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朱棣文看美籍華人在新時代的期許

文︱關品方

最近筆者有昔日皇仁書院的同窗好友（榮休教授、大學校長）建議我談一下中國對美籍華人在中美硬核抗衡的新時代應有的期許，特別提到朱棣文。筆者最近談過黃仁勛、梁見后，年前也談過陳香梅、趙小蘭。本文介紹朱棣文。

朱棣文（Steven CHU），1948年生于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今年77歲，祖籍江蘇太倉，是著名的美國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1997）獲得者。他1970年（22歲）羅徹斯特大學畢業，獲得數學學士和物理學學士雙學位，繼續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深造，追隨實驗物理學大師康明斯教授做研究。

朱棣文不僅在學術界有卓越表現，還曾擔任美國能源部長（2009至2013，奧巴馬執政期間），強調清潔能源研發，倡導對溫室氣體排放的控制。他曾任斯坦福大學教授，是多個學術機構的院士；1998年獲任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朱棣文以其在激光冷卻和捕陷原子方面的研究而聞名。當年他與坦努吉和菲利普斯3人一同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他的研究還包括肌蛋白細胞的收縮，被稱為“分子馬達”。

最近（7月13日），朱棣文與其他五位科學家一起獲得了基礎科學終身成就獎（獎項在北京頒發），標志著他在科學界的卓越貢獻得到高度認可。他在剛舉行過的第三屆國際基礎科學大會“物理之夜”上，強調科學進步需要群體共同努力的重要性，指出中美兩國科學家之間可持續性的合作非常重要。

朱棣文不僅是一位杰出的科學家，也是一位積極推動科學教育和國際合作的倡導者。他的經歷展示出個人潛在才能與開放教育環境相結合所能達到的高度，高瞻遠矚，不是華府政客們能聽得明白。

朱棣文對中美關系的看法，主要集中在科技合作與教育交流方面。他強調中美兩國在基礎科學研究領域的合作對于雙方乃至全球的重要性。

他認為基礎科學的合作可帶來共贏，是中美兩國實現共贏的關鍵。他在接受《賽先生》采訪時指出，盡管每個國家都希望在制造汽車、計算機等方面競爭，但這并不意味著必須成為敵人或軍事沖突的導火線。他強調基礎科學因開放交流而蓬勃發展，這種交流不僅能夠促進商業活動，還能夠推動產業競爭，應該是良性的、健康的競動和發展。

朱棣文呼吁中美雙方在教育和科學領域充分溝通。他認為高等教育的開放和科學技術的自由，在相互交流的過程中最終會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如果將對方拒諸門外，認為所有來自對方的人都是壞人和魔鬼，那將會是災難性的。他表示將盡自己所能去游說，希望中美兩國能夠保持開放的態度，促進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國際交流。他甚至認為，如果拒絕中國人到美國大學留學，對美國大學而言，將會是災難性的、毀滅性的。

朱棣文還強調國際合作在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的重要性。無論如何，需要所有的基礎科學共同努力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他認為中美兩國在這一領域的合作尤為重要，因為氣候變化是跨國界的問題，需要在全球范圍共同努力合作。

即使在被認為最具商業價值的人工智能領域，朱棣文同樣認為互相交流對于整個AI領域的發展具有巨大價值。他指出雖然企業在專有機密信息方面有自我保護的需求，但基礎科學的開放交流始終是推動技術進步的關鍵。

朱棣文還提到《中美科技合作協定》歷史上的重要性。該協定自1979年藉中美建交的契機簽署以來，一直是中美兩國在科技領域合作的壓艙石。盡管近年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對該協定的續簽和合作內容收窄產生了破壞性影響，但他認為這協定在過去46年來中美兩國在科技領域的信息共享、教育交流和科學合作方面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面對當前的地緣政治環境，中美兩國需要在開放科學和國家安全之間找到適當的平衡。

筆者認為，科學家們應該利用自己的個人和專業關系促進中美對話和理解，而不是將基礎研究以私藏原則來捍衛。科學家們不應只做旁觀者，而應積極參與到維護中美科技合作和推動中美友好往來的事業上來。朱棣文對國際政治有極其清醒的認識，筆者認為十分難得。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中美關系太重要，不能夠交給政客來全權處理。朱棣文建議科學家們應該通過提出具體的想法和計劃維護中美合作，而不只是嘴巴上說說。他相信中美兩國在科技領域的合作不僅可以推動知識的進步，還可以成為重建兩國互相信任的渠道。

朱棣文對中美關系的看法主要集中在通過基礎科學的合作來實現共贏，保持互動的渠道暢通以應對全球性挑戰、在地緣政治環境找到合適的平衡點。筆者認為，其實中美兩國何止在科技和教育領域合作對雙方以及全球都有益，在人文科學和文化交流方面同樣重要。問題是軍事產業在軍備武器市場以及金融產業在資本貨幣市場，為少數壟斷集團逐利的本質一朝不改，始終是全球各地戰爭破壞的源頭、是中美關系和平發展的障礙。知易行難，舉步維艱。

