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硬剛國會！關稅權爭奪戰打響，美國三權分立要變天？

當地時間11月5號，美國最高法院的庭審現場，氣氛明顯不同于常規法律討論，更像是行政權與立法權圍繞“權力領地”的一次正面博弈。

表面看爭議聚焦關稅政策，實則核心問題清晰：特朗普政府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征收關稅，是否侵占了憲法賦予國會的專屬權力？

這類直接影響企業經營與民眾生活的重大決策，是否必須經國會明確授權，而非由總統單方面決定？

總統征稅越界了

熟悉美國政治體制設計的人都清楚，征稅權是國會最核心的“固有權力”。

美國建國初期，制憲者便在憲法中明確將征稅與關稅征收權劃歸國會，本質是通過代議制民主制約行政權擴張，避免行政首腦憑借稅收工具突破權力邊界。

從法律實務角度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的立法初衷，是應對恐怖襲擊、跨國軍事沖突這類突發性、明確性的國家安全威脅，而非解決貿易逆差這類長期存在的經濟結構性問題。

從權力制衡邏輯出發，這場辯論的意義早已超越關稅政策本身，全球化背景下，行政機關常以“國家安全”為由推動權力擴容，但權力邊界的松動往往具有不可逆性。

最高法院此次裁定的關鍵，在于為行政權與立法權劃定清晰紅線，這條紅線的位置，將直接影響未來美國三權分立體制的平衡走向，甚至可能成為后續行政機關行使經濟調控權的參照標尺。

一邊講法理，一邊怕麻煩

法庭上的觀點交鋒，本質是法理原則與現實操作的碰撞。

美國司法部副總檢察長索爾代表政府立場，提出“危機應對論”：特朗普政府認為，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已對美國經濟穩定與國家安全構成雙重壓力，關稅既是貿易談判中的重要籌碼，也是防范其他國家貿易報復的“緩沖機制”，若當前關稅協議被廢除，美國企業可能面臨更具針對性的貿易壓制。

卡根從憲法文本原意出發，明確指出征稅權與對外貿易監管權，自憲法制定之初便是國會的“核心權限”，屬于行政權不可隨意觸碰的底線。

從權力制衡原理看，總統可主導貿易談判策略，但稅收作為調節經濟的核心工具，必須經過國會的民主審議流程。

畢竟若總統能隨意將經濟問題定義為“緊急狀態”，進而繞過國會行使征稅權，三權分立的制度設計便會失去實際意義。

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則更關注裁決的現實影響：若最高法院最終判定關稅違法，最直接的連鎖反應便是向已繳納關稅的美國進口商退還稅款。

從行政實務角度看，這不僅會給聯邦政府帶來巨額財政壓力，更會引發行政流程混亂，海關需梳理海量歷史交易記錄以核對退稅金額，企業則需等待漫長審批周期才能收回資金。

對本就受貿易政策波動影響的企業而言，這類后續操作無疑會加劇經營負擔，而司法裁決若只緊盯法律條文、忽視現實落地難度，反而可能引發新的民生問題。

往后怎么走？

盡管庭審爭議激烈，政府層面已釋放明確信號：即便最高法院認定當前關稅的法律依據不成立，特朗普政府也不會輕易放棄這一政策工具。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庭審前便公開表示，若《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的援引不被認可，政府將尋找其他法律依據支撐關稅政策，確保政策連續性。

從國際貿易政策穩定性角度看，這種“換依據延續政策”的做法，短期雖能維持政策連貫，長期卻會損害美國貿易政策的公信力。

在國際經貿合作中，政策合法性與穩定性是合作伙伴的核心考量，若其他國家發現美國關稅政策可通過“更換法律依據”靈活調整，而非基于固定法律框架制定，將大幅降低對美國貿易環境的信任度。

畢竟對任何經濟體而言，與政策缺乏確定性的伙伴簽訂長期協議，都意味著更高的合作風險。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場爭議已超越法律范疇，延伸至美國政治運行的深層問題。

若最高法院支持總統立場，可能為行政權擴張提供新的空間，未來行政機關或可通過將更多問題定義為“緊急狀態”，繞過國會行使決策權。

判定總統越權，雖能強化國會在經濟政策中的話語權，但結合當前美國兩黨分歧加劇的現狀，后續貿易政策制定可能陷入更嚴重的行政與立法對立，進一步延緩政策落地效率。

受影響最直接的，是美國進口商群體，無論最終裁決結果如何，他們都將面臨經營不確定性：若裁定關稅違法，退稅流程的漫長等待可能占用企業流動資金，對中小企業而言，資金占用周期的延長可能直接影響現金流。

關稅通過其他法律依據延續，企業則需重新調整進貨渠道、核算成本，供應鏈的反復變動將增加運營成本。

結語

從美國政治體制演進視角看，這場關稅權爭奪本質是體制內部的一次“自我校準”。

最高法院的最終裁定，不僅決定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存續，更將為未來總統與國會的權力邊界定下基調。

當前全球化進程面臨調整，貿易保護主義趨勢抬頭，美國這場權力博弈的結果，不僅關乎其國內權力平衡，也為其他國家在制定貿易政策、完善權力制衡機制時，提供了一份值得參考的現實樣本。

如何在應對經濟挑戰與維護制度原則之間找到平衡，仍是各國共同面臨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