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公園真正題字者揭秘，若愚公園的名字僅為坊間流傳

青島“魯迅公園”位于匯泉灣西岸，沿狹長基巖海岸東 西伸展，有“山窮路斷疑斷崖，臨岸回折又一景”的情趣。公園的歷史可追溯到1904年。德殖民當局編制的，《膠 澳發展備忘錄（1904.10-1905.10）》中，規劃別墅區下方建設綠地先用作苗圃后改為公園；《膠澳發展備忘錄（1906.10-1907. 10）》中有了維多利亞公園，因其位于維多利亞灣畔。

下面三張照片，是1911年埃斯梅·哈頓·波茨（Esme Hutton Potts）和孩子們拍攝于海水浴場，背景今魯迅公園，別墅區中膠海關稅務司阿里文和副稅務司艾瑞的別墅也清晰可見。還有一張照片是在公園礁石上拍攝海水浴場。

日本殖民者編寫的《青島軍政史（自1914年11月至1917年09月）》中有關于青島公園的整理，述及四所森林公園分別是旭公園、神尾山下公園、曙濱公園、若鶴公園。

北洋政府接收青島后，曙濱公園改為海濱公園，見《膠澳志》。商埠將德占時期的維多利亞路南北走向的西段命名為萊陽路，其德占時華人稱會前街，日占時名旅順町；東西走向的中段命名為南海沿，這也是德占時華人對其的稱呼，日占時名忠海町。這也是魯迅公園被稱為南海沿的原因。而南海沿以及前海沿、后海沿中的“沿”的本字是“崖”，如今青島轄區內村鎮名中的紅石崖、河崖、溝崖、上崖、下崖等。其方言發音為yái，是中古音，臺灣地區《國語辭典》仍發此音。“魯案善后”中誤作“涯”，發音為yá，陰陽對轉為yán。同例，青島方言中稱青蛙（wā）為wāi子，也是保留了中古音。

1929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接管青島。同年12月，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了《首都計劃》。計劃中規定首都的建筑形式，要用“中國固有之形式”；“發揚光大本國固有之文化也”，“一方以觀外人之耳目，一方以策國民之興奮也”。林逸民在序中指出，“此次計劃不僅關系首都一地，且為國內各市進行設計之倡”。據此，1930年，青島市工務局建設“海濱公園”時，將正門建設為，中式古典風格的木質牌樓。

據金山著《青島近代城市建筑（1922-1937）》引用青島城市建設檔案館的“海濱公園設計圖”中，牌樓正匾為胡若愚題海濱公園。另據1930年9月27日，青島市政府第六十一次市政會議記錄，工務局報告建設海濱公園工程進行概況。兩份資料均稱海濱公園，可知胡若愚主政期間（1930年6月任，1931年12月卸任）公園仍稱海濱公園。

下面分別是1932年，《柯達雜志》第3卷第9期刊發的牌樓正面照，和《天津商報畫刊》第5卷第41期刊發的牌樓背面照。

牌樓正匾和背匾的題字照片，截自意大利攝影師克拉韋里的影像作品。其1936年已回國，拍攝時間應在此前。蘇竹影于1936年3月出版的《竹影雜記》載，胡若愚題“蓬壺勝覽”。如前述，“海濱公園”亦胡若愚題。

1934年，“山海關路海濱公園”建成，為與之區別，“海濱公園”或稱“萊陽路海濱公園”。1935年10月，青島市工務局繪制《青島市區圖》，“山海關路海濱公園”稱“山海關路公園”；“海濱公園”仍稱“海濱公園”。

《青島新民報》1942年1月03日第3版刊《海濱公園牌坊年久失修》；03月27日第5版刊《上月官產營繕》，有“海濱公園彩坊年久失修，擬提前修理，正估計預算中”。1946年10月30日，《武進中山日報》第2版刊《青島海濱公園》圖片，可見木牌樓已改為石牌樓。期間牌坊修繕情況不詳。

