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姆達尼們會毀掉紐約甚至美國么？是的

紐約人民的好騙程度讓人吃驚。

他不過是把一些已經證明將帶來災難的政策，換了個名字而已。

各位好，昨天《》一文，簡單談了一下我對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的一些觀感，其中某些觀點，尤其是紐約可能在這位左翼市長的帶領下重蹈底特律覆轍的觀點，引發了一些爭論，很多讀者（甚至是一些久居美國的朋友）自信的認為事情不會發展的那樣糟糕，尤其是紐約是一個已經有數百年歷史的名城，天然稟賦、歷史積淀和長期形成的協作網不會讓紐約淪落到那一步。

另外，我也看出來了，很多人歸根結底還是覺得馬姆達尼沒有那么糟糕、或者說可怕，無非就是加加稅，鎖定一下租房價格，公交免費，增加一點基層福利而已。福利主義社會北歐也在搞啊，而且搞得挺好的的么，不要對左翼、穆斯林、90后有那么多偏見，只有川普代表的右派才會將之視之為洪水猛獸……

我知道，這種觀點不僅在華語圈，甚至在歐美，其實信奉者是大有人在的，甚至后者可能還比前者擁躉更多些，就像我昨天引用的阿克頓勛爵的話——人類對烏托邦這種事，總懷有著一種美好而不切實際的好感與向往。

所以我決定再多寫一篇文章，聊聊我對這個問題的一些想說的話，讓大家對烏托邦在冷靜一點。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2013年的時候出過一本名叫《21世紀資本論》的著作，

這本書的主旨就是認為“貧富差距不是意外，而是資本社會發展的必然”，而且該書認為隨著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如果沒有政府介入管控，貧富差距會越拉越大，因為皮克特認為在技術日新月異的情況下，資本的獲益效率已經遠遠超過了勞動的獲益率，甚至大于了經濟增長率，這就意味著財富在無可避免的向著少數人口集中。

所以作者開出的藥方就是政府出手進行高稅收、強管控，提建議征收每年不超過2%的全球性財產稅，并結合最高到80%的累進所得稅，以縮小貧富差距——這兩個數字其實都非常可怕，激進到不像是一個正經經濟學者提出來的東西。倒是確實和馬姆達尼的思路有相似之處——更或者說，后者所代表的新左翼思潮的崛起，就是從前者那里得到了理論支持。

我們不否認《21世紀資本論》和馬姆達尼們對現實的批評也許有其合理之處，但是——

首先，批判和否定現實的正確，和得出的解決方案正確是完全的兩碼事。這就好比一個二把刀醫生能準確診斷你得了感冒，并不意味著他建議你吃點“人中黃”或者干脆喝符水跳大神的治療方案也是正確的。

僅從人類以往的歷史來看該書的主張和馬姆達尼的施政綱領，是一條已經被驗證徹底錯誤，并且造就了無數災難的道路。

比如馬姆達尼“凍結一百萬套租金管制公寓的房租”的競選許諾，我印象中沒錯的話，全世界之前搞這一套搞得最狠的，就是馬姆達尼的原生祖國印度了。

早在1947年，印度就出臺過《房租管制法》，強行限死了孟買、德里等大城市的房屋租金價格。但是半個多世紀的過去了，印度在房租管制法的“庇護”下并沒有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美好愿景。恰恰相反，由于《房租管制法》對市場狂妄而粗暴的干涉，這導致70%的私人房東拒絕出租房屋，流入市場的那一部分房屋也長期鎖定在一批其實并不那么需要它們的租客手中。形成驚人的住房空置率與貧民窟擴張并存的奇觀。

2011年統計顯示，孟買核心區有4.8萬套豪宅長期空置，而僅一墻之隔的達拉維貧民窟，1800人共用一個廁所。

而在美國，以房租管制而論，執行的最嚴格的城市可能恰恰是紐約，紐約在這方面可謂“美國小孟買”，早在1942年就因二戰而通過戰時法案鎖定了房價，只不過好歹是資本主義首都，之前的歷屆政府好歹多少尊重一點市場，每年知道開個聽證會商討一下房租要不要上漲。不過這次馬姆達尼可算是來了把大的——直接聽證會也不開了，房租直接凍結，還一凍就要四年，如此公然騎在經濟規律臉上輸出的行為，一定會導致市場最嚴厲的報復。

當然，許多美國人的確在抱怨房租和物價的上漲，可是很多人并不去想這幾年物價飛漲是為什么——難道不是因為拜登政府在18個月的疫情里整整超發了4兆美鈔么？

民眾的短視可能是出于他們的窘迫與無知，而政客的明知故犯，恐怕就只能源于出于野心的惡意欺騙了。

事實上，你觀察一下馬姆達尼其他的施政綱領，其實都有這種把已經證明失敗甚至有毒的施政藥方改個名字重來一遍氣質——所謂“市政平價超市”，難道不就是“供銷社”的代名詞么？所謂“可負擔性”，難道不就是“大鍋飯”么？美國老百姓可能對這些詞匯不熟，那他們不妨來中國找還有相關記憶的老人打聽一下，這些已經作古的歷史名詞當年究竟實施效果如何。

