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丨抗日烽火中的民盟前輩

1941年3月，民盟在抗日烽火中誕生。在民盟成立前后，民盟的領導人和主要成員都為抗日救亡運動做了許多工作，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充分體現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操和高尚風骨。今天，讓我們一起重溫民盟前輩于抗日烽火中走過的道路，銘記歷史，珍愛和平，開創未來！

（注：由于篇幅所限，文章著重介紹幾位擔任過民盟中央主席的民盟前輩，其余從簡，難免有未盡之處，敬請諒解。）

黃炎培

赴國難壯歌喚起浦江潮

下南洋募集國債資抗戰

“九一八”事變后，黃炎培立即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他組織了“抗日救國研究會”，與抗日志士同商抗日大計。同時，創辦《救國通訊》雜志，宣傳抗日救亡。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中，黃炎培組織“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發動各界征募軍需品支援前線，維持戰時地方秩序，組織人員到前線搶救傷員，運送軍火。他自己率領家人一連幾夜為前線戰士縫制絲棉背心，并用自己的轎車為前線運送軍火物資。他和江問漁等人創建“一·二八”殘廢院，收容參戰傷殘人員；和沈鈞儒等人組織“國難會”，聯名發表宣言，反對國民黨當局對日不抵抗主義。

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簽訂《淞滬協定》后，他心憤難平，在一個大炮彈底盤上題：“鐵花何斑斑，中有戰士血。”表達了對陣亡將士的無限悼念和崇敬，也是對日寇侵略的血淚控訴。

1936年11月，傅作義在綏遠與侵華日軍拼殺，獲百靈廟大捷。黃炎培即赴前線勞軍。他到處作抗日救亡演說，反對投降媾和，并號召民眾抵制日貨。“七七事變”第三天，他致電29軍宋哲元：“尚望堅持到底，勿中敵計，不作城下之盟，不簽任何條約，全國國民，敢為后盾。”

“八一三”抗戰爆發，黃炎培等人組成上海抗戰后援會，其本人任主席團主席，積極組織運輸，救護傷兵難民；聯系工商界，遷移工廠；組織青年戰地服務團，支援前線。他冒著敵機轟炸，募集救國公債。

國共合作抗戰期間，黃炎培先后任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力主國共切實合作，團結一致，共同御日。

“皖南事變”發生后，黃炎培把被國民黨查封的各地生活書店轉為中華職業教育社資產，改為“國訊書店”，繼續鄒韜奮以生活書店為基地進行的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同時，他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參加以“民主、團結、抗日”為宗旨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他本人擔任首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他于9月親赴香港主持了民盟機關報《光明報》的創刊招待會。10月辭去民盟主席職務，以“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秘書長的身份，風塵仆仆下南洋，以他的個人影響，為抗戰募集巨額資金。回國后，繼續參與職教社和民盟的抗日救國活動。

張瀾

游說軍閥停火出川抗日

面斥獨夫背信破壞抗戰

1931年9月18日，日軍侵占我國東北三省，蔣介石奉行“不抵抗主義”，拱手讓出東北，張瀾聞訊十分氣憤。

他除在公開場合發表演說主張抗日救亡外，并以“川北圣人”的社會影響，說服四川軍閥劉文輝、劉湘叔侄和解，停止混戰，準備抗日；1933年，張瀾又到兩廣游說，聯絡李宗仁、白崇禧等抗日力量；1935年，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后，張瀾極力表示擁護。

1936年，張瀾受劉湘委托與中共代表李一氓會談后，促成《紅（軍）、桂、川軍事協定》的簽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劉湘資助紅軍20萬銀元，運送大批物資到陜北，支援紅軍抗日。

“七七事變”后，張瀾任四川抗敵后援會主任，動員四川各界支援抗戰，針對部分川軍將領不愿出川抗日的思想，他提出“保國即保川，國不能保，川亦不能保”的論斷，敦促川軍五十萬人于1937年10月出川開赴抗日前線，張瀾親自為劉湘出征送行。

1938年7月，張瀾作為社會賢達出席國民參政會，與國共兩黨代表及抗日黨派代表一致通過《抗戰建國綱領》。在第三次國民參政會上，張瀾針對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和蔣介石進行了長達一個多小時的爭論，痛斥蔣介石自食不分黨派精誠團結抗日的諾言，質問蔣介石：“共產黨抗日，為什么你們不同意？”

