝器重，成為天子重臣。此時，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郭嵩燾被派和僧格林沁一起協防天津。僧格林沁是蒙古貴族，也是一名悍將，對待來犯的英法聯軍，僧的絕技就是一個“殺“字。

但郭嵩燾不同意。他認為英法已不是過去搶東西的蠻夷了，他們來華的目的是通商，所以中國也應該通過談判，與西方建立商貿關系，發展經濟。戰爭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郭嵩燾的觀點與僧王的相矛盾，再加上郭清正廉潔，不在軍營中貪污腐敗、拉幫結派，受到上下的反感和排擠。

白羊座的激情來得快去得也快。復雜的人際關系讓他沮喪，做官辦實事振興中國的念頭一經挫折也涼了半截。

于是，郭嵩燾任性地向皇上提出了辭官。曾國藩等好友紛紛來信勸他堅持一下，皇帝器重，親朋好友遍朝堂，本該一展雄圖的時候，怎么能一受挫就輕易辭官放棄大好機會呢？

然而，任性的白羊座就是受不了，他就是堅持內心想要的。他對曾國藩說：“審知吾道之義必不可行也，遂浩然以歸“。翻譯一下就是，既然知道我的主張抱負實現不了，我甩甩袖子就走了，還留戀什么。

于是，他回到湖南老家，讀書種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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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不在朝為官，但他仍關注洋務，國家也仍然需要洋務人才。

兩年后，經李鴻章邀請，郭嵩燾再次出任蘇松糧儲道，第二年出任署理廣東巡撫，就是代理廣東省長，成為了獨當一面的地方大員。

在廣東人處理對外關系時，郭嵩燾干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引用國際法，將逃亡香港的太平軍首領從英國的控制下引渡回來。他還照會英國當局截留被拐騙道海外的中國人，阻止了英國人擅自在海南開礦。

援引國際法，和平且成果地解決中外爭端，他在中國是第一人。用談判代替戰爭，和平處理外交事務，是他的對外方針。

然而，他在廣東并不是很開心，感覺處處受人牽制。與上司兩廣總督對付不了，和好友左宗棠反目成仇。這是白羊座心直口快惹的禍，當然這種委屈和不爽也是他難以忍受的。他再次提出了辭職，放棄了繼續擔任一方大員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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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郭嵩燾再次出山做官，擔任福建按察使。

此時，他對待洋務的態度又發展了一個新的高度。他認為西方列強不僅僅強在船堅炮利，更是強在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中國要想富強僅建工廠造輪船是不行的，而是要政治改革。

這種呼聲無疑振聾發聵，大大超越了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人。也許曾、李、張等并不是覺察不到西方富強原因所在，只是他們不敢冒大不韙挑明這件事。但是，白羊座的郭嵩燾確實心里有啥說啥，他喊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聲。

自然，他也被罵成了漢奸。

1875年，發生了馬嘉理案事件。英國要求派大員去英國賠禮道歉，并派駐公使。朝廷想到了懂洋務的郭嵩燾。那時去英國出差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會被罵成漢奸。

有副經典罵郭嵩燾的對聯：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他的家鄉人做出了更偏激的行為，焚燒了郭嵩燾修建的上林寺，還揚言要砸爛郭嵩燾的家。

白羊座不在乎別人看法，堅持內心的特點，讓郭嵩燾勇敢接受了任務。他說：“區區一時之毀譽，其猶飄風，須臾變滅，良亦無足計耳。“

其實并不是他甘愿出使“番邦“成為一個“賣國賊“，而是自己的良知和責任感讓他不得不承擔這份責任。他自己說：“身為大臣，讀書觀理且六十年，事任所屬，智慮所及，于國家安危利害，所關尤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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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奔赴兩萬里波濤來到了英國。雖然年已60歲，但是白羊座善于納新的態度仍然沒有改變。

到英國之后，他抓緊一切時間了解英國社會，了解那里的政治經濟文化如何運轉，他參加議會的辯論，觀看歌劇演出，還讓自己夫人在家里開party邀請各界名流，甚至嘗試學習英文。

