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悟之難——徘徊于現代世界之外的中國思想

　　龔自珍是中國傳統思想內部最后一位啟蒙思想家，也是中國近代新思想的第一位啟蒙思想家。

　　說他是中國傳統思想內最后一位啟蒙思想家，是因為他的思想和明末以來那些啟蒙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一樣，雖然對中國的政體制度、教育制度、人的行為觀念等做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他們的反叛情緒來自個人命運受挫的直觀體驗，而不是更為深刻的理性自覺。他們所提出的方法，也是遠溯上古“三代”的虛無飄渺的幻想，基本上類同“太平天國”式的不負責任許諾，用龔自珍本人的話來說，就是“藥方只販古時丹”。以龔自珍為例，他的主要批判鋒芒指向科舉制和官場的腐敗風氣，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本人科舉不順，屢考屢敗。他的個性狷介張揚，不屑于逢迎媚上，結果在官場里混不好，總是晉升不上去，是這種個人際遇，讓他對現存的社會及制度產生怨懟之心，進而大加撻伐。而他對未來的理想是渺茫的，比如寄希望于山中的“隱士”，或者春秋戰國時期禮賢下士的那種類型的國君的出現（這樣，才能給大臣些面子，讓他們坐在對面說話，而不是跪在腳下聽旨）。他其實是這樣一個人：要嫖娼喝花酒，就大大方方、公開地去干；他最看不慣的就是官場那些虛偽的同事，既當了婊子，還裝腔作勢地立牌坊。他這種個性確實不太適合當官(官場本身就是個大牌坊，您把它給拆了，還有官場嗎?)，以至于他的知己林則徐也僅止于和他保持思想上的交流，當龔自珍提出入其幕府，南下參與禁煙，遭到了林的婉拒。

　　龔自珍所代表的是一種中國傳統內的舊式啟蒙，或者說是一種舊式反叛的思想，它源于一些在舊體制內沒有獲得較高的利益、處于失勢地位，個性又比較放縱張揚、更忠實于自己心里真實想法的文人。這些人對舊體制的批判部分是因為個人的發展要求受挫，部分也是源于他們不壓抑自己內心真實的要求（比如龔自珍所寫的《病梅館記》所表達的張揚個人生命天性的主張，這一點值得認真關注，因為后來中國的歷次所謂“思想解放運動”真正的人性基礎也是這一點：五四運動對當時的絕大多數青年男女來說就是“戀愛自由”；1978年以后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實際社會層面的表現也就是可以留長頭發、穿喇叭褲，公開表達愛情；直至今天，衡量某一地區開放的程度，就是那一地區洗浴中心的多少等等，這是中國思想對現代性的真實理解），這種思想最遠可以上溯到宋代的陸九淵、朱熹等人，其實都出于同一種思維模式。宋代以前是沒有這種“啟蒙”式“反叛”思想的，因為那時的中國正處于政治上的擴張期，漢唐雄風激蕩下的中國文人，既便有個人的痛苦，也都默默地吞下，轉化為詩歌中對生死無常的感嘆。那時，中國是世界的中心，這個社會中的失勢者盡管有對自己命運的不滿，但他們認為那是人類共同的現象，不會對這個國家所代表的文明共同體產生質疑。而宋代以后，漢文明失去了擴張的能力，始終處于異族的強大壓力之中，因此，這些失勢文人的抱怨、牢騷，便有了另外一種新的文明對應物作支持，他們所質疑的“本朝”在世界文明大潮的參照下就變成了“本國”。如果不是后來的鴉片戰爭，龔自珍就和那些思想前輩們一樣，也默默地風干在中國歷史文化固有的進程中。

　　使龔自珍成為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位啟蒙思想家的是鴉片戰爭，因為這場戰爭，事實上打破了大清是天朝盛世的神話。而所謂“打破天朝盛世的神話”，也只是我們現在的說法，在當時，清廷把鴉片戰爭僅當成是一次具體辦事當龔自珍所代表的中國思想自我啟蒙的力量已達到極限，宣告他們無力突破傳統思維模式限制，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睜開眼睛看世界”，向西方學習的思想應運而生，登上歷史舞臺，中國仿佛出現了進入現代世界的希望。官員處事不當的“邊境局部沖突”，并沒有意識到這場戰爭所蘊含的國家危機和民族危機，按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處理說法就是“危機已經過去，現在仍是天朝盛世”。對后面一連串的危機也是如法炮制，比如以屈辱的不平等條約結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又鎮壓了太平天國造反之后，當時朝野上下共慶，出現了“同光中興”。在鴉片戰爭之后，大清王朝又延續了七十年的壽命，在這七十年的絕大部分時光中，朝廷的主要宣傳基調是：現在國家已經實現了“中興”，又回到了“天朝盛世”的時代，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官員、紳士、讀書人和農民是認同并相信這種說法的，他們依然過著考科舉、當官摟錢、多娶老婆多生孩子的正常日子。

　　當然也有少數頭腦明白的另類，比如精明能干的官僚李鴻章、左宗棠之流，比如在重重危機下不斷覺醒的讀書人，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他們清醒地認識到眼前這一切和官方的說法大不相同，他們意識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感，正是這些人接受了龔自珍。因為龔自珍早在先前二十年就指出，這個國家不是處于盛世階段，而是處于“衰世”階段，“衰世”階段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扼殺人才，扼殺真知灼見，以致于朝野上下，不僅沒有有才干的官員，就連市井之中都沒有有才干的小偷。李鴻章、左宗棠這種實際辦事的官員，對大清干部隊伍的基本素質的了解并不比龔自珍少，因此，從心底里是同意龔氏的見解的，但他們能講到臺面上的是龔自珍對于邊疆危亡的先見之言，是龔自珍最先意識到中國邊疆危機并最早倡言在西域（新疆）建省的，后來左宗棠等人落實了這一構想，對龔氏的先見之明，李鴻章、左宗棠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梁啟超比左、李時代略晚，他從個性解放的角度接受了龔自珍，最能觸動他的也是龔自珍對“名為盛世，實是衰世”的現實批判。所以，他說初讀龔自珍的文字如同受到電擊一樣震動。但是，他也發現了龔自珍思想缺乏后勁兒的毛病，進而評論說，再讀下去，就不滿足了，感到龔氏思想失于膚淺。