1939年8月8日，張瀾邀請董必武、沈鈞儒、章伯鈞、鄒韜奮、李璜等到寓所聚會，請董必武介紹“平江慘案”始末。張瀾聽后對蔣介石背信棄義殘殺八路軍、新四軍破壞抗日的罪行十分憤慨。他說：共產黨考慮到團結不好出面，我來出面。隨后，邀重慶各界愛國人士在“特園”聚會，再請董必武報告“平江慘案”經過，激起與會人士義憤，從而促使第四次參政會就黨派團結、保障抗日黨派合法地位的提案進行辯論，使國民黨反共有所收斂。

1939年，張瀾參加統一建國同志會，與抗日各黨派領袖切磋救亡事宜。

1941年3月，以“民主、團結、抗日”為宗旨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張瀾于10月出任主席。11月，在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上，由于蔣介石拒絕討論民盟成員提出的《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張瀾給蔣介石寫了長達5000字的信予以譴責，并與中共代表共進退，不再參加參政會，直至1944年中共代表復會時他才回到參政會。

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參政會上提出建立聯合政府以挽救抗戰危機。張瀾表示擁護，并于重慶憲政座談會和成都國是座談會上，向千余群眾發表演說，支持中共提出的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

1945年7月，由于蔣介石拒絕討論中共提出的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反而策劃于11月召開國民大會，因此，中共代表拒絕出席參政會，張瀾也不出席，并給蔣介石寫信，勸他考慮民意、改變主張。隨后，他與左舜生面見蔣介石時重申支持中共的立場。

此時，抗戰勝利在望，蔣介石卻掉轉槍口向八路軍淳化駐地進攻。張瀾聞此大怒，于8月3日在重慶舉行記者招待會，呼吁反對內戰、爭取抗日最后勝利。12天后，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沈鈞儒

敢冒彈雨前線慰問抗日將士

寧將牢底坐穿為求愛國無罪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時任上海法學院教務長的沈鈞儒積極支持學生抗日救國工作，營救因抗日救亡而被捕的學生，并以上海律師公會執監委員聯席會議名義致電國民黨，對時局發表意見，主張一致抗日。他發起成立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就南京當局逮捕要求抗日的上訪學生事，以個人名義致電國民黨中央四屆一中全會：“……夫東北不戰而喪地數千里，未曾戮一誤國人員。學生何辜，罹此重戾。”

1932年“一·二八”事變，沈鈞儒領導上海法學院與其他院校師生組織學生義勇軍，上前線救護傷兵，慰勞將士。發起成立“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募款支持抗戰。

事變后，一切抗日組織被取締，他不甘失敗，又組織“國民自救會”抵制日貨，并積極參加為東北抗日義勇軍募捐、營救抗日志士、收集日軍罪行向國聯控告等活動。日軍進犯山海關，沈鈞儒只身前往慰問抗敵將士。

1935年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后，沈鈞儒在上海發起《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征集簽名活動，支持學生愛國行動，推動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后，他和馬相伯、陶行知、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沈茲九、江問漁等35人當選為執行委員，響應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提出停止內戰、武裝民眾、嚴懲漢奸、抑制日貨、共赴國難等八項主張。由于他的積極推動，全國各地各界救國會紛紛成立。

1936年1月28日，他主持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發表演說并于會后率隊游行，沿途2000余人加入，一路高唱抗日歌曲，行至“一·二八”淞滬抗戰無名英雄墓時，沈鈞儒率領民眾宣誓：“我們一定繼承抗日救亡遺志，為爭取民族解放奮斗到底！”

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沈鈞儒當選為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參與起草發表全救會《宣言》和《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10日，蔣介石約請他和章乃器、李公樸到南京面談，要求全救會接受國民黨領導，遭到沈鈞儒拒絕。他說：“只要你停止內戰，發動民眾，堅決抗日，那就不領導也領導了。”

7月9日，沈鈞儒受全救會委派與章乃器、史良、彭文應、沙千里等五人赴南京向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請愿，發表全救會宣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并與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聯署發表《為團結御侮告同胞書》，得到毛澤東復函支持。

9月初，沈鈞儒發表《怎樣紀念9·18》，號召并籌劃“九一八”事變五周年時全上海舉行游行等活動，遭市府禁止，乃由救國會單獨活動，數千人的游行隊伍遭軍警伏擊，史良受重傷。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報告血案經過。

