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訴“魯迅抽煙墻畫”當事人，變味的“道歉”

投訴“魯迅抽煙墻畫”當事人，變味的“道歉”

近日，紹興魯迅紀念館內一面展示魯迅夾煙形象的墻畫引發的投訴事件持續發酵，從最初的投訴到當事人的道歉，再到社會各界的熱議，這一事件折射出當代社會在歷史認知、文化傳承與公共健康意識之間的復雜張力。投訴人孫女士雖已公開道歉，但其道歉聲明中仍堅持原有立場，被輿論質疑為"變味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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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投訴到"變味道歉"的全程回顧

2025年8月，一場由一面墻畫引發的文化爭議在紹興魯迅紀念館悄然興起。這面墻畫展示的是魯迅先生夾著香煙的經典形象，作為魯迅故里標志性景觀的一部分，這面景墻采用木刻形式表現，自2003年落成以來已存在22年之久，成為海內外游客到訪紹興必打卡的地點之一。許多游客會在墻前點燃打火機或香煙，拍攝"給先生點支煙"的打卡照片，這一互動行為在社交媒體上形成了獨特的文化現象。

8月20日，游客孫女士在社交平臺看到一篇關于魯迅吸煙版畫的帖子，其中包括一張在魯迅墻畫前女生雙手交叉的禁煙圖。這一內容觸發了她作為控煙志愿者的敏感神經。經過查詢相關資料，孫女士發現魯迅抽煙的原圖煙紋較小且有書房背景，而紀念館的墻畫去掉了這些背景元素。基于此，她在8月22日通過"浙里辦"平臺正式投訴，認為這幅墻畫"有引導人室外聚集抽煙危害他人健康的風險，同時還會誤導青少年"，建議將魯迅抽煙的形象換成右手握拳的畫面。

投訴迅速引發網絡熱議，支持與反對的聲音激烈交鋒。8月24日，孫女士接受媒體采訪時進一步解釋自己的立場，強調自己是基于公共健康考量而非針對魯迅本人，并透露已進行二次投訴。面對輿論壓力，紹興魯迅紀念館于8月25日晚通過官方微信公眾號作出正式回應，明確表示景區將"尊重魯迅、尊重歷史、尊重藝術，不輕易改變魯迅故里在廣大游客中的既有形象"。

8月28日晚，孫女士在微博發布長文回應事件并道歉，但這份道歉被輿論質疑為"變味"。她在文中表示："這里是真的有好多人在墻前打卡陪一根，學點煙，被迫聞二手煙毒氣。而周圍都是孩子。如果沒有這樣，我可能也不會建議"，并稱"希望以后魯迅墻畫前，不要再有人吸煙，學點煙"。對于網友批評她"解決不了吸煙，所以選擇解決掉魯迅"的指責，她辯稱："我對魯迅沒有針對性，這畫是任何一個別的人，我都會建議換"。

截至8月30日，孫女士最初在社交媒體上置頂的投訴帖文已被刪除，但關于這場爭議的討論仍在持續發酵。事件發展過程中，從最初的投訴到被輿論質疑的"變味道歉"，反映出當代社會公共討論中價值觀沖突與表達方式的復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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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女士作為此次事件的核心人物，其投訴行為及后續道歉中展現的思維邏輯值得深入剖析。自稱"控煙志愿者"的孫女士，在投訴和道歉中始終強調自己行為的正當性，卻未能有效回應公眾對其方法論的質疑，導致道歉被認為缺乏誠意、流于形式。通過分析她的公開表述，我們可以發現其立場存在多重矛盾與認知偏差。

投訴邏輯的鏈條斷裂。在孫女士的投訴理由中，她構建了一個因果鏈條：墻畫展示魯迅抽煙→游客模仿"陪一根"→產生二手煙危害青少年健康。這一鏈條看似合理，實則存在多處邏輯漏洞。首先，她將墻畫藝術表現與現實中游客行為混為一談，把游客自發的不當行為歸咎于墻畫本身。其次，她忽略了歷史人物形象的歷史語境，試圖用當代公共衛生標準衡量歷史人物的行為表現。正如網友尖銳指出的，這是典型的"我解決不了吸煙，所以我選擇解決掉魯迅"的思維偏差。孫女士對此的回應——"這畫是任何一個別的人，我都會建議換"——不僅未能解答質疑，反而暴露了她將歷史人物與現代標準簡單等同的認知局限。

"變味道歉"的自我保護性。孫女士8月28日的道歉聲明呈現出明顯的自我保護特征。形式上，她使用了"道歉"這一社會認可的姿態；內容上，卻依然堅持原有立場，將投訴行為合理化。這種"雖然...但是..."的道歉模式，實質上是一種"防御性道歉"，主要目的是平息輿論而非真正反思。她在道歉中強調"周圍都是孩子"的情感化表述，試圖喚起公眾對兒童健康的關注來轉移對其投訴行為本身的討論。這種策略反映了許多當代公共討論中的常見現象——將自身立場與某種高尚目標(如保護兒童)綁定，從而使批評者陷入道德被動。

價值觀的絕對化傾向。孫女士的言行顯示出一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將控煙這一具有明確公共衛生價值的目標推向絕對化，忽視了文化傳承和歷史語境的復雜性。她在二次投訴中提到，原畫中魯迅是在"室內吸煙"而非"室外公共場合吸煙"，認為墻畫去掉書房背景是問題的關鍵。這一論點表明她未能理解藝術創作的選擇性表現與歷史真實性的關系，將藝術表現簡化為對現實行為的直接倡導。浙江省魯迅研究會秘書長卓光平對此類觀點的回應頗具啟示意義："我們不應當將魯迅過度神圣化、戰士化...抽煙常與沉思、思考聯系在一起，恰恰能夠體現魯迅作為思想家的深度"。

方法論與目的的矛盾。孫女士作為控煙志愿者的身份賦予了她立場一定的正當性，但其所采取的方法卻與目的產生了矛盾。真正的控煙工作應針對現實中的吸煙行為和相關商業活動，而非歷史人物的藝術再現。將精力投入對歷史形象的要求變更，不僅無法有效促進控煙目標，反而可能分散公眾對實質性控煙議題的注意力。正如媒體評論指出："宣傳控煙是一回事，拿控煙來綁架魯迅先生、限制藝術創作，讓相關部門疲于奔命，那是另外一回事兒"。這種矛盾反映出當代社會運動中常見的手段與目的脫節現象，值得所有公益從業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