還是很多正經經濟學者批判《21世紀資本論》時所提到的那個問題——作者利用部分數據，片面強調了資本收益相比勞動收益的懸殊與不公，但他卻忽略了討論，比資本收益更能與勞動收益拉開差距的收益方式是什么？是“權力收益”，公權力利用行政命令或壟斷，強行鎖死某一個產業的定價權乃至交易形態，或者直接插手進行強行的再分配。人類歷史上這種“權力收益”的方式對“勞動收益”壓制與掠奪的時間之長、程度之劇，都遠遠高于《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所著力批判的“資本”。甚至毋寧說，人類能在近代發明以資本主導而非權力主導的生產模式，已經是偉大的進步了。而這幾年西方左翼的古怪思潮，卻是要求人們因為現實的問題把時代倒回去——著實是很難理解持此主張的人到底是蠢還是壞。

雖然一個印度裔穆斯林號召建立一個北歐社會主義福利城市的組合有點奇怪，但想把美國社會改造的跟北歐一樣，這個想法不是馬姆達尼首創的，我記得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民主黨候選人里有個叫伯尼·桑德斯，就拿這事兒當旗子打——“美國應該建成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像芬蘭”，他當時公開就這么說。所以桑德斯老先生還有個昵稱，叫“桑書記”。

這個口號當時也很忽悠一批人，尤其是大學剛畢業租不起房子的大學生和剛在美國立足的第一代移民，一看還有這好事，馬上就一呼百應了。

所以這是一種近幾年一直在美國中下層民眾中涌動的思潮，疫情中福利主義帶來的通貨膨脹，反而更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福利的熱望。終于出現了馬姆達尼這樣一位市長。

然而事實上，北歐國家高福利的背后是高度同質化的社會結構、長期穩定的財政體系與全民共識，而紐約則面臨種族多元、貧富懸殊、財政赤字和官僚效率低下的現實困境。馬姆達尼所倡導的激進議程也許是立意良善，卻缺乏對城市復雜性、社會文化結構不同的審慎考量。簡單將北歐模式套用于紐約，完全無視了制度移植中的水土不服問題。歷史表明，脫離實際條件的福利擴張往往導致稅基流失、服務癱瘓與中產外逃。底特律的衰落，也許并非單一誘因造成的，但過度依賴政府干預、政客為了討好選票占大多數的中下層民眾，一味用征稅傷害城市中最有活力的財富創造階層，導致城市精英大量出走，一定是這個城市衰落的最主要誘因。

以底特律的故事來看，這個轉折往往只需要一屆市政府，幾年的時間——政府征收財產稅或高額所得稅，城市精英開始遷出，企業成批倒閉、遷走，政府不得不對剩下的企業和富人征收更重的稅收。一旦這個惡性循環形成，其慣性就是難以阻止的。

尤其是在美國，由于沒有戶籍等限制，各州又有不同的州憲法，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人口遷徙非常容易，你看馬姆達尼此次當選之后，田納西和德克薩斯等紅州已經紛紛表態，愿意張開雙臂擁抱“紐約難民”，要吃足這次“紐約跌倒”的紅利了。

當然，正如很多讀者所說，紐約建立數百年，它的群聚效應和協作基礎很多是搬不走的，但我也從沒說過，精英人口的遷徙流動就一定是一場“零和游戲”，事實上，這幾乎肯定是一場負和游戲——精英人口逃離即將對他們開刀的紐約，前往其他城市立足，事業要重新起步，鏈接要再次形成。短期綜合收益期望整體為負，但誰該為這種負和博弈負責呢？總不能是逃走的精英人群吧？他們不跑，難道留下來等著挨宰么？

200多年前，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派專政的“恐怖十年”砍下了大化學家拉瓦錫的腦袋，有人就評論說，“法國人砍下這顆腦袋只需要一秒鐘的時間，但讓這樣聰明的腦袋重新長出來，卻要花不知幾百年的時間”。

這就是激進左翼——或者我們換一個更純粹的詞匯——這就是激進主義在人類歷史上一再呈現出的兇蠻之處——他們長于毀滅遠遠大于長于建設，正如他們長于用美好的烏托邦去鼓動民眾，遠遠大于長于實現這些烏托邦。

所以若說此次紐約市選舉給世界帶來了什么啟示，那大約就是民眾在大多數情況下確實是盲目的，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社交網絡、短視頻等媒體的下沉，讓許多原本沒有能力深度理解社會運行邏輯，也不屑于做這種思考和理解的底層受眾可以憑著一個視頻胡亂的行使自己的投票權——84%的紐約青年女性，投票給了一個穆斯林男性新移民，很多人的理由，可能僅僅是因為看了一個他許諾動用公權力強行降低育兒經費的視頻。

人類的一大天性，是相比于那些真正有效、但卻復雜解題思路，永遠更喜歡簡單粗暴的強迫他人乃至掠奪——如果公權力承諾代大多數人這么干，大家就更喜歡了。

而人類的另一大天性，就是我們特別討厭學習，尤其是討厭學習歷史，因為我們（尤其是進步主義者）總懷有著一種致命的自負，以為我們比古人聰明的多，不會重復前人曾經犯過的錯誤。

但事實卻是，當人們在忘記歷史時，人們重復歷史的錯誤。當人們記住歷史的時候，人們精準的重復歷史的錯誤。

馬姆達尼的當選和紐約某些必然的未來，若說還有什么好處，就是讓人類重新復習一遍某些妄念的代價時什么。

“你可以指望美國人做出正確的事情——當他們把所有的錯誤都嘗試了一遍之后。”——溫斯頓·丘吉爾