11月23日凌晨，他和鄒韜奮、李公樸、史良、沙千里、王造時、章乃器被捕，激起愛國人士和國際友人義憤，紛紛向國民政府抗議，組織后援會營救，時稱“七君子”。沈鈞儒在獄中被推為“七君子”家長，團結一致進行斗爭。他手書“還我河山”四個大字懸于獄室明志，并于1937年1月28日在獄中作“一·二八”五年祭，與李公樸等高唱《義勇軍進行曲》，宣誓：“一定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對于救國運動決不退縮！”抵制當局各種陰謀，堅持“愛國無罪”的立場。1937年7月31日，國民黨迫于形勢和民意，不得不“交保開釋”。

“七君子事件”和“西安事變”南北呼應，推動了全國人民團結抗日。沈鈞儒出獄后就赴南京會見蔣介石，拒絕解散全救會，坦陳國共合作救國主張。上海淪陷后，他在武漢主持全救會工作，成立“全國抗戰聯合會”，任主席，與李公樸等創辦《全民》周刊，發表《為爭取全面全民族戰爭勝利而斗爭》，宣傳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精神。

1938年7月，沈鈞儒任國民參政員出席國民參政會，提出“有錢出錢，充實抗戰經費”等提案。

1939年，沈鈞儒參加統一建國同志會，與抗日各黨派領袖共商救亡事宜。

1942年，沈鈞儒率救國會加入民盟。“皖南事變”后，他與共產黨代表共進退，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堅持抗日民主立場，遂和陶行知、史良等被國民黨排除于第三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名單之外，繼續開展救國會和民盟的工作，進行抗日、民主活動，積極支持中共提出成立聯合政府，扭轉抗日危局的主張，并反對國民黨制造摩擦，破壞抗日，用斗爭迎來了抗戰勝利。

“七君子”中的李公樸、史良、沙千里后來都成為民盟盟員。他們出獄后，和沈鈞儒一起，繼續做了許多抗日救亡工作。

楊明軒

團結西北教界抗日救亡

塞納河邊宣傳團結抗日

1936年秋，共產黨員楊明軒以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交際部部長的身份主持全會的會務工作，開展西北地區的抗日救亡工作。

“西安事變”發生當日，楊明軒即主持18個救亡團體代表參加的緊急會議，一致決議并通電擁護張學良、楊虎城將軍的兵諫行動及其八項主張；16日，他主持西安群眾大會并致詞，駁斥蔣介石“先安內后攘外”的反動行徑，支持張、楊兵諫。“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他多方解釋宣傳中共中央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主張。

1937年1月，楊明軒主持成立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國大同盟，并當選為主席。2月密赴延安，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后，他與楊虎城分途出國“考察”，會合于巴黎。在法國，他們廣泛接觸僑胞和留學生，說明“西安事變”真相，宣傳團結抗日。回國后，與李敷仁創辦《老百姓》周報，宣傳抗日救國。

1942年，楊明軒與敦則沉、杜斌丞籌建民盟西北總支，負責組織工作。把《秦風·工商日報聯合版》改為民盟西北總支機關報，宣傳建立抗日聯合政府等主張。

史良

律師投身婦女抗日救亡工作

巾幗坐穿牢底高歌愛國無罪

“九一八”事變后，時于上海任律師的史良積極參加上海婦女抗日救亡運動。和沈茲九發起成立“上海婦女界救國會”。之后，她又擔任“上海婦女界救國會”和“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主張“團結全國救國力量，統一救國方策，保障領土完整，謀求民族解放。”

1936年7月，史良和沈鈞儒、章乃器、沙千里作為全救會代表到南京向國民黨二中全會請愿，要求二中全會作出抗日決議，開放民眾救國運動，停止內戰。回到上海后，她開展募捐宣傳，支援綏遠抗日軍民。

“九一八”五周年時，史良率隊參加全救會組織的游行，隊伍到小東門時，一批武裝軍警阻攔隊伍前進并大打出手。她站在一輛人行車上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致對外！”，被軍警毆打重傷。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史良和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沙千里、李公樸、王造時等七位救國會領袖同時被捕入獄。第二天取保出獄后，又遭遇第二次逮捕，但她巧妙地逃走了。反動派懸賞五萬元通緝她。一個月后，史良安排完全救會的組織安全工作后，主動到蘇州高等法院投案入獄，作為“七君子”之一和沈鈞儒等一起進行了震驚中外的“愛國無罪”獄中斗爭。她在法庭上和審判官唇槍舌劍，把對方駁得啞口無言。