　　簡言之，龔自珍之所以能被清末直到現代思想界認為是近代啟蒙第一人，是因為他對當時“天朝盛世”的大膽批判，但是，這種批判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化內部的一次自我批判，有極大的局限性，除了指出這是一個“衰世”，需要迎接新的時代外，他沒有貢獻出任何新的東西。他之所以被封為是中國近代啟蒙第一人，并不是因為他提出了新的思想，而是由于出現了新的時代：西方列強挾雷霆萬鈞之力緊跟在他的批判之后，把中國推入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他幸運地以自己的敏銳和真誠，站在了這個大潮的最前端。如果不是鴉片戰爭，他的命運和黃宗羲、顧炎武一樣，只是一個舊式的王朝末世的“反叛”思想家。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龔自珍的思想標志著中國思想啟蒙的最高水平和最后階段。所謂最高水平，倒不是說他比前輩思想家們高出多少，事實上，他和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甚至陸九淵、朱熹他們水平差不多，中國思想的自我啟蒙從開始到終結基本上維持在一個水平上，充其量只能為一個新王朝的善政提供些可借鑒的意見，沒有任何新的文明要素。而所謂最后階段，是指在龔自珍之后，再也不能這么思考問題了，不是說中國的舊式讀書人（也包括今天的新式讀書人），不那么思考問題了（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還是那么思考問題的），而是說，那樣思考問題解決不了中國的實際問題。中國面臨的真實危機必須有新的思想才能解決，而龔自珍所代表的舊的思想模式完全是無能為力的。

　　當中國思想家在內部體系中走投無路時，外來的西方文明帶來了新的希望，從此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用西方的思維方式解決中國問題的所謂現代化歷程。這個開端人物是魏源，他以煌煌百卷的《海國圖志》當仁不讓地立于中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最前端，而其中的一個樞紐人物是林則徐，他們兩人與龔自珍又都是好朋友。

　　龔自珍對林則徐的影響是他對現實的批判意識，對于龔自珍的很多思想，林則徐是認同的，他們的價值觀和對時代的判斷都是一致的。但林則徐對龔自珍的個性也有深刻的認識，所以，他們只保持著思想上的交流，沒有實際政治上的合作。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龔自珍沒有緣分親臨抗英第一線，親身感受新文明的壓力。在與英國人直接打交道的過程中，林則徐意識到了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和重要性，開始了了解外國文明的過程（盡管林則徐對西方文明的理解不無偏頗之處，如他與徐繼畬的分歧），他將自己收集的國外報紙交給了魏源，魏源在此基礎上，開始編輯《海國圖志》。命運又給了林則徐更豐富的經歷，鴉片戰爭失敗后，他被發配到新疆，在那里，親身體會到新疆問題的重要性，他把自己關于新疆問題的研究心得又交給了左宗棠。龔自珍的兩個重要思想一個是對時代的批判，一個是對中國邊疆問題的關心，都通過林則徐這個樞紐傳承了下去（當然，龔自珍與魏源有直接交往，兩人的個人交情可能比他與林則徐深一些，魏源可能直接接受了龔自珍的社會批判思想，但他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思想則是源于林則徐的推動）。

　　從龔自珍的走投無路，經林則徐的樞紐轉換，到魏源得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果實，中國思想有了新的希望，然而，事情的后果卻讓人大跌眼鏡。

　　魏源的《海國圖志》出版后，在中國的官民人等中幾乎沒有激起什么反響，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停止了對外開放的步伐，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人以他們的方式，開啟了事實上向西方學習的運動——洋務運動。我們仔細比較了軍工技術方面中國與西方現代科技的差距形成過程，發現在1840年鴉片戰爭時期，中國和西方雖然在武器制造技術上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不大，沒有形成代際差，都是木制帆船，前裝滑膛槍炮。而且，在此后的發展過程中，中國與世界先進技術的起點并不算太遠，后裝線膛槍、后裝線膛炮、蒸汽動力鐵甲艦幾乎同步引入中國，而且是體系化的引進，即連制造工藝和設備一道引進的。在英國現代造船業和德國克虜伯軍火公司的繁榮過程中，來自中國的巨大訂單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國家的資本家也把李鴻章這等大買家奉若上賓。然而，中國還是落后了，先是在1895年被日本打敗，接著在1900年被八國聯軍打敗。這時才想起編練新軍，這支新軍除了發動革命外，就是進行了長達20年左右的新舊軍閥混戰，從來沒有在保家衛國的國防戰爭中發揮作用，等到1931年日本人制造九?一八事變，只能棄城而逃。仔細盤點起來，中國與世界的最大差距是在1861年到1910年間形成的。這期間又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861年到1895年，那時中國以東亞的先知先覺著稱，引進了西方的近代工業，創辦了江南制造局等一批近代化的工廠，還擁有了一支號稱亞洲第一的龐大艦隊——北洋水師，這支艦隊的堅船利炮曾經把日本天皇嚇得睡不著覺，甲午戰爭打起來之后，天皇緊張得粒米不進，只靠喝水維持生命。然而，這支艦隊確實如李鴻章所賦予它的使命一樣：只能作為紙糊的老虎嚇唬別人，真打起來則一敗涂地。從甲午戰爭之后，中國人對外國的學習方向發生了變化，學習對象從遠方的西洋人，變成了近在咫尺、且起步比自己還晚的東洋日本人，學習的內容也從工業和軍事裝備擴大為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這期間發生的大事有廢除科舉、興辦鐵路、預備立憲等等。中國開放的步子更大了，如果說前一階段，還有所謂保守勢力的掣肘，說對外開放舉步維艱的話，自1895年之后，特別是1900年之后，對外開放已成為時尚，留學國外成為晉升最快的升職渠道，國外隨便一個軍校的畢業生回來干個三五年，就能當上少將，各地也紛紛不顧實際情況地大干快上各種現代工業項目，比如大辦鐵路等等。然而國家依然沒有強大，科學技術仍沒有進步，反而進一步落后，到1931年日本軍隊進攻東北時，中國的陸軍已經更加落后，抗日戰爭中國武器不如人給中國軍隊造成的重大傷亡可謂創深痛巨。