他在外國人面前不卑不亢，完全按照國際法處理外交事宜，得到了英國上下的一致好評。

郭嵩燾在英國

郭嵩燾拿著小本本記下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寫成了《使西紀行》，拿到國內出版。一經問世，全國嘩然，郭嵩燾又一次被罵成漢奸，說他對英國有二心。

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在明目張膽地夸英國。從鴉片戰爭到此時，三十年過去了，大多數中國人還是接受不了這種事實，沉迷于天朝上國的優越感中。

郭嵩燾不介意流言蜚語，但是在英國過得也不舒服，和副使劉錫鴻合不來。

根本原因是二人對西方的態度不同，劉錫鴻是保守派，鄙夷西方，而郭嵩燾是領先于時代的洋務派。雙方互相看不慣，劉錫鴻拉攏國內保守派一起彈劾郭嵩燾，說他穿外國人的衣服，看到巴西國王走過來，主動站起來問好，沒有一點天朝使臣的樣子；還說他聽音樂會的時候，居然拿起節目單看，簡直跟洋人一樣。

郭嵩燾也看不慣他，覺得他無理取鬧，吃相也不好看，吧唧嘴不說，吃飯時還吐痰，沒有一點溫文爾雅的樣子。雙方互相攻擊。

白羊座的性格特點再一次起了作用，郭嵩燾忍不了了。來英國后的第三年，他提出了辭呈，離開倫敦，返回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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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歲的郭嵩燾在官場上幾進幾出，本想一展抱負，多辦實事，可惜爾虞我的復雜關系讓他厭煩。

不能做事，當官還有何用？！

回國后，他便不再做官，到北京述職后 ,回湖南老家。

可是這一趟回家之路走得卻是異常辛酸。沒有人想靠近這個出使英夷的大漢奸。

他到武漢后，想由水路走洞庭湖、湘江回長沙。由于南風不斷，他找了一艘小火輪拖拽。長沙人民聽說后，炸了鍋，想法設法阻止火輪進入省河。幸好北風大作，不用輪船拖拽了，化解了一場沖突。

這件事讓郭嵩燾既生氣又可笑，這么多年過去了，老鄉的思想還是這么頑固。白羊座直言敢說的毛病又犯了，他寫出一封公開信：

“哼——從來沒有法律規定輪船不能走省河！我奉命回鄉，不能在外久留，趕不到北風，自然要用輪船拖拽。我知道你們的意思，你們以為不是洋人的通商口岸就不能用輪船，可是我想問你們輪船應該放在哪里去，應該在哪里用？“

郭嵩燾對這一次的“道德譴責“完全不服，反而覺得家鄉士紳十分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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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這次辭官回鄉，一呆就是八年，直到去世，再也沒有機會再出來當官做事。

回看他的一生，他深受皇帝器重，創辦厘金，擔任廣東省長，出任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相比一般人來說，他是成功。但是相比于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他們，郭嵩燾做得事太少了，他自己也不滿意，自稱“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

為什么一個才能卓越，見識超前的人施展不了抱負呢？

表面上看是白羊座的性格上造成的，自視過高，自信過強，心直口快而樹敵太多；一遇困難便厭倦所作之事，與人共事，合則留，不合則去。

但實際上卻是，郭嵩燾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無法處理與現實之間的關系。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看到“樂歲人生凋敝甚，紛紜時局亦茫然“，終究對社會失望。

然而當時的社會是差的嗎？狄更斯說過“這是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差的時代”。晚清時期雖受列強掠奪，但也迎來了千年革新的機會。他也許只是不知道如何變壞為好吧

他雖然對社會悲觀，但對自己還是充滿了自信，臨死前寫了一首詩說“流傳百代千齡后，定識人間有此人“，他還是堅信自己還是領先于時代，后人定會了解。

1891年，郭嵩燾在長沙逝世，享年73歲。

好友李鴻章上書朝廷，請為他立傳，并賜謚號。朝廷說：“郭嵩燾出使西洋，所著的書籍，頗受外界爭議，所以不為其追贈謚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