史良出獄后，和沈鈞儒等到港澳等地進行抗日宣傳。

國民參政會成立，史良任國民參政員。“皖南事變”后，她和中共、民盟參政員共進退，拒絕出席參政會，因此被蔣介石除名。她繼續從事爭取民主、反對獨裁、堅持團結、堅持抗戰的愛國民主運動。

抗戰期間，她還和鄧穎超、宋慶齡、沈茲九、劉清揚等參加了婦女團體指導委員會，并任聯絡委員會主任，為支持前線、宣傳抗戰做了不少工作。

1942年，史良參加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負責重慶市委組織工作，為民主、團結、抗戰進行了不懈的斗爭。

胡愈之

以筆代刀出書刊宣傳抗日

肩負使命下南洋鏖戰星島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為上海《東方雜志》編輯的胡愈之即于《社會與教育》周刊上發表《尚欲維持中日邦交乎？》一文，第一個提出斷交宣戰的抗日主張。之后，他又在《生活周刊》發表文章，以其國際問題專家的犀利眼光分析指出：對日本的侵略“非取斷然措置，便是投降”，并預言“日本對我國東三省的強暴侵略行為，亦將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從此與鄒韜奮相識，共同為抗日救亡而奮斗，結成了親密的戰斗友誼。

后來，因楊杏佛被反動派殺害，鄒韜奮被迫出國，就由他接替鄒韜奮繼續出版《生活周刊》宣傳抗日救亡，對推動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起了重要作用。

他還幫鄒韜奮辦起了生活書店，編輯出版了不少宣傳抗日救亡、民主進步的書刊。

于是，胡愈之成了反動當局“黑名單”上的目標，不得不于1935年后，出走去香港、莫斯科，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取得聯系，又返回香港、上海，以救國會的身份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組織抗日民主力量。

1936年，胡愈之回到上海，適逢“七君子”事件，于是在救國會并未有職務的胡愈之擔負起聲援營救的組織工作，生活書店也成了救國會的聯絡機關。胡愈之以他在新聞文化界的特殊身份，聯絡了海內外著名人士和各種報刊介入營救活動，并成功地策劃由宋慶齡、何香凝帶頭發起的“愛國入獄運動”，引起社會震動，迫使國民黨政府無罪釋放“七君子”，推動了群眾性的愛國抗日救亡運動。

抗戰開始后，胡愈之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常務理事、宣傳部副部長，主要從事國際宣傳委員會的工作，每天舉行新聞發布會，向國際上宣傳中國抗戰的情況，特別是使國際上了解共產黨八路軍在抗戰中的作用。后來，國際宣傳委員會和范長江的國際新聞社合并，在抗戰中繼續發揮積極作用。

上海淪陷后，胡愈之在“中立”的英法租界內堅持隱蔽的抗日救亡工作，深入工人、市民中開展宣傳，舉辦訓練救亡團體骨干的“社會科學講習所”，出版《團結》《上海人報》等，并創辦“復社”，出版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讓淪陷區的人民看到了抗日勝利的希望。

此后，胡愈之到武漢軍委會政治部三廳任五處處長，主管抗日宣傳動員工作。武漢失守后，他按周恩來的指示到桂林開辟抗日文化陣地。在桂林，他被安排擔任廣西建設研究會文化部副主任。但主要還是以救國會的身份辦《國民公論》，宣傳抗日；舉行“聚餐會”，團結千家駒、張志讓、陳此生等著名文化人士共商開展抗日文化工作大計，創辦“文化供應社”，出版《國民必讀》書庫，為群眾提供抗戰救國的精神食糧。他繼續參與遷來桂林的國際新聞社和生活書店的工作，桂林一時成了抗日文化的綠洲。

但到1940年，由于國民黨加緊迫害抗日民主活動，桂林形勢緊張。胡愈之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轉移去香港，并奉派去新加坡協助辦好陳嘉庚創辦的《南洋商報》。在那里，他和張楚琨合作，將《南洋商報》辦成中共的海外抗日宣傳陣地，成為團結華僑一致抗日救亡的有力工具。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寇鐵蹄踏向南洋。胡愈之發表社論《論保衛南洋》，并發起組織星洲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開辦青年戰士干部訓練班，向華僑抗日義勇軍輸送干部；組成宣傳隊到群眾中進行抗戰宣傳。胡愈之并任“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執行委員兼宣傳主任，做了許多實際工作。