　　已經有一部分學者意識到了中國與世界的最大落差形成在1840年到1910年（還可以往后延到1949年）之間的事實，但均把原因歸咎為兩點：一是在1895年之前，保守派過多的掣肘；二是在1895年之后，滿清權貴為維持自己的獨裁統治拒絕政治改革。這些言論事實上來自于當時當事者的自我辯解，比如李鴻章就把北洋水師的失敗歸咎為所謂保守官僚的掣肘，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也認為通過政治革命，實現政權的更迭后，中國就會走上自由富強的康莊大道。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上述兩種看法都被歷史事實證明是錯誤的。

　　將洋務運動及戊戌變法等一系列對外開放行動的失敗，歸咎于保守派（或叫頑固派、守舊派）的掣肘是不對的，因為真正有權決定他們向國外學習的內容和方式的人不是子虛烏有的所謂保守派（從史料考證的角度，幾乎找不出幾個真正有力的保守派，所謂“保守派”根本就不存在，這種說法完全出于當時洋務派的杜撰和后人的附會），而被視為洋務派的慈禧太后、奕、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這些人真要想辦一件事兒，沒人擋得住他們，科舉制不也在這些人手上廢除的嗎？號稱“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慈禧太后幾乎沒有一步不是在暗中變動“祖宗之法”的。問題的實質不在于保守派的掣肘，而在于改革派（或說洋務派）本身對于向外國學習這件事本身的理解上就有問題，他們以為西方也包括日本的那些武器裝備、工廠、學校以及政治制度，是一種脫離了那個民族心靈的外在的東西，花錢買過來，或者用強大的政治權力移植到中國就可以自動發揮作用。這種想法相當于以為買個汽車不用司機那個車就可以自己走，買個電視不用電視臺就可以看節目一樣。而且，更為致命的是，他們中的一些較為聰明的人物雖然也意識到了這種學習方法的后果，如李鴻章，他明白自己艦隊的技術水平并不是太差，但他只把它設定為嚇唬人的紙老虎，從來就沒從心底里準備把它當真老虎用。而滿清權貴為保特權而拒絕政治改革的說法，其實來自革命黨人奪權時的片面攻擊，事實上，從慈禧太后到光緒皇帝，都了解日本明治天皇通過改革變法加強皇權的故事。在那個時代，遠有彼得大帝，近有日本天皇、德國皇帝，都通過“變法”使得國家強大、君權永固，對慈禧太后來說，“變法”和“皇權”并不沖突，因為英、德、日等國的成功例子都放在那里，她正是為了維持“皇權永固”才下決心推行新政的。事實表明，在慈禧太后和那個懷有頑固帝王思想的袁世凱統治之下，國家好歹還有個統一的中央政府，還有可能實施統一的工業化戰略，還可以建立統一的新式教育制度；而在北洋軍閥混戰的局面下，連個統一的中央政府都沒有了，又如何能發展起現代化的教育、科技和工業？

　　這個問題從發生時間的角度，本來應在文章一開始就提出來的，就是在鴉片戰爭前，中國人是怎么接受鴉片的（用歷史學家端木賜香女士的話來講，就是洋人帶來了恁多西洋玩意兒，中國人卻獨獨愛上了鴉片）？鴉片又是怎么引起一場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的？

　　中國人接受鴉片的過程已經被歷史學家們考證得比較清楚了，大致是從明朝就知道這種東西，最開始是當藥品使用，在清朝雍正年間開始規模化吸食，而且，用煙槍吸食鴉片的方法還是中國人發明的。更有意思的是，1724年雍正皇帝就頒布了第一道查禁鴉片的諭旨，到1839年林則徐南下廣州動真格的開始禁煙，大清王朝從雍正、乾隆、嘉慶到道光四代領導人，在110年中都下過禁止鴉片的“紅頭文件”，但不僅沒有禁住，鴉片的進口量反而從1729年的每年200箱劇增到1838年的每年2.5萬箱，而且國內還開始種植鴉片。

　　鴉片為什么屢禁不止，反而越禁越多，有些學者將原因歸結為大清王朝的官員貪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正好借著鴉片這種半不暗的半走私狀態敲詐勒索，中飽私囊，比如，后來成為禁煙派代表的鄧廷楨1835年任兩廣總督時，就一手抓禁煙，另一手自己也有四條販煙的私船，船只不夠時，還轉雇英國的雙桅輕艇與無篷小艇，從中收取每箱100元的運費。① 這種說法有一些道理，但筆者認為，官員隊伍的普遍貪腐確實對鴉片的流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不是關鍵性的作用。等到道光皇帝真下定決心禁煙了，鄧廷楨立馬變得“極左”，真下狠手禁煙。大清的官員都明白，只要保住官位，除了鴉片外，還有別的財路，禁就禁吧，他們的抵觸或不抵觸事實上都不起作用。我以為，最關鍵的因素在于皇帝從思想深處并沒有認識到鴉片的毒害，從雍正到道光年間下的那些禁煙的“紅頭文件”，其實都是走走樣子，只是一陣風，事實上是明禁暗不禁、時禁時不禁，這才導致鴉片泛濫到那么大的一個規模，以至于成了英國與中國的貿易支柱。到這時，禁煙就斷了英國人的財路，進而引發了戰爭。正是由于最高當局這種模棱兩可的態度，才使得各級官員們膽敢下手、從中漁利的。如果雍正拿出處理科舉舞弊的殺伐手段的話，用不了那么多紅頭文件，只一個案子就足以讓鴉片禁絕了，說明在大清皇帝心中，鴉片泛濫的危害還不如科舉漏題嚴重。