朱棣文的家庭背景，與中國有深厚淵源。他祖籍江蘇太倉，祖父朱筑巖是太倉文化界名人；父親朱汝瑾畢業于清華大學化工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學博士；母親李靜貞同樣來自清華大學，主修經濟。朱棣文在美國出生成長，但始終保持著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有其宗族背景。他本人對于自己華裔的身份有堅定的認同感，多次公開表示自己是純粹的中國人。這種身份認同和國籍隸屬并無矛盾。1998年，朱棣文獲得諾貝爾獎后翌年回到祖國尋根，表達了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他受邀成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致力為中國科學界的發展做出貢獻。2009年，他被奧巴馬任命為能源部長，在任4年間推動了美國在新能源開發方面的進步，亦同時加強了中美兩國在科技領域的合作。他對自己的華人身份有深刻的理解和強烈的歸趨。

筆者認為，我們應理性看待美籍華人學者的多元身份和社會角色，期待他們作為美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美和平合作及互動交流多作貢獻。美國具有文化多元性和種族復雜性。美籍華人有他們的個人選擇，立場會受到歷史背景、成長環境、價值觀念、工作條件等多重因素影響，于家國之思有程度上的不同，不必強求狐死首丘、更不應被標簽定義；只要在中美關系動態變化的過程中堅持不偏不倚的理性認知就得。

我們對美籍華人的合理期望維度，應該尊重其多元身份認同與國籍法律義務。美籍華人已加入美國國籍，依法對美國負有公民義務，其政治立場和社會參與基于美國法律框架。但作為華裔，他們對中華文化的傳承意愿、與中國的民間交流，應得到鼓勵尊重、而非被道德綁架。他們可以起到促進跨文化理解的橋梁作用，以其橫跨太平洋兩岸的人際關系、個人能力和文化背景，美籍華人可以在中美民間交流中發揮積極作用，減少誤解、增進互信；通過學術、商業、文化領域的合作交流，傳遞客觀信息，保持清醒頭腦，避免被美國政客的極端立場裹挾。這又是知易行難，不應求全責備。

在這方面，朱棣文堅守客觀理性的認知底線，面對中美關系敏感議題，能夠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對立思維，十分難得。

美國政客立場先行，將美國當前的困境歸咎于中國、忽視全球化互利的本質，是對歷史進程與經濟規律的錯誤解讀。期望政客們基于事實與邏輯，而非想象與狡辯，希望他們不搞雙重標準，放棄專門利己絕不利人的思維，排除狹隘的種族岐視和意識形態的偏見。現在看來，所謂MAGA的思維大勢已成，短期內極難改變，要警惕極端立場、嚴肅對待，更不可與狼共舞，幼稚天真。

二戰期間日裔美國人（美籍日人）因美日關系惡化而在美國遭受系統性歧視（被困集中營、財產沒收）的歷史表明，族群標簽化和政治極端化對少數族裔群體在美國這個豪強國度，一旦政策走偏，可以造成災難性后果。當前中美關系緊張，美籍華人需要警惕莫被卷入地緣政治漩渦，對雙重身份的心理調適要有高度覺悟。美籍華人家庭在雙文化的社會化過程中也可能對子女的心理健康產生影響，過度強調單一文化認同或過度陷入身份認同焦慮，都可能加劇代際矛盾與心理壓力。美國MAGA的社會壓力要求華僑子女“選邊站”，被利益綁架的惡劣影響將會是長期的，不能不引以為憂，嚴重的甚至涉及人身安全。在全球化利益交織的時代，在美國居留的華裔科學家們應該基于對自身貢獻的自信勇敢發聲，不應沉默地繼續躲在MAGA這樣一種單極霸權的自私思維后面。如果共業如此，最終恐怕會自食惡果。

筆者認為，以多元包容取代對立，以理性對話超越偏見，互利雙贏，命運共同，友好協商，才是正途。這涉及人類的將來出路，是戰爭與和平、破壞或建設的斗爭。希望更多有影響力的美籍華人，好像陳香梅（已故）、趙小蘭、朱棣文等一樣，致力改善中美關系，在堅守法律底線與國際認同的基礎上，以開放心態促進文明互鑒，拒絕被美國政治現時泛濫的極端言論和政治操弄裹挾。中美關系的未來，需要更多理性的聲音。美籍華人社群的健康發展，依賴我們對多元身份的自信接納以及對客觀事實的端然尊重，堅持人類和自然物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歷史視野，堅決抗拒和抵制以損害他人利益的方式讓美國再度偉大起來的錯誤想法。

香港作為國際高等教育的樞紐，?立在堅持開放包容、接納各方來客的國門之前，應歡迎更多的各國留學生到來，因此要有詳盡的、長期的國際教育規劃、計劃和政策。筆者人微言輕，野人獻曝；是不是這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