由四十年代后期老照片，可略見牌坊當時的樣貌。前匾題字者不詳；后匾題字與今相同，傳為鄭世芬 1932 年題寫。

1950年2月，青島市各界人民代表第二次會議，為紀念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魯迅先生，將“海濱公園”更名為“魯迅公園”。紅底金字的門匾，自此便高高掛起了。

“魯迅公園”四字普遍認為是集魯迅手跡而成，但對于集字的來源語焉不詳。魯海的《青島掌故》有這樣的記述：“1950年，為紀念魯迅先生，將海濱公園改名為魯迅公園。原計劃請王統照題寫，后由魯迅先生的手跡中選出。其中“魯迅”兩字由最常見的魯迅簽名而來。而公園兩字，則是從上海出版公司的《魯迅書簡》手跡版中查得，集為一體放大而成”，這是能見到最詳細的敘述了。“魯迅公園”四字如反向讀則似“周公是鬼”或“周公見鬼”，于是便有了，郭沫若題寫的說法。

為一探究竟，我便找來《魯迅書簡》，將書中的這四個字摘出。

經過比對，“魯迅公園”四字不是集自《魯迅書簡》；特別“魯迅”二字與《魯迅書簡》中相應字差別較大。1918年 5月，以魯迅為筆名發表《狂人日記》，這是“魯迅”第一次出現在讀者面前，但手跡不存。現存手跡中“魯迅”二字，最早是1918年7月5日的《致錢玄同》；最晚是1936年9月28日的《致雅羅斯拉夫·普實克》，距離其去世僅21天，時間跨度十八年有余。魯迅手稿自產生之日起，就是一個逐漸消亡的過程，用窮盡的方式為匾字溯源，證明匾字是集字或不是集字，這是不符合邏輯順序的，也是無法實現的。

“山窮路斷疑斷崖，臨岸回折又一景”。偶得《魯迅的道路》一書，是文藝出版社1948年9月出版。書中有大連“魯迅公園”大門照片，是由內向外拍攝。門上“魯迅公園”四字，經鏡像處理，后比對與青島魯迅公園的題字單字相同，但排列順序相反。

這樣，青島“魯迅公園”的題字就是將大連“魯迅公園”的題字重排。找到大連魯迅公園的題寫者，也就找到了青島魯迅公園題字的來源。但大連地方史研究者中，也普遍認為“魯迅公園”四字是集自魯迅手跡。

忽憶少年時，讀書看到，李一氓曾說其在大連題寫了“魯迅公園”。當時認為“李體”與青島魯迅公園的題字風格差距太大，也就沒在意。于是，我便翻箱倒柜找有關李一氓的書，終在《<存在集>續編》中的《從兩周年紀念到五十周年紀念》，找到“一九四八年，我在大連主持工作，把大連的一個公園，命名為魯迅公園，我還為它題了園名”的記述。

李一氓在大連期間，積極主持參與翻印《魯迅全集》，和“魯迅逝世十二周年”的紀念活動，特別是給魯迅塑造銅像，修建魯迅衣冠冢等。李一氓還為《大連日報》副刊《海燕》題寫報頭。是報于1948年10月17日，發專刊紀念魯迅。

李一氓的孫女李燕寫的《李一氓紀念魯迅先生》，中共彭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李一氓》和《李一氓年譜》等文章，都有相同的記述。

關于郭沫若題字說，用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中《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話“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只在爭座位，斗法寶……這其實正是惡劣的傾向，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于‘內奸’的行為”，是最有力的回應。

在魯迅逝世50周年的1986年10月，公園牌樓后豎立起魯迅花崗巖雕像，以示紀念。2001年，又建“魯迅自傳碑”、“魯迅詩廊”、“吶喊臺”等，使“魯迅公園”成為一個兼有自然美、園林美和人文美的海濱公園。

2025年7月31日

作者：張超，1975年生于青島，文史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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