　　之所以在這里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它與前面一個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是一樣的：中國人從皇帝、大臣到平民百姓，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鴉片的危害，所以才禁止不力。同樣是由于對西方文明的本質認識不清，所以，才按照自己的天性，只接受了西方文明中享樂、墮落的東西。

　　前面兩節的主要意思是，當龔自珍所代表的中國思想的自我啟蒙走到極限，無力突破傳統思維模式的束縛、走投無路時，歷史給了中國一次機遇，中國人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歷程，很多人以為向西方學習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正確道路，甚至是唯一道路（這也是當今持“現代化史觀”的學者們的主流觀念）。然而后來的歷史事實卻表明，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中國不僅沒有與世界上其它國家一道步入現代世界，反而進一步落后，淪入更為混亂的“中世紀式”的泥潭中不能前行。一個有象征意義的例子是魏源的《海國圖志》，在他的祖國無人問津，在東鄰日本卻激起了變革風潮，無數日本的仁人志士是在這部書的引領下走向現代化之路的。對此，作家閻海清先生評價道：中國人是睜開眼睛看世界了，但睜開了一下，又閉上了。我的評價是：中國人的確睜開眼睛看世界了，而且直到現在還睜著，但睜開的這雙眼睛卻是色盲，它過濾掉了能使自己真正融入現代世界的進步要素，一切在別的國家中激發了科學進步和政治文明的因素在中國人這里，都變成了腐朽墮落和政治動蕩混亂的種子。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今天為止，170多年的全部近現代歷史表明，一個沒有能力突破自身思維方式的局限、真正實現自我啟蒙和自我覺醒的民族，是無法成為真正的現代民族的。林則徐、魏源、慈禧太后、李鴻章、張之洞，直到孫中山，從靈魂深處和龔自珍是一樣的，如果他們不從自己的靈魂深處改起，發生靈魂深處的革命的話，以他們為主導力量的領袖們，本文所要提出的根本問題是：一個沒有經過真正的自我啟蒙、獲得自我覺醒的民族，能否成為一個現代的民族？自1840年以來的全部中國近現代史的回答是：不能！無論如何也不能把中國領上真正的現代化道路，僥幸取得些一時的進步（如李鴻章那貌似強大的北洋艦隊，如孫中山那推翻帝制形式的政治革命），最終都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這個國家本質上還是“中世紀式”的國家。

　　現代思維模式的本質特征就在于人的理性的覺醒。這種理性包括科學理性和公共理性兩方面。所謂科學理性，也稱之為邏輯理性，是確信世界并不是人們感覺器官所能感受到的表面上的那樣子，人們所能感受到的世界只是某種終極原因通過一層層中間性的原因最終形成的表象，科學的使命就是去探尋那個構成世界的終極原因是什么。在探尋的過程中，人們不斷地搞清楚了那些中間性的原因，并根據那些中間性的原因，創造了一個全新的人造器物世界，也就是說有了牛頓、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有了萊布尼茨、笛卡爾、高斯的數學，人類才能創造出蒸汽機、內燃機、汽車、火車、噴氣式飛機、原子彈等等。所謂公共理性是指人們意識到不能再靠傳統和人們對權力的恐懼作為人類公共權力的基礎，人類公共權力的基礎還必須考慮到人類心中的另一些感情，如人格的平等、機會的平等，以及人類整體的福祉，他們在保留人類權力的強制性權威和一定的階級（等級）差別的前提下，討論國家（或政府）這種人類權力機構的建立原則和運行、更迭原則，討論權力對人發生作用的合理范圍，討論政治斗爭乃至軍事斗爭的規則。在這一系列的討論、實踐中，發展出了現代的國際、國內政治體系。代議制、憲政、政黨政治、人道主義等等，就是這么來的。

