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臭名昭著的“731”，廣州的日軍“8604部隊”更加隱秘和瘋狂

就在反映日本731部隊暴行的抗日題材電影《731》重新定檔，在全國網絡引起熱議的同時，2025年8月17日，香港《大公報》用整個版面刊登了一篇題為《揭華南版‘731’暴虐》的深度報道。

《大公報》的記者專訪了長期研究日軍細菌戰歷史的資深專家譚元亨教授。報道中配發了他的一句概括性原話：“中山大學醫學院、南石頭、省立傳染病院，就是侵華日軍實施華南細菌戰的‘鐵三角’。”

這句話像一記重錘，擊中了無數對日本731部隊暴行感到駭異、震驚、進而憤慨的讀者的心。

確實，這三個地名串聯起的，是一段被當年的日本侵略軍和如今的日本政府刻意掩蓋的殘酷歷史，曾經的中山大學醫學院，是日軍“波字8604部隊”的總部所在地，負責細菌的培殖與研究；

南石頭難民收容所，則成了進行人體實驗和大規模細菌屠殺的現場；而原廣東省立傳染病院，表面上是醫療場所，實則是采集數據、記錄人體反應的重要實驗點。

日軍“8604部隊”部分人員合影

三者之間分工明確、互為支撐，構成了一個冷酷高效的殺人系統和生化武器研制系統。“鐵三角”這個詞，不僅指出它們地理和功能上的關聯，更暗示著其背后精密卻泯滅人性的運作機制。

廣州，是二戰期間日軍唯一一個完成細菌戰全流程實施的城市——從細菌培養、活體實驗，再到實戰投放。

比起聲名狼藉的日本731部隊，其實位于華南的8604部隊所犯罪行隱蔽更深、持續更久，也更加慘無人道。

戰場上兩軍相爭，槍炮無眼，你死我活或許尚有所謂“戰爭邏輯”，可南石頭的遇難者幾乎全是無辜的中國民眾。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1941年底香港淪陷后，日軍為減輕香港人口壓力，以“歸鄉”名義被強行驅逐的香港難民。

歷史證物

而占領廣州的日軍視這些難民為“包袱”，干脆動用細菌，對這些難民進行秘密屠殺——此等行徑，早已超出戰爭的底線，是徹底的反人類罪惡。

關于南石頭死難者的人數，至今仍有不同推測，從十萬到五十萬不等，準確數字或許已難以考證，需要依靠長期的考古與學術研究來探明真相。

但有一個事實不容置疑：侵華日軍曾使用細菌武器屠殺粵港難民。這不是一個可以“再討論”的命題，而是刻在歷史恥辱柱上的結論。

然而令人憤慨的是，至今仍有人聲稱8604部隊利用細菌殺人并進行人體實驗的“證據不足”。果真如此嗎？

如果我們仔細審視8604部隊的系統架構，其名義上是“防疫給水部”，實則下設細菌研究、病理解剖、傳染病分析、物資供給等多個部門，完全是一個功能齊全的細菌戰實施單位。

南石頭監獄遺址

據日本老兵井上睦雄證詞，僅在中山醫總部，他們就培育了數以萬計的老鼠，生產出億單位的鼠疫跳蚤。

有充分證據證明，當時在華南多地爆發的鼠疫大流行，就與這些活動直接相關。戰爭末期，已經喪心病狂的侵華日軍甚至計劃將這些細菌投放到美國西海岸，企圖扭轉敗局，若非盟軍轟炸及時摧毀相關設施，后果將不堪設想。

而更令人發指的是，所有試圖曝光或者妨礙日軍執行這一計劃的人，包括那名冒死繪制細菌工廠地圖的游擊隊員都遭到殘忍報復。他被抓捕后，沒有經過任何審判，直接成為活體解剖的對象。

井上睦雄后來甚至詳細敘述了解剖的過程，這個侵華日軍老兵平靜的語氣背后是無法直視的冷血。

南石頭，則是這個殺人鏈條中最直接的一環。從香港來的難民船還未靠岸，很多人就已感染霍亂（虎列拉），江面擠滿了七八百條船，遠遠望去幾乎看不見江水。

紀念細菌戰死難者的墓碑

幸存者回憶，一旦靠岸，所謂“收容”實則是被送入南石頭的死亡工廠，日軍在這里系統地投放沙門氏菌、鼠疫和炭疽，以測試這些細菌武器的殺傷力。

一位幸存的流浪兒馮慶章曾被拉進難民營，在那里他親眼看到很多香港難民拉肚子，嘔吐，有時一天死二三十人，有時上百人。

因為感染而死亡的難民尸體，一開始被日軍扔到有強腐蝕性液體的“化骨池”中，一些如今早已屆古稀之年的幸存者回憶：“化骨池那里不僅化人的肉體，連骨頭都化掉了。”

由于受害的難民人數太多，尸體多到“化骨池”都無法處理，只好運往南箕路一帶掩埋，逐漸形成面積達五千平方米、深數米的萬人坑。

僅1942年前三個月，就有近30萬香港難民被驅至南石頭，最終“人間蒸發”。次年，又有44萬人被以同樣名義押送而來。

穿白衣的不一定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

整個日占時期，香港的人口減少超過百萬，其中絕大多數再也沒有走出南石頭或殞命于水路之中。

而曾被長期忽略的“省立傳染病院”，實則是這座鐵三角中最隱蔽、卻最“科學化”的一環。有學者在日方編纂的《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報告》中找到了題為《廣東華人霍亂患者的調查研究》的第676號報告。

這篇報告全文長達六十多頁，數萬字，詳細記錄了侵華日軍如何在1942年對1939名不同年齡、健康狀態的難民進行人體實驗，最終得出死亡率超40%的“研究成果”，驗證了從東京專程運來的沙門氏菌的高效殺傷力。

這些被送進傳染病院的，不是從大街隨意抓來的人，而是從難民中挑選出的患者。他們不經陸路，而是走專用水路，從日軍碼頭直接被送進隔離病區，這是為了避免他們被其他病菌交叉感染，保證數據的“準確性”。

冷靜的操作、詳細的記錄、匿名的研究者……這一切，讓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在“科學”外衣的包裝下更顯荒誕和恐怖。

鼠疫桿菌

回過頭看，整個細菌戰的實施流程清晰的令人窒息：中山醫總部負責研制與生產，南石頭是進行“實戰”屠殺的現場，而傳染病院則提供所謂“醫學反饋”和“數據支撐”。三者環環相扣，形成一個閉合的犯罪系統。

也因此，廣州成為二戰期間日軍唯一完成細菌戰全流程的城市，其行徑比731部隊更加系統、延續時間更長、掩蓋得也更深。

731部隊的罪行在日本戰敗后不久就被部分揭露，而8604部隊的真相，直到五十多年后才被譚元亨等學者和幸存者艱難地推向公眾視野。

最令人痛心的是，這段數十萬人喪生、慘絕人寰的歷史，至今仍被某些人以“證據不足”為由試圖淡化甚至否認。

他們無視堆積如山的文獻、證詞與物證，漠視千萬死難者的冤魂。我們不能不問：何以這段歷史被隱藏得如此之深？何以在今天，仍有人試圖為其洗白？

一位日本細菌戰的受害者

歷史的真相或許會遲到，但從不該被湮滅。唯有銘記和揭露，才是對逝者最基本的告慰，也是對瘋狂、反人類的日本帝國主義復辟最必要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