1942年2月4日，新加坡淪陷前，因國民黨拒絕他們入境回國，胡愈之和沈茲九、邵宗漢、張楚琨、郁達夫等28余人只能乘小船流亡到印尼，與中共和祖國失去聯系。直至日本投降后，胡愈之才回到新加坡，和中共重新取得聯系，并奉命協助民盟新馬支部開展工作，繼續開展中共的統戰工作。

眾前輩抗日救亡各逞英豪

為抗戰民主同盟應運而生

民盟成立前后，民盟前輩在各地各自的崗位上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業跡，舉不勝舉。如：

高崇民“九一八”事變后，他辭去所任張學良秘書之職，專事抗日救亡工作。他曾組織600多位東北難民同胞代表，臥軌攔車南下到南京面見蔣介石請愿，要求政府出兵收復東北失地。后發起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任主任委員。在張學良將軍秘密支持下，組織東北抗日義勇軍，最多時達30萬之眾。救國會被蔣介石取締后，他又與閆寶航聯系東北抗日將領，組織秘密抗日團體“復東會”，任秘書，繼續聯絡各方抗日力量支持東北抗日救亡工作。1936年，他作為蔣介石的“通緝犯”，被張學良秘密接至西安，參與了“西安事變”的策劃。張學良被軟禁后，他為團結東北軍繼續抗日做了不少工作。此后，擔任“東北救亡總會”領導工作，并加入民盟，擔任民盟東北總支主委，堅持抗日救亡工作。

杜斌丞“九一八”事變后，作為楊虎城將軍的重要幕僚，力主楊虎城聯共反蔣抗日，調解了西北軍和東北軍的關系，對促進張、楊和兩軍關系起了很大作用。他參與了“西安事變”全過程，對張、楊接受中共調停，和平解決西安問題發揮了重要的參謀作用。事變第二天，出任陜西省政府秘書長，促使全省政令統一，秩序井然，并參加了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三方“聯合辦公廳”工作。事變后，楊虎城被迫出國，杜斌丞在團結西北軍將領、教育西北軍官兵堅持抗日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卸任省政府秘書長職后，他南北奔走，聯絡各方抗日力量。1943年，杜斌丞加入民盟，和楊明軒、王菊人、郭則沉籌建民盟西北總支，提出“親蘇、友共、努力實現新民主主義”的綱領，堅持民主、團結、抗日。

關夢覺“九一八”事變后任“東北救亡總會”常委、宣傳部副部長，創辦《反攻》半月刊，進行抗日救亡宣傳。以后到武漢三廳任中校科員，繼續從事抗日宣傳工作，并加入民盟，任民盟西北總支常委兼宣傳部副部長。

李文宜參加上海人權保障委員會、反帝大同盟的抗日救亡工作；上海淪陷后，在武漢任湖北省婦女戰士工作團組織部長、《婦女前哨》編委，進行抗日救亡活動。

蕭乾時任《大公報》駐英記者，歐戰爆發后，作為《大公報》歐洲特派員、戰地記者，成為中國唯一在歐戰現場采訪的記者。

高天抗日期間，先后擔任《華北日報》戰地記者，《掃蕩報》、《時事新報》、國新社戰地記者，在抗日前線采訪了許多戰爭新聞發往海內外，使海內外了解中國抗日正面戰場戰況。

龍云時任昆明行署主任、陸軍副總司令，是主張抗戰到底的國民黨將領之一。是民盟的秘密盟員。

劉清揚“九一八”后發起成立北平婦女救國會并任主席，后來成為全救會中執委，領導著北方婦女抗日救亡運動。

沈茲九在上海發起成立上海婦女救國會，到武漢后，參加宋氏姐妹領導的戰時兒童保育總會工作，任常務理事。

張楚琨1931年參加上海反帝大同盟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在新加坡參與發起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南洋總隊，任宣傳部長，還擔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敵行動委員會秘書長。

這些抗日救亡志士，最后都在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成為中國民主同盟的成員，為民主、團結、抗日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來源：《中央盟訊》（周昭坎整理）

信息來源：民盟中央微信公眾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