　　再來看中國的傳統思維模式，在科學方面，中國傳統思維是一種經驗理性或實用理性思維模式，它只相信人的感覺器官所能觀察到的這個現象界的世界，并沒有從邏輯的因果律推斷出世界表象背后一定存在著另一種決定性的本質原因這種觀念，即沒有建立起對于世界終極原因的堅定信念（這種信念就是蘇格拉底所說的“相”，或柏拉圖所說的“理念”，后來哲學家們所說的“終極存在”）。因此，中國古代沒有發展出西方近代的科學基礎，但是，中國依靠他們對世界表象的經驗觀察以及心靈手巧的工匠們，發展出一整套實用技術，故中國古代只有技術而沒有科學，在中國古代，從先秦諸子到龔自珍，包括那些公認的科學家沈括等人，都沒有這種科學意識。而當西方科學技術的應用性成果呈現在中國人面前時，根本沒有理解這種技術成果背后思想基礎的能力的中國人，只是從經驗直覺的層面接受了西方的科學技術，他們只想要那些具有強大威力的新式武器，最多再想要制造這些新式武器的工廠，而對創造出這些武器和工廠的思想基礎不僅不感興趣，就是明白了這種思想的真實作用，也因為缺乏理解這種思想的心理基礎而無力接受這種思想。從鴉片戰爭之后，到今天為止的170年時間里，中國從來沒有產生過一個真正具有現代科學理念，如培根、笛卡爾、牛頓、萊布尼茨、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大家；從來沒有對人類做出過一次真正具有創造性的科學貢獻。中國的所謂科學家們究其實質，始終是一群學生，一群不斷向外國學習先進技術、但永遠也掌握不了創造先進技術能力的學生。而國家衡量這些科學家水平的標準其實就是衡量他們學習水平的標準，如果這些人中有些探索性的思想萌芽，就會被國家“主考官”按所謂“國際先進標準”判為“不及格”，被逐出這個隊伍。久而久之，這個隊伍的人員也就真和科舉考試出來的那些官員們一樣，在爭相比較誰做的答卷距“標準答案”更近的競爭中，競相攀比著舉人、進士（現在叫碩導、博導、院士）的等級待遇。在這個群體中，從來沒有看到西方科學家們在探索真理過程的坦誠交流；在他們所留下的著作中，看不到一句帶有真正科學理性的話語。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把過去農村能工巧匠的一些陋習帶到現代科學研究過程中，比如他們把自己學到的一些現代科學當作秘不示人的獨門絕技或祖傳秘方，不愿意再傳授給新的學生，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兩種原因，一是出于農民式的心胸狹隘，以為像占有一塊好田一樣可以永久擁有某項先進技術，這項技術就像地里長莊稼一樣，每年給他定期的收獲；另一個原因是出于智力上的無能，因為他們自己也弄不明白這種技術背后的原因，甚至連這種技術的復制性傳播方式也不能掌握。有學者研究過，在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科學家中，每位西方科學家所帶出的學生中還會有多人（少則是3人，多則7人）接著獲諾獎，而華裔的科學家獲獎之后卻再也帶不出能獲諾獎的學生，主要是后一種原因在起作用。

　　由于缺少科學理性（或邏輯理性）的自覺，中國人在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時，事實上只是在學習他們的技術，尤其是見到了實際效果的技術，對形成這種技術的科學思想基礎，沒有能力也沒有熱情去理解，對本土中依稀產生的獨立思考科學的萌芽，則以比西方落后的理由加以扼殺。所以，在近代以來向西方學習所謂科學技術的過程中，中國人學得越刻苦、越認真，就落后得越嚴重，他們用自己傳統的經驗理性思維，割裂了西方科學技術中科學與技術的聯系，并以西方的技術來扼殺西方的科學，或者說把西方的科學技術閹割成中國的實用技術。當中國人埋頭學習的時候，西方的科學又創造了新的技術；當中國人沉浸在剛能掌握這種技術興奮時，一抬頭，發現西方又有了新的技術，而自己辛辛苦苦十幾年學會的技術已經被淘汰了。

　　只要翻一翻西方近代科學革命史，就會看到無數輝煌的名字，如培根、牛頓、萊布尼茨、笛卡爾等等，這些人是大科學家，也是大哲學家、大思想家。可是看一看中國近170年的歷史，我們那些最有名的所謂科學家，沒有留下任何哲學思想，事實上他們可能就從來沒有進入過哲學思考的狀態；再看看我們那些最有名的思想家，如康有為、梁啟超、梁漱溟等等，沒有一個從事過真正的自然科學研究，也就是說整個的中國思想界，從來沒有出現過科學理性的光芒。

　　在社會政治方面，同樣受經驗理性思維方式的影響，中國人對西方政治的理解僅停留在它的外在形式即制度上。所以，近代以來，學習西方政治制度的呼聲不絕于耳，每到危機時刻，就拿出制度變革這面旗幟，鼓動一場又一場的革命，好像有了“立憲制”、“共和制”、“議會制”、“多黨制”、“自由選舉”這些制度形式，就能解決中國落后的問題，但是在人們的思維深處，起作用的仍是“有槍就是草頭王”、“誰更狠誰就勝”的古老傳統。

　　所以，當議會制和多黨制在民國初年引入中國后，出現了軍閥混戰，最終是靠槍桿子解決了問題。在這170年間，中國的思想界從來沒有客觀理性地討論過公共權力的原因和界限，人性的善惡與權力的關系這些基礎的公共理性問題；中國思想家要么忙于革命前激情的煽動、批判和不負責任的許諾，要么是忙于革命后為自己這幫人的血腥與暴力做合法性的辯護；無論什么時代，總是在非理性的攻訐中回避一切政治制度均可能存在的弊端問題，而當問題出現后，再返回以傳統古老的血腥手段解決問題。一切新的制度形式都被裝入了“中世紀式”的舊靈魂。

　　這里要強調指出的是，現代化緣起于人類的思想革命，大約在14、15世紀之后，歐洲的一些國家陸續發生著觀念的變革。我們暫且不去追究形成這種變革的原因這個更為玄奧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本質是人為什么會思維，思維方式是由什么原因決定的這類沒有答案的終極問題），只是強調，現代的科學與政治是在人們思想觀念發生重大轉變的基礎上產生的，不經過這種觀念的轉變（即思想革命），就不會真正進入現代世界。事實上，那些被公認為已進入現代世界的國家也不是一齊同步進入的，英國最早，接著才是法國、美國、德國、日本。沒有一種宿命決定哪一個民族不能成為現代民族，哪一個國家不能成為現代國家，不論我們這個國家的傳統是多么沉重，進入現代世界的希望都是永遠存在的。只是，我們確實需要這樣一場思想革命，不經過這樣一場思想革命，就不會孕育出具有現代理念的科學家、思想家、軍人、政治家，如果這些人懷有的仍是一顆“中世紀”的舊靈魂的話，無論怎樣開放，無論向西方學習什么，中國都不會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

　　在上一節，我想我已經講清楚了不經過真正的自我啟蒙，中華民族就不會成為現代民族的基本道理。在這一節中，我想補充一點對于具體歷史事件的認識。

　　眾所周知，五四運動被視作是一次現代思想啟蒙運動，有朋友以這個事件作為反證，反駁我關于中國近代從來沒有發生過真正的自我啟蒙運動的結論，為此，我想再花些筆墨，說一說我對五四運動的看法。

　　先說這場運動確有新意的地方，一是樹立了白話文的正統地位，將人們的表達方式從文言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用胡適的話說，五四運動是一次文化“復興”運動，因為從古至今人們都是用白話文的方式說話的，只是寫作時改用拗口的文言文，在胡適看來，白話文實在算不上革命，只是讓人們的寫作方式恢復到其自然的說話方式而已）；二是開始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國民性的反省，如陳獨秀、吳虞等人對孔孟之道的批判和魯迅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這種批判意味著對自己“中世紀式”的傳統思維方式的反思，只可惜仍然是以中國式“道德中心主義”的傳統思維方式為批判坐標系，不僅提不出邏輯上的新結論，而且很容易在舊體系內被證偽，因而缺乏真正的打擊力量。這不，不到100年后，孔孟之道又以“國學”的名義，從原來人們心靈深處的隱藏地，變成堂而皇之的官方意識形態了。

　　再看這場運動中那些貌似激進，實則復歸傳統的地方。

　　首先是張揚個性，呼吁個性解放、婚姻戀愛自由，這不又回到了龔自珍、李贄等人的舊路子上去了？當然不是創造新世界的開始，只為新一次造反做準備。接著是學生上街游行、痛打辦事不力的那幾個外交官（當時以及被后來史書沿襲下來的叫法是“賣國賊”），火燒人家的住宅趙家樓，這些受過現代大學教育的新型知識青年的行為是那么酷似當年大字不識的義和團，難道北京大學開設的是神拳道場？再接下來，就是思想導師們的輕率轉向，陳獨秀幾乎一個晚上就從美、法式的自由主義者變成了俄式的布爾什維主義者，這當然不是出于學理上的頓悟，而是美國總統威爾遜原來給中國人“民族自決權”的許諾在巴黎和會上被法國總統克雷孟梭輕易地否定了，徹底地粉碎了中國人的虛榮妄想；而恰在此時，列寧領導的蘇聯開出了誘人的空頭支票：宣布廢除帝俄時代與中國簽訂的各項不平等條約。陳獨秀原來說美國總統威爾遜是世界上第一大好人，現在則說威爾遜是世界上第一大騙子，列寧才是世界上第一大好人，中國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大救星，進而宣告美、法的自由主義已經破產，世界已進入布爾什維主義的時代，中國人應該放棄向美、歐、日學習的道路，轉而“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道路”。陳獨秀也是一位具有典型的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現代思想家，他幾乎沒有任何基于邏輯理性之上的定見，有的只是基于感性經驗上的直覺判斷，在這一點上，他極像被他激烈批判的孔夫子，而絲毫沒有他聲稱要學習的任何一種西方文明（不論歐、美、俄、日）中那些思想家們，如蘇格拉底、福澤諭吉等人的頭腦清楚與執著。他是一位熱血沸騰的英雄，為救國救民不惜坐牢殺頭。但是在盡一個思想家的本份、為民族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時，卻充滿毫無理性的輕率。在威爾遜宣布“民族自決權”的十四點綱領時，難道他就沒有看出來，沒有英、法這些戰勝國的配合，這些綱領豈不是空話？他就不知道，不管美國、法國、英國對待其國內人民是多么民主，對待國際上弱小民族不都是專制的壓迫者嗎？對這些人怎么就能抱那么大的希望呢？當列寧宣布廢除帝俄時代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時，他難道不知道蘇聯也是一個國家，列寧的這項聲明只不過是他們想進入帝國主義殖民地半殖民地后院，減輕西方壓力的外交大戰略中的一個環節？歷史事實再清楚不過了，20世紀60年代，為珍寶島那么巴掌大的一個小島，中蘇兩國兵戎相見，直到如今，海參崴不是還叫符拉迪沃斯托克嗎？陳獨秀看不到這些本質，他不是一個人，而是代表著當時的大多數人，只是根據表面現象，根據別人對自己臉色的好壞，選擇追隨學習的對象。

　　后來的事情就更加“傳統”了，在這場運動中頭角崢嶸的青年思想斗士，如同幾千年間政治大變動時期一樣，紛紛選擇不同的陣營，大體說來無非三派，左派成了共產黨，右派成了國民黨，中間騎墻派號稱是自由主義者；“老謀深算”的右派上來走的就是軍閥割據的老路子，年青幼稚的左派經過血雨腥風的殘酷洗禮，才又找到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這個古老的真理；最終在左右兩派的終極對決中，騎墻派們無墻可騎，只好各找一張“皮”附上。

　　至于科學精神，五四運動中未見到一星半點兒！

　　這就是五四運動的全部內容和后果，置于近代中國并不算長的170年歷史之中，已經能夠看出，它實在不能稱得上是思想解放運動或思想啟蒙運動，相反，只是以激進反叛、貌似新穎，向國際最時尚新派思想學習的形式，完成了向中國古老政治傳統的回歸，而且回歸得十分徹底，白話文的廣泛應用使得那些精英們以新詞藻包裝的舊理念迅速地滲入到社會各個階層，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對社會底層的動員力都空前地強大；無論政治斗爭的勝家是誰，整個社會又接受了一次系統的傳統思維方式的再教育，讓全社會認識到，只有按傳統思維辦事，在中國才能混成老大。

　　誠然，目前的中國，處于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知識分子們享受著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然而，我們也必須如實指出，從思維方式的性質來看，中國思想仍是“中世紀式”的，仍然停留在1840年到1895年間的狀態，仍然徘徊在現代世界之外。

　　請允許我歷數這種“中世紀式”思維方式的表現形式：

　　1．科學體制的壞死

　　中國仍在沿襲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結果的經驗理性舊思路，以更大的規模學習西方科學思想創造出來的外在成果；以更強的徹底性，切斷與這種成果背后科學思想的聯系。好像買回了一筐又一筐煮熟的雞蛋，買的時候還爭相比賽誰買的熟得更透，然后回來一本正經地等著能從這些煮熟的雞蛋里孵出小雞來。聽起來是個笑話，可事實上，這么多年來，中國的電子信息產業、機械制造產業、煉鋼產業、汽車制造產業，不都是這么做的嗎？以最早引進外國汽車生產線的北汽集團和最大的一汽集團為例，當初引進生產線時無不聲稱要在引進的基礎上消化吸收、最終形成自己的創造，可是，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們除了不斷引進、擴大引進范圍之外，又創造出了什么？

　　同時，形成了舉國上下、鐵板一塊的“學習型科技體制”，人才的標準一定是外國人“認證過”的，申請的科研項目一定要有明確的國際標準答案，全部的科研單位和科研人員都忙著按照國際先進標準答案“填表”報項目、做作業，沒有任何獨創性的可能。而且，在越來越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內部，正彌漫著包工頭管理民工和傳銷商激勵下線的粗鄙管理方式：按項目經費數量評價科研人員的水平、職稱、待遇（如房子的大小、社會地位的高低）。這種體制扼殺了真正的科學精神，而如果不是誕生于真正科學基礎上的發明制造，那么產業轉型、結構調整豈不是緣木求魚？

　　只要我們還有些微的良心，只要我們把每一個現在在任何一個“科學家”們聚會上交流的真實內容講出來，就會發現這些“科學家”們聚在一起幾乎沒有討論過一個真正的科學問題，所關心的無非是誰誰又申請了國家級的課題，誰誰又建立起國家級的基地，誰誰又評上了院士，誰誰又當上了博導，誰誰的兒子又出了國，誰誰又換了新的大房子、買了輛新車……這樣的“科學家”群體怎么能創造出科學精神？

　　當然，中國不是沒有具有科學素養的人，不是沒有真正的科學家，但這種人因為不認可“表”上的“標準答案”而申請不上國家級的項目，因而被同行譏之為“沒本事”，被排擠在浩蕩的“科研正規軍”之外，更有甚者，淪為江湖草根的拾荒者，遭到所謂學術界的整體屏蔽（如本刊2012年第一輯中采訪過的甲骨文學者璩效武先生）。

　　2．正在接受新的“鴉片”

　　由于缺乏科學理性的自覺，缺乏對西方文明本質的深刻認識，缺乏對新生事物邏輯后果的理性預見，所以，很多類似“鴉片”的東西正在被我們當做“先進理念”、“新生事物”接受進來，正在毒害著我們民族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

　　例一，汽車工業。中國人將美國人每家兩、三輛汽車的現實當作“美國夢”的指標，進而變成了“中國夢”的指標，激發并放縱了中國家庭對小汽車的需求，并培植出主要讓外國汽車公司掙錢的龐大的汽車工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然而，汽車產業的發展造成的耕地減少、環境污染、道路擁堵，以及石油緊缺，這些負面后果十分嚴重。中國的土地和石油資源，支撐不起每家兩輛轎車的夢想，可是偏偏就走上了這條道兒。為了滿足全民族駕車兜風的夢想，我國的石油對進口的依賴度已上升到60%，國際上不懷好意的勢力正一步一步地借著中國對進口石油的需要，把中國引向戰爭的邊緣。當年，不就是中國人耽于逸樂的天性使得鴉片泛濫的嗎？這種天性正把中國逼向一場新的“鴉片戰爭”——石油戰爭。

　　例二，國際大都市。中國官員好大喜功的傳統加上“對外學習”的時尚風潮，使得各地在發展城市化的過程上，事實上都選擇了以大城市為目標的發展戰略，更有甚者，不少省會城市還號稱學習西方發達國家，提出建立國際型都市的目標，這也是一種“鴉片”。以西安為例，按現在的規劃：西（安）咸（陽）一體，關（中）天（水）一體，整個秦嶺北麓將連成一個長達上百公里的城市區，路面硬化、樓群林立、田野河流消失，秦嶺的生態調節功能將遭到根本性破壞，這個龐大都市內部將存在永遠無法解決的城市病，這種在國外早已被拋棄的發展路數，為什么在我們這里又成了被國家批準的實際發展計劃了呢？

　　例三，動漫創意產業。這是最時髦的產業，一種新型“鴉片”。所謂動漫創意產業，說白了無非是電腦、網絡游戲和電子動畫片。這活兒分兩個環節：一是基礎軟件開發，二是應用這些軟件做出動漫產品。基礎軟件如三D動畫、非線性編輯等軟件的開發是真正有科技含量的活兒，這種活兒都是外國人干的，中國人一個也不會。中國人所能做的只是用外國科技人員開發出的軟件來制作動畫片和網絡游戲，說白了，就是不會造汽車，只會開汽車。然而，近兩年，有關部門和有關地方把所謂動漫創意產業作為新興戰略產業來發展，各地紛紛跑馬圈地，建起創意產業園。這種產業能培養什么？當然不是中國軟件的開發能力，只能培養出看電影、玩游戲的腦殘族！記得當初政府一度還算明白，曾經禁止抑制過“電玩”（即電子游戲）的發展，可是自從看到《功夫熊貓》掙了點兒錢，就守不住魂了，變原來的“禁煙”為“販煙”、“植煙”，這背后，起推動作用的仍是耽于逸樂和急功近利的傳統思維模式。

　　3. 不顧后果地“以美為師”

　　不容否認，中國的思想界、甚至政界，絕大一部分人把美國模式當做了中國的發展目標。人們所說的“國際標準”，其實就是美國標準。不少經濟學家，像當年陳獨秀說“走俄國的路”一樣，聲稱“市場經濟是人類普遍性的道路”（為什么就不能全面客觀地分析一下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各自的好處與弊端，以理性的語言，而不是這種政治煽動家的語言告訴人民：沒有任何一種經濟體制是盡善盡美的，只能在互相融合中，在不斷調整中滿足人們發展經濟的需要呢？）。很大一批所謂自由思想家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改革需要頂層設計”等等，無非是說，只要把美國的政治體制原樣搬進中國就萬事大吉了。這種不負責任的想象，最大的經驗證據就是美國本身的強大、先進與富裕，特別容易獲得同樣具有經驗理性思維方式的國民的認同：美國能用那種制度搞好，我們為什么不能？而且滿足了人們“拉不出屎來怨茅坑”的自我推托心理（人們都認為是制度不好，而不是自己的思維方式不好才導致的中國問題）。這種思想狀態與陳獨秀當年“以俄為師”的思想方式何其相似！

　　4． 以“開歷史倒車”的方法解決新的現實問題

　　唐德剛先生在評價袁世凱時，曾經深刻地指出，袁世凱曾經幻想過以新手段解決新問題，但當新手段解決不了新問題時，就“開歷史的倒車”，用恢復帝制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結果當然是失敗。

　　今天依然如此，比如，有些學者試圖以科舉制的某些理念和方法來解決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甚至權力分配不公的問題，這就是一種“開歷史倒車”的思路。比如聲勢越來越大的“國學運動”、“祭祖運動”、“恢復儒家禮儀”運動，真不知道這些人想干什么？他們抓住中國古代思想家關于修身養性的片言只語，罔顧那些傳統思想與腐朽、落后、享樂主義的內在因果關系，事實上在加強傳統思維方式的穩固性，關于“孔孟之道”，前輩的先知先賢們做出了那么多精辟的批判，而今天的所謂“國學大師”怎么就視而不見呢？

　　5. 有證據支持的偶像崇拜

　　在當今中國，有兩種思想人物最受歡迎，一是所謂的儒學大師、佛學大師、道家大師、易學大師、中醫養生大師等（可統稱之為國學大師），依我的看法，這些人統統是自己心知肚明的騙子。可是很多中國人就信這個，因為他們說的話符合自己的心理需要，而他們舉出的證據（當然都是類似于偽教的養生治病療效或義和團打拳念咒喝下的符水之類的證據），也被那些心理脆弱到需要以幻想來安慰自己的人所接受。另一種大師是所謂西學大師，這類大師的證據就是別國的先進經驗包括先進的科技、先進的管理理念、先進的經營理念、先進的制度等等，這些證據確實在國外存在一些，但大多數人并不知道那些東西背后的支撐力量是什么，只要聽一聽會講外語，號稱游學過西方先進國家的人念叨，就覺得這些人是科學的先知先賢。豈不知，這些仍然以實用主義的經驗理性閹割別國思想成果的人，所販運回來的仍是“國藥古時丹”。

　　然而，“國學大師”和“西學先知”們卻成了當下中國的思想偶像，這當然不是因為他們代表真理，而僅僅是因為他們適合了絕大多數人的心理要求：這些人需要一個玄遠古奧的祖先形象來安撫自己脆弱的心靈，也需要一個來自異國他鄉、法力無邊的新救星，來拯救自己在現代科學世界中越來越落后、越來越力不從心的沉淪狀態。然而，這些“大師”和“先知”真能拯救他們嗎？170年的歷史經驗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夠了，如此羅列下去會沒完沒了的。證據已經足夠充分了：那就是由于我們沒有經歷過真正的自我啟蒙，所以又陷入到了1865-1919年之間的精神狀態，所以，迫切需要一次真正的思想革命。

　　什么是真正的思想革命？就是依靠自己的理性力量，獨立地思考科學問題，獨立地探索未知世界，建立起真正的探究世界終極實在的研究事業；就是客觀理性地從自身的思維天性和民族傳統出發，思考哪一種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能促進科學思維的存在與發展，促進人與人之間既有差別、又和諧共存的社會政治關系。我們需要做科研，是那種不為評職稱、不為掙經費而從事的、只為探索真理的科學研究；我們需要平和客觀地分析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優缺點，民主制與貴族共和制的優缺點，需要一種沒有明確取法對象，需要靠自己原創智慧與實踐自然形成的新體制。這種革命，不需要以所謂制度突破做前提，也不需要國家經費支持作保障，需要的只是中國思想者們客觀理性的自我反思，而且，最最重要的不是批判，而是建設，是拿出真正有份量的科學著作和哲學著作。

　　思想革命是一種內在的革命，它意味著突破自己已有的思維模式，超越那延續了兩千多年的思維局限，在一個未知的新世界里，尋找自己的思想生長點。

　　這一步是非常艱難的，覺悟這事兒最難了，不開竅就是不開竅，好像始終被蒙在水底下的魚，幾乎看不見水面上的陽光，更看不見陸上的草地。然而要說快也快，就是一層窗戶紙，捅破了也就沒什么了。我們面臨的可以說是由魚變鳥的考驗，能不能變得過去，只有天知道。但是，我們畢竟已經看見了天空，看見了大地，已經看見了在天空大地之間自由飛翔的鳥兒，所以，我們必須變，必須變得像鳥兒一樣會飛翔，這個方向是不容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